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胡適是一心一意要中國現代化的

《胡適文存》初集1921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四卷四冊。按胡適自序說：“是我這十年來的文章，因為有好幾篇不曾收入，故名為《文存》。”《胡適文存》四集是胡適學術研究中的精華，在民國一版再版，影響很大。陳西瀅1927年推選新文學十部傑作，《胡適文存》列在首位。

1979年，《胡適文存》交由社科院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耿雲志負責校訂工作。

但第一卷排出校樣，校訂進行了三分之二時，出版工作突然被叫停。耿雲志聽到的消息是，上邊有人反對出版胡適的作品。

《胡適文存》的出版計畫就這樣夭折了。胡適在五十年代遭到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全國性的大批判，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觀念也成為批判的對象。改革開放之後，胡適的研究仍然放不開手腳，畏首畏尾，動輒得咎。

此時，有人將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一套《胡適文存》輾轉送到了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案頭。胡耀邦看了胡適的書以後寫了一個內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兩個人：一個是孫中山，中國現代化的先行者；一個是胡適，胡適是一心一意要中國現代化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胡明記得："這個批示一下來就很厲害了，很多胡適的書很快就出來了。”

自此，胡適作品的出版慢慢放開，逐漸成了熱門專案，胡適研究也逐漸成了“顯學”。主張出版胡適的著作，當然也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等人的著作的出版。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政治現代化起到了其他理論家無法起到的作用。

自1979年開始，被禁書籍如潮水一般湧向文化市場。書店裡突然擺滿了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的各種作品，無論是自然科學的，還是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不僅是這些作家的作品，還有中國與外國古典文學著作。文化食糧突然豐富，一下子把80年代的文化發展建立在50年代的文化基礎上。

而重新認識胡適的意義，正如耿雲志後來在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的序言所寫：“對於歷史上那些非共產黨的甚至反共產黨的學者、思想家、藝術家等人物不應該僅僅根據他們對共產黨的態度來評價他們，而應該主要以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究竟做出什麼成績來作為評判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