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x懷特｜中國的人力資本赤字與社會火山情景

馬丁·金·懷特教授（Professor Martin King Whyte）

哈佛大學國際研究和社會學教授。

龔鵬程教授：您好。我很想聽聽您對中國和東歐的後社會主義過渡的比較。

馬丁·金·懷特教授：龔教授，您好。中國的後社會主義轉型經驗與東歐和蘇聯的前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類似轉型非常不同，而且要成功得多。 幾乎沒有人預料到，中國會在啟動轉型後的近40年裡享有兩位數的增長率。(也很少有人預測到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會經歷最初的急劇蕭條，然後在1989/1991年以來的幾十年裡只有溫和的復蘇和緩慢的增長)。

雖然中國驚人的增長表現是沒有預料到的，但回過頭來看，有多種因素共同解釋了中國為什麼做得這麼好（而且比其他轉型經濟體更好，越南是部分例外）。

首先，是選擇增長戰略的時機和國家自主權問題。 顯然，中國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早開始了系統的市場轉型，在1978年而不是1989年之後。當時，中國幾乎沒有外債，而且與世界經濟相當隔絕，因此能夠制定自己的改革路線，而不必聽從外國經濟學家、銀行或資本主義政府的建議和要求。

而中國選擇的道路涉及到一位經濟學家（巴瑞·諾頓）所說的"從計畫中成長"。換句話說，中國沒有採取 "大爆炸 "或 "休克療法 "的方式，迅速將國有企業和財產私有化，向外國投資開放，在全球交易所釋放貨幣，解雇多餘的工人和削減員工福利，而是在最初讓國有企業和財產基本保持不變，雇用他們的工人，經濟相對受到全球市場力量的保護，同時允許私營和外國企業出現和經營，個人改變工作和居住地點，家庭農業取代集體農業，等等。

換句話說，在一種被稱為"摸著石頭過河 "的方法中，改革者允許非社會主義企業和行為者逐漸出現，並與現有的國有企業和計畫生產競爭，從而對國有企業產生壓力，使其進行內部改革，變得更有效率，使其產出更多地面向市場需求，而不是計畫目標。

雖然"休克療法 "的宣導者聲稱，國家和市場組織和激勵措施的共存不會奏效，但在中國，它的效果出奇地好，直到現在，經濟中最有活力和生產力的部分，以及最多新工作的來源，一直是非國有部門，包括私人和外國投資。（私有化和低效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縮減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那時替代性就業來源已經大量增加。）

中國戰略的第二個關鍵部分是，從中央計畫的社會主義體制轉向，不是通過模仿西方社會的現代工廠和公司，而是利用國家的位置和文化遺產，主要遵循日本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方法，臺灣、韓國和其他亞洲四小龍已經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這通常被描述為 "飛雁 "式的發展方式，日本是V字隊形中的領頭雁，其他四小龍經濟體和隨後的中國則排在後面)。

由於日本的經濟增長是通過生產大量廉價的製成品在富裕國家銷售而開始的，這種方法最初似乎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一直在製造對外國消費者有吸引力的商品。然而，事實證明，中國的條件是非常合適的，因為在日本和其他四小龍經濟體，勞動力成本在20世紀70年代一直在上升，公司正在他們的邊界之外尋找，以獲得更便宜但勤奮的勞動力。中國可以提供大量這種廉價而勤奮的勞動力。

此外，在散居國外的中國人中，特別是在香港，有大量的企業家和公司，他們在海外銷售商品，建立生產、品質控制和行銷程式以滿足外國商業規格方面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他們願意甚至渴望參與協助和投資中國新生的市場導向型公司。

事實上，在中國經濟繁榮的最初幾年，中國的主要外國投資來源是香港，而不是西方國家。 來自香港的投資很快就被臺灣、韓國和日本（然後是歐洲和北美）的公司大規模投資所取代。

東歐企業沒有機會獲得類似於這種偶然的和支援性的外部人力和經濟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幫助啟動了中國的繁榮，當他們試圖迅速將其公司私有化，解雇多餘的工人，並生產商品在西方市場銷售時，結果是普遍失敗，大量失業，以及公民的健康和壽命的嚴重下降。

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轉型中取得更大成功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涉及冷戰。 朝鮮戰爭後，中國面臨著大多數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貿易和投資禁運，不得不把自力更生的發展作為一種美德。 但在1960年與蘇聯決裂以及隨後幾年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包括1969年的邊境小規模軍事衝突）之後，毛澤東再次尋求 "靠邊站"，但現在是朝向美國，而不是蘇聯。

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美國的反應是，從試圖孤立中國到歡迎涉及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交易，並試圖協助該國的經濟發展，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不那麼隱蔽的議程是，中國和美國將共同反對和抵制蘇聯。

