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與伊藤博文對華政策十大相似之處

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國恥與傷痛。甲午戰爭不僅是硝煙散盡的一段歷史悲歌，也給今天的中日關係留下了一些棘手的現實問題，並可能長期影響兩國的未來。

這是因為，首先，中日之間的釣魚島問題正是以伊藤博文內閣利用甲午戰爭秘而不宣竊取釣魚島為發端的。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從法理上講，釣魚島必須根據《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連同臺灣一併歸還中國。但是，日本竭力將釣魚島歸屬與《馬關條約》切割，回避在甲午戰爭中竊占釣魚島的非法行徑之史實，並企圖借助美國插手而永久霸佔釣魚島。迄今，不僅日本政府對甲午戰爭沒有反省，釣魚島之爭反而成了日本針對中國加強自身軍事力量的誘因之一。

其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發動甲午戰爭的罪魁禍首之一伊藤博文同屬日本長洲藩（今山口縣）出身，對華戰略思想具有某些共同的“政治DNA”。當前的中日關係與甲午戰爭前10年有諸多相似之處也絕非偶然，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安倍晉三與伊藤博文的對華政策十分趨同所致。我們不妨就此做一些對比。

其一，為對付中國而建立的舉國安全體制頗為相似。二戰結束以來，安倍內閣首次建立日本統攬國家軍事、外交的舉國安全體制。2013年12月，安倍內閣首次成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簡稱日本國安會（NSC）。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日本戰後第一個統籌外交與軍事指揮的“司令塔”，實現日本政府各相關部門相互配合，無縫銜接，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及民間機構在平時和戰時的舉國合作體制。

安倍首相在國會就設立國安會作說明時稱：“朝鮮開發核武器及其導彈威脅，中國缺乏透明性的軍事力量增長、在周邊海域活動的急速擴大，導致圍繞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進一步惡化。”日本已開始討論擁有打擊敵方基地、先發制人的軍事能力，日本相關部門還制定了各種奪島作戰預案。

這與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舉國軍事體制十分相似。日本伊藤博文內閣曾於1886年針對當時的清王朝和朝鮮組建了中央軍事指揮機關——參謀本部。1889年日本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起天皇獨攬軍政大權的絕對統治，並分別成立了陸軍和海軍參謀本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在廣島建立了大本營，明治天皇親自坐鎮，在軍事、外交、情報和輿論等方面進行統一指揮。

其二，針對中國擴軍備戰的戰略取向十分相似。安倍內閣擴軍備戰計畫與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內閣有相似之處。2013年12月17日，安倍內閣出臺日本戰後首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新的《防衛計畫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在未來5年將加強針對中國的軍事力量、軍事部署和軍事演練。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宣稱，“為了維護和發展開放而穩定的海洋，日本將發揮主導性作用”“對於改變現狀的嘗試，日本將冷靜且毅然應對”。

2014至2018年度，日本防衛費總額將上升至24.9萬億日元（約2400億美元），年均增加3%。從2014年4月起，日本消費稅從5%提升至8%，2015年可能再提高2%，達到10%；2011年“3·11”日本東北大地震後，日本實行公務員減薪10%以上，如果這些財政收入全被用於軍事開支，就會使人聯想起甲午戰爭前日本曾為造艦而減薪10%，以及天皇帶頭動員全國募捐的歷史。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首次把增強軍備和軍事部署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日本將加強奪取、守護和利用海島要塞的作戰能力。安倍執政前甚至主張在釣魚島常駐日本自衛隊，執政後自知力不從心，後果嚴重，於是退而求其次，暫時把重點放在防止中方登島。為此，安倍內閣決定在宮古島、石垣島部署導彈部隊；採購水陸兩用戰車、“魚鷹”直升作戰運輸機等，以待機而動。

實際上，早在1885年日本便欲佔有中國釣魚島，但因感到力不從心而暫時擱置。但在甲午戰爭勝負已見分曉之時，日本認為“今昔形勢已殊”，便果斷秘密佔有了釣魚島。歷史不會重演，但以史為鑒可知興替。

