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須去政治化

過去我們常說，教育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但是，歷史和現實卻無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國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錢學森們，毅然衝破重重阻力，紛紛回歸，報效祖國;而如今，我們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卻紛紛跑到美歐日澳等發達國家，去接資本主義的班。

 　　2019年4月，我度過了80歲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實的“80後”。

　　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校園的生活──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接著又留校教書直至退休，退休後依然住在校園裡!這一輩子，我與學校結下了不解之緣，也一輩子經歷了新中國的“教育改革”。因此，我很想在有生之年談談自己對教育的幾點拙見。

　　1952年，全國高校實行院系調整，全盤學習蘇聯，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開了新中國成立後教育改革的序幕。

　　往事歷歷，我依然記憶猶新。讀初中時，我學的是英語，髙中和大學改學了俄語。念高中時，學的是米丘林學說，並把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斥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現在，事實證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是對的)。1958年我上大學時，國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主張培養黨的馴服工具，讓人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砸爛了“舊教育”，全國停課鬧革命，從1966年至1969年大學4年不招生。1970年開始招工農兵大學生。工農兵大學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實際水準只有小學程度，能叫大學生嗎?文化大革命實際是革文化的命，毀了教育，毀了一代人。1977年，恢復高考，第三次開啟了教育的大改革。隨後，又有1985年的教育體制改革，2000年前後的高校合併、教育產業化……

　　如今，教育改革已折騰了幾十年，直至2007年10月24日，時年91歲的申泮文資深院士仍然在質疑：“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過去我們常說，教育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但是，歷史和現實卻無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國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錢學森們，毅然衝破重重阻力，紛紛回歸，報效祖國;而如今，我們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卻紛紛跑到美歐日澳等發達國家，去接資本主義的班。

　　如此看來，說什麼培養這樣那樣接班人，這種提法本身就不科學。我認為，教育像科學研究一樣，本身並沒有什麼階級性，沒必要給教育強加什麼政治使命。

　　我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的首屆畢業生。科大是1958年創辦的。不是我“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認為，科大辦得比較成功。一位科大89級的校友曾給我發了個英文郵件，譯成中文如下：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中國自1949年後高等教育史上成就最令人驚奇的。在一部長達6小時由美國製作的《中國：一個世紀的革命》文獻片中，只介紹了一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對80年代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有幾分鐘介紹，這是影片中介紹的唯一的一所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如果有一天有人寫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1958年到現在最重要的大學。

　　也許你會說，上面這些話是科大學生說的，不足為據，誰不說自己的學校好呢?但是，科大培養的本科生中，當選為兩院院士的比率高於千分之一，高居全國高校之首。另外，根據2000-2010年發表論文的引用率而確定的全球最優秀的100名材料學家名單中，前5位中有4位是中國科大校友——楊培東(第一)、殷亞東(第二)、夏幼南(第四)、孫玉剛(第五)，令人稱奇[3]。僅舉上述二例，已足以說明，科大在人才培養上是成功的。

　　我在科大學習、工作、生活了6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認為，以下三點也許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相比其它學校做得好。當年，給我們上課的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等大教授，再加上校領導比較開明，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安排，全聽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說了算。