因此，幾乎在一夜之間，中國開始從近乎完全的自給自足轉變為與全球經濟最親密的國家之一。顯然，當東歐國家和前蘇聯的各個部分在1989年後開始他們的轉型努力時，不再有冷戰或威脅性的世界大國，可以激起促進他們轉型和經濟增長的反應。

中國取得更大成功的第四個重要因素是，鄧小平和改革者有能力拆除社會主義經濟機構，向外部世界開放，同時保持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權力控制。

相比之下，在整個東歐和前蘇聯，啟動市場轉型的努力與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的垮臺相吻合。這種差異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中國共產黨能夠保持對變革進程的實質性控制，並在很大程度上維護社會秩序，而東歐和俄羅斯的原民主立法機構最初的大量抗議和混亂，以及薄弱的決策權使得後社會主義體制有序改革變得非常困難。 而這些國家最初的經濟蕭條對其新的政治領導人和結構構成了更大的挑戰。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國之外，還有一個相對平穩和成功的後社會主義轉型發生在越南。而在越南和中國，中央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被放棄了，而共產黨的統治卻保持不變。

人們可以指出中國更成功的其他可能因素。 例如，中國比東歐國家要窮得多，農村也更多，這意味著有更多的移民勞工，他們從農業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製造業和建築業工作，可以推動經濟增長。

也許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特特點，如高度重視學校教育，重視創業活動，以及強大的家庭傳統，家庭可以分擔在新的市場環境中運作的負擔和風險，有助於中國的成功。

有一組非常大的問題籠罩著這場討論。 未來會怎樣？ 中國已經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急劇上升到中上收入國家的地位，能否通過在世界富國中佔有一席之地來繼續其崛起？

儘管迄今為止的經濟記錄令人印象深刻，但這一進展的成功絕非完全有保障。這裡需要指出的是，1978年後促成中國經濟急劇增長的各種因素不再對中國有利，在某些方面，它們可能會阻礙中國的進一步崛起。

這一點，在改革初期的幾十年裡，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戶口制度和農民工方面尤其明顯。 中國不再有如此龐大的廉價農村勞動力儲備，中國的工資正在上漲，外國甚至國內的製造商都希望將生產外包給其他國家，如柬埔寨和菲律賓，以保持其產品的競爭力。對農村人口教育需求的歧視和忽視，使中國出現了人力資本赤字，將阻礙國家的崛起。 先進的西方國家也不再盡力協助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面臨著外國對貿易、技術轉讓和科學合作的限制，這些可能阻礙中國崛起。

此外，由於其獨特的人口歷史和加速的老齡化，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既是幾十年來獨生子女政策的產物，也是經濟增長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的產物，滿足老年人需求的基礎設施不發達，資金不足（可能會壓倒他們的獨生子女），因此，資源和行政精力將不得不從普遍關注的創造經濟增長中轉移出來。(雖然中國仍然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其人口的平均年齡現在已經超過了美國的平均年齡，延續了中國 "先老後富 "的軌跡)。

簡而言之，近幾十年來，中國在創造增長、提高民眾收入和教育水準方面比其他國家（不僅是其他後社會主義國家）要成功得多，但能否找到新的方法來克服中國現在面臨的主要外部挑戰和國內障礙，以繼續國家的崛起，還有待觀察。

教授：對當代中國的城鄉關係，您最新的研究如何？

馬丁·金·懷特教授：幾個世紀以來，農民一直可以自由遷徙到城市，甚至是海外。在1949年之後，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將獨特的戶口制度和遷徙限制結合起來，將全國大量的農村人口（占當時總人口的80%以上）固定在土地上。農村的健康、壽命和大眾教育有了一些改善，年輕人中的文盲幾乎被消除了。

但儘管如此，大量的農村人口仍然深陷於赤貧之中，並被切斷了遷移和非農的機會，直到1978年改革開始之後。(許多其他社會，以及帝國時代的中國，都有戶籍制度，但這些制度的目的只是為了記錄公民的居住地，當他們遷移時，他們很容易在新的地點登記，並在那裡獲得全部權利。只有在中國，戶口身份是一種半永久性的，甚至是繼承性的身份)。

改革啟動後，發生了兩個有點矛盾的重大變化。 首先，遷移限制被放寬，然後基本取消。這樣，農村居民，特別是農村青年，就可以遷移到城鎮，追求更好的機會和更高的收入。

但與此同時，農村的高中教育基本上崩潰了，因為年輕人為了外出打工而輟學，農村的高中也關門了，全國高中學生總數從1977年的1800萬下降到1983年的630萬。隨後，農村的高中教育逐漸恢復，但進入新千年後，農村戶口的年輕人的教育程度仍然很難超過初中水準，即使城市戶口的年輕人發現越來越容易獲得大學入學。 (1998年後，中國大學招生的大規模擴張，使城市戶口的年輕人受益匪淺。研究表明，儘管學校教育的大規模擴張，農村和城市在教育機會方面的不平等實際上隨後增加。）