其三，安倍修憲與伊藤立憲的目的頗為相似。安倍晉三最大的政治目標就是在任內修改日本憲法或制定一部新憲法。2010年日本自民党在野時就曾提出所謂的“新憲法草案”，其中包括恢復天皇的國家元首地位；把自衛隊改為國防軍；規定為保衛日本國民的生命和自由可以在國際上使用軍事力量；要強化日本公民保守國家機密的意識等。由於日本自民黨尚未獲得國會眾參兩院三分之二議員席位，難以實現修憲，故暫時採取靈活解釋憲法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

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被稱為“明治憲法”，是日本首部憲法。伊藤博文是制定這部憲法的組織者和起草者之一，因而他曾被稱為“明治憲法之父”。該憲法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是萬世一系的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作為國家元首統帥全國，統帥陸海軍……事實證明，日本明治憲法確立的天皇制是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根源之一。現在，安倍力圖否定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或許成為所謂“平成憲法之父”就是今天的“安倍夢”。

其四，向海外派兵的藉口十分相似。為所謂保衛日本國民而向海外派兵是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外動武的一貫藉口。日軍1894年大舉侵入朝鮮半島並發動甲午戰爭，1918年武裝干涉蘇維埃，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等，其藉口之一都是所謂的“保護日本僑民安全”。2013年11月，日本國會通過了《自衛隊法》修正案，允許在海外撤僑時派遣自衛隊並可攜帶重武器裝備。這是日本對現行憲法的一次實質性突破，是把自民党未來修改憲法相關草案的某些內容提前通過制定或修改個別法律的形式逐一進行落實，使現行憲法形同虛設。

其五，親臨琉球前沿做軍事動員的姿態十分相似。安倍晉三與伊藤博文都曾親臨琉球前沿島嶼視察並做軍事動員。2013年7月17日，安倍視察石垣市海上保安本部時宣稱：“中國公務船頻繁接近和徘徊在尖閣諸島（中國釣魚島列島）周邊海域，領海警備形勢越來越嚴峻”，要求堅持不懈實施警戒。安倍強調：“尖閣諸島（中國釣魚島列島）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國際法上來看，毫無疑問都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我們沒有退後一步的想法。”安倍還對宮古島的日本航空自衛隊基地人員訓話稱：“在日本西南地區的領空侵犯急劇增多，相關警戒警備已成為極其重要的課題。宮古島的基地是資訊收集、警戒監視和進行偵察活動的重地。”

無獨有偶，時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於1887年11月到琉球前線視察。伊藤博文當時率領陸軍大臣大山岩（甲午戰爭時期日本陸軍第二軍司令，旅順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海軍軍令部長仁禮景範等，搭乘3艘日本當時最先進的軍艦，在沖繩作了為期6天的視察。伊藤博文還作了一首題為《奉命巡視琉球》的漢詩：“誰知軍國邊防策，辛苦經營方寸中。”已故日本學者井上清曾指出：伊藤視察琉球的目的“當然是為發動對華戰爭做準備”，這一點已被史實所證明。

其六，通過各種方式刺探、搜集中國情報十分相似。甲午戰爭前，日本制定對華作戰方案，首先通過各種方式刺探當時清朝的情報。自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開創近代日本外交以來，日本尤其重視輿論戰、情報戰與外交戰相結合。在甲午戰爭前10年，日本就曾向清朝派出一批批間諜，搜集各種情報，用於制定對華作戰計畫。

如今，建立國安會（NSC）的主要職能之一就是搜集和研判有關中國的各種情報，制定對策方案。日本有關部門正在加強針對中國的情報工作，尋找中國的“軟肋”，制定各種奪島方案、作戰計畫。日本一方面不斷要求中國增加透明度，另一方面於2013年在國會強行通過所謂《特定秘密保護法》，限制本國公民的知情權，壓縮媒體資訊披露的自由選擇空間。這種做法不僅難以服人，反而洩露了日本安倍內閣開始從情報角度加緊備戰的天機。

其七，煽動反華民族情緒支持增強軍力的做法十分相似。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戰後以來首次超過日本，一些日本人很不適應、很不自在，認為再不抑制中國，今後恐將更加被動，而美國重返亞太及其再平衡戰略則可以充分加以利用。

2010年9月發生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以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甚囂塵上。日本右翼勢力污蔑中國不僅要奪取釣魚島還要奪取沖繩，在搞霸權；2012年野田佳彥內閣的“購島”鬧劇更是激化了中日矛盾，日本媒體對中國一些城市發生的抗議遊行及個別極端事件大肆報導，醜化中國，轉移公眾視線。

