蔣經國: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文-陳祖芬

1982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當時大陸官媒很是熙熙攘攘了一番,被稱為“廖公不計前嫌,虛懷若谷,令萬民仰慕,讚譽不絕,而致蔣信亦成為中共開拓和平統一大道的一座輝煌的里程碑。從寫作角度評價,致蔣信堪稱上品佳作。析事論理、表情達意、佈局用語及格式規範等皆恰到好處,令人嘆服。”但後文如何,就沒有人提了。事實上,當時的蔣夫人宋美齡也是回了一封公開信給廖承志的,但內容實在太尖銳了,大陸也就只好裝作不知道了。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臺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臺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域,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臺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党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于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臺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致廖承志公開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余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余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阽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劫藍鋼車案後,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只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暖氣,又無膳食飲料,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姐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在鐵獅子胡同,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餘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餘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瞭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餘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

  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乃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分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

  觀諸黃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後,得統一廣東。接著以北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前夕,余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再次稱廖黨代表對本党之勳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雖未及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余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為不任事與不足之意),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歷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鬥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雲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一“正式”統計數字,由1966年開始,到1976年10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萬人,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雲南內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饑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思,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或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蹟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系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著,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污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迭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注“牲牲”眾多也。)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佈,人權尊嚴,悉數蕩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順祝安謐

  民國71年8月17日

  宋美齡

  宋美齡致廖承志公開信後的第三年,74歲高齡的蔣經國在臺灣再度當選連任總統。蔣經國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眾人都沒想到的一條新路。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戒嚴令,並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令島內民運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會,民主進步党成立。反對黨公然成立這還了得?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蔣經國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Graham女士時,告知臺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10月10日,蔣經國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後,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臺灣民主憲政之門。馬英九在聽到蔣經國親口說要開放黨禁、報禁時,當即被一股“我們正在創造歷史”的電流擊中,但國民黨要人則紛紛質疑,“國策顧問”沈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分明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這些只是為臺灣結束黨權世襲、一黨專制提供了法律、理論基礎,蔣經國實施的軍隊非黨化、取消學生三民主義的政治考試、剝離政府部門的專職党職人員等措施則是結束黨權世襲、一黨專制的實際行動。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党”成立,結束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制”的局面。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因心臟病逝世。而他所開創的歷史性變革以巨大的慣性繼續向前。

  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中對蔣經國的評價也許最為平正:“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亞洲時報》方德豪寫的評論說得好:“雖說蔣介石是獨裁者沒錯,但這段歷史早已過去,蔣家王朝最後一名強人蔣經國也把臺灣民主化了;民進黨不斷重提歷史傷痕,對社會的族群融合可謂是毫無幫助”。 “眾人皆知馬英九屬蔣經國隔代欽點的接班人,是國民黨的太子党,但他卻選擇了族群融合,……馬英九深耕台南,把兩岸政策向中間路線靠攏。他的調整,符合了臺灣民眾渴望維持現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期許,切合到主流民意的最大公因數。所謂此消彼長,民進黨這一敗,實在是歷史的必然。”方德豪還說:“從民主政治發展的角度,臺灣這次選舉說明了一點:只要有適當的條件(如言論及新聞自由,理性及教育素質良好的選民),民主選舉是可以很好的制約和調節極端的政治路線的。臺灣的選民,這次就用它們的選票說明了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作用,即民主可以有利於社會穩定;而這個證明,恰恰是發生在華人的社會內的。中華民族,絕對是有能力和應該推動民主,也是應該培養發展民主政制條件。”他說得很有道理。

  蔣經國兒媳蔣方智怡稱蔣經國晚年開放黨禁、推動臺灣“民主化”並非形勢所迫,而是順時而為。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不是蔣經國的開放黨禁使國民黨衰敗,而是挽救了本來已在衰敗的國民黨。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轉為真正依靠民心、立黨為公的政黨,也才能更健康地生存下去。當初蔣經國順應歷史潮流,人民自然不會忘記他,誠如廖承志所言:“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蔣經國本人“可謂忠孝兩全”。

  在蔣經國身上有許多優良品質,但最重要的,還是他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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