直到2006年左右，農民工的子女不能進入城市公立學校，除非他們的家庭支付特殊的高額費用。即使在2006年之後，在最大的城市裡，農民工家庭在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城市公立學校時也面臨著相當大的障礙（因為本地戶口的孩子有優先權）。

即使他們成功了，流動人口的孩子一般也被禁止在初中畢業後繼續上學。他們的城市戶口同學可以參加中考，繼續讀高中，然後參加高考，進入大學，但流動人口青年一般不能。他們要麼找工作（有9年的學校教育），要麼回到他們父母所在的農村地區，試圖進入農村的普通高中，或者進入職業性高中（鑒於許多職業性高中的品質不高，他們在畢業時對就業市場的準備可能並不比入學時更好）。

鑒於這些障礙，許多農民工留下或將他們的孩子送回村裡由祖父母照看，導致大量的"留守兒童"（通常估計有6000萬），他們獲得基礎以上的教育前景是暗淡的。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即使在小學階段也不得不上寄宿學校，因為學校稀少。最近的合併，以及與現有學校的距離，增加了城市戶口的家庭和他們的孩子不需要面對的額外費用。

在改革啟動後的最初幾十年裡，對中國農村人口的持續和系統性歧視，特別是農村戶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不佳，無論多麼不公正，他們都對1978年後中國經濟的大幅繁榮做出了核心貢獻。 農民工建造了摩天大樓、高速鐵路和當代中國城市其他閃亮的基礎設施，他們也填補了出口型工廠的員工名單，這些工廠生產的商品遠銷富裕國家和世界各地的市場。

由於農民工急於擺脫鄉村農業的貧窮和勞累，願意努力工作，從事大多數城市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同時由於他們的人力資本不高，也無法獲得高工資或社會福利）。他們的勞動以及他們的低工資和福利，為雇用他們的公司和地方創造了巨大的利潤，使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率直線上升。

對中國來說，不幸的是，這種對農村出身的人的系統性歧視，在三十年裡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急劇繁榮，現在已經成為該國加入富裕國家行列的主要障礙。

為了實現這一轉型，中國對有意願但教育程度不高的農民工的需求較少，而且無論如何，自2010年左右以來，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一直在減少，而農民工的工資卻在上升。

中國需要做的，是強調更高品質和基於技術的製造和服務，為此，中國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但是，幾十年來對農村青年教育的忽視和歧視，使中國這個擁有重視學校教育的光榮文化傳統的繼承者，比其他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的普通人口教育程度更低。

一項研究估計，在2015年，整個中國勞動力中只有不到30%的人受過高中教育，低於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家的數字。

中國的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他們所面臨的人力資本赤字，自2005年以來，他們一直在爭先恐後地促進初中以上的教育，即使是農村出身的年輕人（他們仍然占所有中國年輕人的2/3或以上）。

但迄今為止，農村青年的大部分新機會都是在中國有問題的（和關閉的）職業學校中找到的，而絕大多數城市青年可以繼續接受學術教育，直到大學。 因此，從紙面上看，高中畢業率的城鄉差距一直在縮小，但中國的大多數年輕人，也就是農村出身的年輕人，繼續被虧待著。

幾十年來，中國的領導人和政策分析家已經認識到，基於個人原籍和戶口狀況的歧視，是不民主和明顯不公平的，他們一再承諾，戶口制度將被逐步取消。 有時人們看到有人聲稱它已經被取消了。但現實是，迄今為止，戶口改革只是在邊緣進行，儘管在小城鎮可能更廣泛。

此外，即使戶口制度在一夜之間神奇地被取消，六十年來的政策和優惠措施促進和加強了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具有更高的人類 "品質"（素質）的普遍信念，這將在未來幾十年內維持民眾對農村居民的偏見和歧視（正如在美國，在民權運動導致廢除 "吉姆·克羅 "法律和合法隔離幾十年後，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偏見仍然是一個嚴重問題）。

為了躋身富裕國家的行列，中國需要依靠全體人民的勞動和才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受寵的城市人的人力資本。

鵬程教授：對當代中國的分配不平等，您又有什麼分析？

馬丁·金·懷特教授：在描述我對中國民眾在分配不公問題上的態度的研究結果之前，讓我簡要地總結一下自毛澤東時代後期以來中國客觀不平等的模式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當時，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相對較少，因為大多數人從極度貧困到擁有非常適度的收入和消費模式，而沒有非常富有的人。儘管在收入方面（儘管在政治權力方面不是），當時的中國是相當平等的，它也是一個僵化的分層社會。