伴隨釣魚島之爭及中日政治關係惡化，2013年民調顯示，受訪者中對中國無好感的日本民眾超過90%。類似現象在甲午戰爭前也曾出現。例如，1886年中國軍艦到訪長崎發生械鬥事件，日本便出現強烈的舉國反華民族情緒。當時日本兩次邀請北洋艦隊訪日的目的之一，就是以清軍軍艦如何之強大激發日本民眾的危機感，從而齊心支持明治政府大力擴軍。今天，歷史的教訓同樣值得汲取。

如今，安倍內閣在釣魚島問題上竭力拉攏美國對抗中國，積極開展國際輿論戰。從2012年9月起，中國公務船在釣魚島海域執法巡航常態化，而日本媒體則報導為“對日本領海的侵犯”。安倍內閣還決定在日本教科書內寫入所謂“尖閣列島”（中國的釣魚島列島）屬於日本，最近又計畫出資約6.8億美元在國際上宣傳日本有關領土問題的立場。2013年11月23日，中國宣佈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日本國會通過決議要求撤銷，並動員國內外輿論對華施壓。

其八，利用國際矛盾組織對華“包圍網”等做法頗為相似。目前，安倍內閣正把中國作為類似前蘇聯那樣的主要對手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安倍內閣雖未摘掉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看板”，但實則已擺出一副戰略對抗的架勢。安倍內閣在加強日美同盟的同時，打著所謂“積極和平主義”旗號，拉攏一些國家在中國周邊甚至全球形成牽制中國的戰略格局，並爭取國際社會認可日本行使與美國等國聯合作戰的所謂“集體自衛權”。

冷戰時期，日本追隨美國對抗蘇聯和中國，如今則是安倍內閣拉美國一起對抗中國，而美國的真實目的則是利用日本制裁俄羅斯、牽制中國。今年4月，奧巴馬訪日期間發表的美日聯合聲明便折射出這一歷史的相似點。類似情形在甲午戰爭前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曾出現過。當時，日本就曾主動利用英俄或美蘇矛盾，拉攏英、美等國站在自己一邊，以利對抗和入侵中國。

其九，離間中朝並利用韓國內部親日勢力的伎倆十分相似。日本一直企圖利用朝鮮半島的尖銳對立，通過加強同韓國軍方的情報合作、聯合演習，向韓國軍方滲透。面對來自中韓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上的對日壓力，安倍內閣採取了首先緩解日韓關係、拉攏韓國，再集中對付中國的戰略。

日方對中國設定防空識別區反應強烈，但對韓國擴大防空識別區的態度則截然相反，目的之一即在於此。2015年，安倍內閣還將利用日韓建交50周年，設法促使韓國首先把舉起的拳頭放下來，實現日韓首腦會晤，防止中韓進一步聯手對日。安倍內閣對朝鮮的秘密接觸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其目的一是在中朝之間打進楔子；二是對韓國打“朝鮮牌”；三是爭取在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上再獲突破，提高安倍在國內的支持率。

安倍內閣力圖加強與韓國軍方合作，與當年伊藤博文內閣的戰略思路頗為相似。伊藤內閣曾竭力拉攏當時朝鮮內部的親日勢力，扶植政治代理人。甲午戰爭前，日本就通過派遣軍事教官等方式向朝鮮半島滲透，甚至以武力為背景製造宮廷政變，扶植大院君上臺。最終日本變朝鮮半島為其殖民地，伊藤博文成了第一任韓國統監。

其十，對華作戰先滅中國海軍的戰略謀劃部署十分相似。安倍內閣與伊藤內閣都對中國發展海軍採取對抗姿態和措施。安倍內閣未來5年擴軍備戰的主要目標是：加強針對中國的海洋戰略，保持東海制海權和制空權，強化對中國海上行動範圍、行動方式的監控，並牽制中國海軍的發展。

為此，日本將採購美制F-35新型戰機，加強宙斯盾戰艦的反導能力，以圖在必要時針對敵方主要艦隻實施瞬間飽和式攻擊，一舉全面摧毀。與此同時，日本還將向菲律賓、越南提供海上保安艇，從南海牽制中國。黃海、東海、南海都可能成為未來日本針對中國海軍設下的戰場，而重點可能在釣魚島海域及宮古海峽為主的東海。