　　在此，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據黃吉虎回憶，錢學森給科大1958級近代力學系講《火箭技術概論》，期末考試從上午8點30分開始考試，是開卷考試，可以帶講義和課堂筆記，甚至做過的作業。考試一共有兩道題目，第一道是概念題，占30分，這道題還比較好做，第二道題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沒有一個人交卷。錢先生一直在考場陪著同學們。到中午了，錢先生說，先去吃飯吧，吃完了午飯回來再考。說真的，午飯誰也吃不好，腦子裡一直在想著這道難題。當時的考風真好，在飯廳和來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試題，沒有互相討論的。那時的人們都認為，作弊是十分醜惡的事情，所有的同學都自覺遵守考試紀律。大概在下午三點多鐘，陸續有四位同學暈倒，被監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餘同學繼續苦戰，一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卷了。考試成績出來後，卷面竟有95%的同學不及格。當時，誰敢責問錢學森，你的書是怎麼教的?誰敢責問錢學森，你的題目是怎麼出的?等黃吉虎他們快畢業時，錢學森說，你們的數理基礎不行，得延長半年畢業。二話沒說，黃吉虎他們就延長半年畢業，教授說了算。從這個例子，我想足以說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辦學”相對也比其它學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科大給學生講課的全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專家，當時的口號是“全院辦校，所系結合”。1970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合肥，給我們上課的專家都沒來合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們這些猴子就稱“大王”了，誰願研究什麼課題，就研究什麼課題，絕無人干涉。1980年，我在美國碰到一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說，她想做什麼課題，必須經她老師同意。老師要她做什麼課題，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師三十年代有過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發展，落伍了，她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我還只是個講師，選什麼研究課題全由自己作主。並且科大下遷後，不少新的校系領導都是我們的同學，相互直呼其名，誰也不敢擺領導的架子，所以整個科大民主氣氛特濃。後來等我們這些“猴子”當了教授，我們嘗到過學術自由的甜頭，科大學術自由的風氣自然也一代一代往下傳。

　　第三，科大相對的比其它學校寬容。

　　科大第一任黨委書記郁文收羅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單位認為政治上有問題的年輕人，充實科大的教學隊伍，有人說，郁文發了筆“洋財”。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又保護了這筆“洋財”，才有科大今日之發展。所以，正因為科大的寬容，能做到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相容並包”，才有科大今日之發展。我在科大學習、工作、生活六十年，對科大的寬容深有體會。我在科大一輩子沒挨過整，一輩子沒整過人，就得益於科大的寬容。在此，我再講個自己的親身經歷。有一年，我與國內外三十多位朋友編《F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編。

　　一天，我接到老幹部處打來的電話，說是接省裡的通知，要我們編的書暫停。我到老幹部處找這位給我打電話的老同志，申述理由，這位同志最後答應我們可以繼續編。領導請我“喝茶”時，我多次講，我一輩子都感謝這位老同志的寬容!

　　和老幹部處給我打電話的同一天，福州市領導也登門找林祥榕。第二天，福州市領導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實交待。林祥榕說;“我都八十歲了，還有什麼可交待的?我就認為FLZ了不起!”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一比便可知科大的寬容。

　　其實，這三條決不是科大的創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過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因此，科大只是根據這三項基本原則，按教育規律辦教育而已。

　　退休後，我一直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美國原是殖民地，建國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頭號強國，這是為什麼?我想，這必定與美國的教育有關。緊接著的問題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談三點淺見。

　　第一，美國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導學生獨立思考。網上有文說，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親自為美國小學撰寫的誓詞是:“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作判斷。”  。

　　我的初稿曾送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科技史王作躍教授審閱。他指出，上面這段話不是傑弗遜所講，而是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卡爾·賽根(Carl  Sagan)在1992年7月4日，在傑弗遜故居芒特切羅的獨立日慶祝會和入籍儀式上的講話。

　　他說：“……所以，在我看來，作為一個公民的一部分責任就是不要因為恐懼而隨大流，而應該保持質疑。你們幾分鐘之後就要進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你們的誓言裡應該包含類似下列的內容：‘我承諾我將質疑我的領導們所告訴我的一切。’這倒真是傑弗遜的思想。‘我承諾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諾去發展我的思想獨立性。我承諾加強自己的教育，這樣我就可以做出獨立的判斷。’而如果這些話不是你們誓言的一部分，你們還是可以做出這些承諾的。在我看來，這些承諾將是你們給你們的國家【美國】的禮物。”