在甲午戰爭前10年的1885年，清政府建立海軍衙門，臺灣府升格為臺灣省，1888年清朝北洋海軍成軍。於是，伊藤博文內閣開始針對中國制定日本海軍造艦計畫。其目的是通過黃海海戰摧毀北洋艦隊，獲得制海權，霸佔臺灣、山東及遼東半島，統治朝鮮半島。

綜上所述，儘管時代不同，日本目前還難以復活戰前那種軍國主義，在現行《日本國憲法》框架制約下也難以主動對中國開戰，但上述現象表明，安倍內閣正在利用釣魚島爭端，通過任意解釋憲法，擺脫戰後的國際秩序束縛。安倍內閣的對華政策，有向甲午戰爭之前伊藤博文內閣對華政策方向演變的危險性。

這不僅導致釣魚島爭議成為中日關係嚴重惡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也必然導致中日矛盾成為東亞地區的主要矛盾。一旦中日因釣魚島擦槍走火，安倍內閣很可能借機造勢，爭取一舉達到修憲的目的。屆時，中日關係將在危險的軌道上越滑越遠。

以上我們分析了安倍內閣與伊藤內閣的十大相似之處，說的全是客觀事實。那麼，這些事實，能給全中國人民帶來什麼警示呢？

警示之一：中國自強不息方能抵禦外患，增強綜合國力必須軟硬兼備。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對於中國來說，無內亂則外患難至；靠人幫不如靠自強。中國要不斷增強硬國力與軟國力。在硬國力方面，科技、經濟強，國防方能強。在軟國力方面，要不斷提高法治化、科學化的正確決策能力與落實執行能力，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甲午戰爭前清朝經濟總量曾超過日本，但還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於中國海軍力量薄弱；陸軍鎮壓國內農民起義，自相殘殺；清廷腐敗，決策失誤，士氣不振，一盤散沙。

因而，中國夢的實現決不能只以GDP所反映的經濟規模總量來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產力水準的先進性，以及在此基礎上是否擁有堅實的國防力量。同時，要維護好國內社會政治穩定，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前，估計日本可能還會受到國內外某種制約，但其後日本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可能增大，只有日本國內和平進步勢力增強，政治右傾化受到抑制，中日關係才有望重新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

警示之二：中國要高度重視日本，全面深入研究日本，採取科學有效、區別對待的對日政策。從歷史上看，日本民族歷來爭勝好強，危機意識、情報意識、細緻調研能力和集團合作精神都很強。但日本一些領導人缺乏哲學思維、正確的戰略思考和國際政治倫理，遇到障礙會做策略調整，而不遭徹底失敗則很難改弦更張。

歷史上，日本對沙俄、美國都是在處於相對劣勢的情況下，以先發制人的偷襲方式發動戰爭，而非在擁有絕對優勢時才開戰。因此，21世紀東亞的和平與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日本能否自我約束，以及能否受到國際社會、國際秩序的有效約束。日本歷來與強者為伍，但是否對外使用武力，關鍵要看《日本國憲法》第9條能否繼續得到遵守。今後，日本憲法如何修改將決定日本國家模式如何轉型、國家戰略如何調整，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中日關係、日美關係的走向。

雖然日本自我標榜為民主國家，但日本在國家決策過程中，日本普通民眾實則很難直接發揮作用。這是因為，日本對外政策由內閣決定，日本立法和國家財政預算由國會決定，日本人民在這一決策過程中沒有直接發言權。例如，在《特定秘密保護法》問題上，日本民眾通過媒體輿論、集會遊行等難以改變自民黨在國會佔據多數席位所擁有的決策權。

日本人民的政治作用主要體現在日本眾參兩院選舉和地方選舉的投票選擇權。而問題在於，在日本政治右傾化抬頭的情況下，各政黨對華態度趨同，日本選民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但不可忽視，日本民眾對政府的錯誤如果強烈反對，還是可以形成一定的輿論壓力。

因此，中方更需要把握日本政情脈絡和社會思潮變化，重視並加強同日本各政黨、各大媒體、各智庫、各友好團體高品質、有成效的交往，把握中日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善於團結日本人民。即便在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對日本廣大人民和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魁給予區別對待。

戰後，日本之所以“服美、親美”，不只是原子彈的威力，更有賴於美國扶植、保護日本所形成的利益紐帶，以及“自由、民主”價值觀和美國文化滲透所形成的精神紐帶，在網路等新媒體大發展的時代，中國應該更加重視國際媒體與對日公共外交，擺事實、講道理，在解疑釋惑的細節與針對性上多下工夫，同時要避免過猶不及地說過頭話，做過頭事，客觀上造成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警示之三：需要促使日本決策層樹立可持續安全的大戰略思維，培養自我糾偏能力。日本決策者往往習慣于盯著局部想全域，而不習慣從全域思考局部。因此，日本往往是盯著中國看世界，總想如何利用各種力量對付中國，而不善於從世界全域和時代潮流看中國，選擇順勢而為。日本決策層對國家利益的理解狹隘，缺乏自我戰略糾偏能力，更缺乏大戰略思維。他們不善於同亞洲鄰國及世界不同類型的國家尋求共同利益的融合，而有誘使或迫使別國服從本國利益的戰略偏好，容易在具體問題上斤斤計較，搞你輸我贏。這是導致日本對外戰略決策失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鑒此，著眼長遠，促使日本決策層轉變戰略思維定勢與看問題的角度至關重要。例如，應該促使日方正確理解21世紀以來在傳統國際格局以外出現的非傳統國際格局及其對中美形成新型大國關係的影響；正確看待和平的多邊主義與暴力的多邊主義兩種世界潮流的較量、影響及日本可取的國際戰略選擇；促使日本把本國利益與鄰國利益和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相融合，思考制定可持續安全的大戰略。這樣，日本或許才會認識到，企圖誘導、利用美國在軍事上抗衡中國根本行不通；企圖通過利用行使集體自衛權，聯合多國對中國推行“暴力的多邊主義”也註定會失敗。

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和“積極的和平主義”的基本方向應該是：積極參與和平的多邊主義，抵制暴力的多邊主義，促使中美日俄四大國關係平衡發展，在加強日美傳統關係的同時推動中日韓合作、“10+3”合作等，從而使日本成為在亞太地區受尊重、受歡迎的和平發展力量。而如何促使日本認識到這些，也是一個地區性的新課題。

2014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續安全”的亞洲安全觀並獲得與會代表贊同而寫入《上海宣言》。這可以概括為“可持續安全四項原則”，即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與可持續安全。可持續安全戰略涵蓋國內國際兩個安全大局、傳統非傳統兩大安全領域。它是把本國安全利益與國際社會共同安全利益相融合的大戰略。21世紀，如果中日兩國領導人都具有可持續安全大戰略思維，中日之間或許就可以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改善雙邊關係就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

甲午馬年，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今年8月1日至29日，筆者有幸分別應邀出席了在臺北首次舉辦的“甲午風雲、寶島悲歌”專題圖片展及相關研討會，走訪了臺灣抗日志士的家鄉及當年日軍在台登陸地鹽寮；在大連出席了“甲午戰爭120年來的中日關係”研討會並參觀萬忠墓、日俄監獄及旅順港；在威海劉公島海面出席了“甲午戰爭120周年海上公祭儀式”，並出席了相關研討會。這些活動，引發了筆者有生以來對甲午戰爭最深刻的思考。現將參與這次兩岸三地活動的三首詩恭錄如下，與讀者共勉：

一、保釣衛國歌（慰旅順）

琉球國興中華封，

中山王滅薩摩獰。

明清日寇倭刀狠，

甲午遼東鐵蹄腥。

寶島臺灣哭無淚，

要塞劉公怨難平。

釣島風波今又起，

國恥勿忘警鐘鳴！

二、威海甲午祭（慰威海）

甲午烽煙獸寇狂，

黃海血染威海喪。

臺灣被割埋禍根，

北洋遭滅遺患殤。

驅敵壯士戰沙場，

抗日英豪衛國疆。

紅旗漫捲迫倭降，

光復人間萬年長！

三、甲午臺灣情（慰基隆）

基隆港灣炮聲隆，

挫法抗倭海波紅。

忠魂熱血拋將盡，

鹽寮失守敗猶榮。

寒暑半百月難圓，

春秋七十國未統。

複疆英烈遺願在，

兩岸不統天不容！

（劉江永/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