　　雖然不是傑弗遜說的，而是卡爾·賽根說的;不是小學生誓詞，而是公民誓詞中應新加的。但兩者的本質是一致，美國公民應該做到這三點。

　　美國教育強調懷疑精神。耶魯大學校長萊文在回答“大學生最重要的任務”時說：“首先，對學生來說，就是要對任何事情都提出質疑。第二點是學習，雖然你應該先提問題，但你需要學習、讀書，以得到更多的資訊來回答這些問題。最後是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學會如何獨立思考。”科學的本質是懷疑，正是這種懷疑精神培養了創新精神。而我們的教育則要求學生聽話，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要堅持這個，堅持那個，這不許懷疑，那不許妄議。（防失聯看更多請加微信VC21012注明讀者）

　　第二，美國的教育是前鬆後緊。美國父母送孩子上小學時，說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學習!”據我所知，美國是從高中開始抓緊的，到了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幾乎是“玩命”。美國大學是寬進嚴出，美國大學4年，對美國學生而言是最勤奮的4年，積蓄人生能量的黃金4年。

　　然而，我們的教育有個口號，“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從小學甚至幼稚園開始就抓得很緊，這種補習課，那種培訓班，幾乎使人眼花繚亂，小學生就忙得不得了。

　　我們的教育是前緊後鬆，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學後就放鬆了。而中國的大學又是嚴進寬出，學生幾乎個個都能畢業。中國大學生是放鬆的4年，很不利於人才的培養。

　　第三，其實這一點對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二點更重要。美國和西方的教育是獨立的，行政權力不能干預。英國有個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學是英國政府辦的，政府出了很多錢。

　　幾百年的老校了，它有個傳統，招生不只看考試成績，還有個三人教授考核小組的面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大概10多年前，英國北部某郡的一個女孩子考了滿分，那個郡的人就認為滿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組考察後覺得她素質不行，沒有要。這個郡的議員就要求議會干預，因為這偏遠地區好不容易有一個。

　　英國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說情，副首相也去，布雷爾也去。但牛津說這是幾百年的傳統，學校無權更改考核小組的結論。布雷爾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別人談到牛津，就說牛津太古板了，不與時俱進。牛津的學生、老師對布雷爾非常不滿意，就取消了授予布雷爾的名譽博士。這件事鬧得不亦樂乎，最後牛津還是沒有收這個學生。

　　英國政府和布雷爾確實干預了，但絕對沒有說，“錢都是我們政府給的，你不能不聽話，何況還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學也就敢這麼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給面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讓學校按規律去辦到最好。難怪牛津大學現在還是世界一流。

　　美國的大學校長和系主任都是學校自主，在全國甚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學第 27任校長拉裡•薩默斯，是從400人的候選人中、經過9個月的逐層選拔，真可謂“精挑細選”產生的。哈佛大學第  28任校長德魯·福斯特搜尋工作歷時一年，是何等慎重!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任命的，豈能與此相比。

　　行政權力對教育的干預筆者是深有體會，幾十年教育改革瞎折騰就是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科大下遷完全是行政權力干預的惡果。

　　改革開放後，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發展，我很高興，但我也覺得有不少問題，令人擔憂，在此談兩點淺見。1.“教育產業化”的口號和做法，我認為是錯誤的。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全民的素質，教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振興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就重視教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作為戰敗國非常困難，但日本政府咬著牙重視教育，才有今日之發展。

　　十八大之後，我們科大來了幾百外國留學生。我的左右鄰居住的都是外國留學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們一個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錢簡單裝修了一下，家俱全是舊的，一件新家俱都沒買。

　　僅是裝修，包括購買家用電器，我總共花了十幾萬，是我這輩子花的最大一筆錢。而外國留學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學校花錢裝修的，家俱、家用電器配備齊全，都是新的。科大哪來的錢，全是老百姓的錢，納稅人的錢!

　　2018年3月，新華網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佈：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我國教育部發佈的2018年教育預算清單[9]中得知，2018年來華留學生的預算總數高達33億2千萬元，來華留學生資助標準，一個普通的本科生，資助高達6萬7千元，博士接近10萬元!

　　為什麼我們不能把納稅人的錢化在我們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化在外國留學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誰能給我一個解釋?

　　我來自農村。1952年小學畢業時，可以去考紹興一中。可我的初中是在農村念的，因為農村的學校距我家近，且我念的初中的師資力量並不比城裡的初中差。

　　可是，現在農村的教育資源比城裡差得很多很多!1955年我初中畢業時，很多農村同學去杭州制氧機廠工作，沒有一個人說他們是農民工，他們的子女都成了城市戶口。

　　1958年我高中畢業，大學招生在分線面前人人平等，不像現在，考名牌大學，安徽的錄取分數線比北京要高很多。憑什麼北京的錄取分數線可以低很多?理由何在?我們是進步，還是退步?哪位能給我一個解釋?“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這是我的座右銘。退休後，雄心己無，但良心未缺，想到這些，我的良心很不安!

　　我念書的時候，小學、中學的學費都很便宜，上大學不要學費。現在，我的外孫女上一個好一點的幼稚園，一年要兩萬多元人民幣。須知，  2017年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過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多一點點。

　　科大校友潘榮華對我說，佐治亞州有一個Hope scholarship program,  高中畢業B以上，上本州公立學校，就免學費。科大校友陳祥旭對我說，加州州立大學的平均學費，滿額在$8000 上下，但是，每年的實際平均學費只有 $3500  左右。

　　也就是說，可能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都獲得了各種形式的減免。很多經濟困難的家庭根本就不用支付學費。頂級私立大學，比如斯坦福大學，家庭年收入$12  萬以下(具體數字也許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學費。

　　社區學院(相當於國內的大專)，每年學費應該在 1000  美元左右。而我們的教育，如今成了壓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這是教育產業化的後果。教育本是為了提高國民素質，豈能作為賺錢的手段，它違背了教育道德。

　　眾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應保護青少年免於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在世界歷史中，首創在青年人當中搞黨派政治團體的人是德國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團組織，讓青年人給他反動政治當炮灰。

　　張伯苓是位老教育家，張伯苓本人是基督徒，也是國民黨員，但他在學生中既不宣傳基督教，也不宣傳國民黨教義，而是保護師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擾，讓學生安心為祖國復興複強而學習。（防失聯看更多請加微信VC21012注明讀者）

　　西南聯合大學校長梅貽琦教授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張在大學教育中推行黨派政治教育，西南聯大沒有政治課。西南聯大的高等教育是最成功的，傑出人才輩出。

　　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他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

　　現在，有的大學在學生中招“資訊員”，還有報酬，據說，連續當三年資訊員，可以免試保研。“資訊員”的職責是專門收集老師的錯話，向上彙報。誰能保證不說錯話?我奉勸同學們千萬別去當“資訊員”，別做這種缺德的亊。

　　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在參加WTO之後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國際上經濟發展的遊戲規則，國家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我國的教育要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

　　以上是我的書生之見，也許是錯誤的，今冒大不諱，大膽進言。不少人是臨死前才講真話，我不想。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肯定知道問題的答案，他只是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我遠遠沒有錢先生聰明，總是笨頭笨腦，直來直去。

　　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的一小部分，估計還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回答，主要是不敢繼續回答。

　　有一句話說的好，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應該讓人講真話!

　　致謝本文定稿前徵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見，尤其是經數位中國科技大學校友多次審閱、修改，深表感謝!我過去寫文章，從不請人修改。而這篇文章，我寫了近半個月時間，寫了十幾稿。我寫學術論文還從來沒有這麼費勁過，更沒請人幫忙修改。這篇文章是我花的時間最長、最費勁的。我這個人講話一貫直來直去，不知道講真話也要有技巧和策略，第一次學技巧，所以才費勁。

　　可以說，此文是集體之作，反映了眾多人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