在毛時代的城市裡，人們被劃分為繼承的階級出身類別，那些帶有前地主或資本家標籤的人及其子女（甚至孫子女）受到歧視，而那些帶有貧農、工人或革命烈士標籤的人則在大學入學、工作晉升、入黨等方面受到系統的青睞。

更廣泛地說，城市勞動力被分為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作的人，並進一步分為在大型和高級國家工作機構工作的人（如部委雇員、大型鋼鐵廠的工人、鐵路工人、軍隊等）和在更普通的工作單位就業的人。例如，小學教師、辦公室文員、商店銷售人員等。

在當時的官僚勞動分配制度中，個人被分配到指定的工作單位，他們幾乎沒有能力改變工作或工作單位，儘管他們可以被官僚地隨意調換。

市場改革啟動後，國家社會主義的不平等和分層模式的這些特徵，發生巨大變化。幾十年來幾乎完全被禁止的私營企業現在被允許出現並合法經營，外國企業被邀請進入，並開始雇用勞動力的主要部分，這是自195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

然而，並非所有的勞動力流動都是向上的。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由當時的總理朱鎔基發起的 "砸爛國有企業長期就業的鐵飯碗 "運動導致了數百萬國家工作人員的大規模下崗，他們不得不努力尋找新的工作，否則就有可能陷入城市貧困。

但自願更換工作也成為可能，大量員工離開他們不喜歡的工作，到其他地方尋找更好的機會，有時是在崛起的私營公司和外國企業。

所有這些變化都意味著向一個流動性更強的社會轉變，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社會地位上，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大量非常富有的公民，特別是那些抓住了中國經濟急劇增長帶來的新商機的人。

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國在過去40年裡從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轉變為一個非常不平等的社會。就通常用於衡量整體不平等的基尼指數（其中0=完全平等，1=完全不平等）而言，中國的基尼指數從0.30或更低，到2010年左右接近0.50。

關於這一年之後基尼指數是略有下降還是繼續上升，存在一些爭議。根據一些估計，儘管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不及巴西和南非等國，但近年來，中國的基尼指數已高於美國這個最不平等的富裕國家。 今天，中國的美元億萬富翁也比美國多（儘管不是按人均計算）。

隨著改革的進行，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僵化的分層壁壘已經越來越多地被打破，流動性大大增加，生活水準總體上大幅提高。

但是，伴隨著這些變化的是收入不平等急劇上升的事實，因此，即使今天極度貧困的公民少了很多，但貧富之間的差距卻大大增加了。

這就是我進行調查的背景，以研究民眾對這些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變化所持的態度。

在我開始這個項目的時候，也就是2000年左右，中國的官員、政策分析家和記者們普遍認為，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也許是這個國家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人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說法：當一個國家的基尼指數上升到0.40以上時（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出現了這種情況），民眾的憤怒會助長社會抗議的激增，從而威脅到政治穩定。我把這稱為"社會火山情景"，而我的調查專案一直專注於試圖確定這種情景是否準確。

為了研究這些證據，我和一個同事小組于2000年在北京進行了一次試點調查。鑒於我們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這裡只能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我們發現，與其他社會的公民相比，包括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其他後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總的來說，中國公民不是很憤怒，對當前不平等的大多數方面更接受和積極。

與其他國家最顯著的對比是我們提出的一組問題，即受訪者如何解釋為什麼有些人很富有，而有些人很貧窮。他們被要求評價的原因，包括優點因素（努力工作、天賦、教育）以及非優點或不公平因素（例如不誠實、機會不平等、不公平的經濟結構）。

事實證明，與我們比較的其他國家的受訪者相比，普通的中國受訪者更有可能從功績的變化來解釋誰是富人和窮人，而在社會不公平方面則更少。他們與其他國家的受訪者相似，贊成政府做更多的工作來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但他們不太贊成通過把富人的財富重新分配給窮人來資助這種工作。

在最近的調查中，我們確實發現，人們更強烈地支持政府為改善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活所做的事情，而且，人們認為政府而不是個人和家庭對確保獲得醫療保健、教育、住房、甚至老年人護理負有主要責任，這是一個重大轉變。

然而，總的來說，在後來的調查中，很少有人對當前不平等的不公平性感到憤怒，同樣引人注目的模式是，中國公民比其他國家的公民更有可能從功績的角度來解釋誰是富人和窮人，而不是社會的不公平。

我們的調查涵蓋了關於當前不平等的公平性的廣泛問題，而在一個領域，我們得到的答覆是非常消極的。 這些回答涉及一系列關於基於戶口身份的各種歧視的公平性或不公平性的問題。

例如，農民工很難獲得城市戶口，他們的孩子很難進入城市公立學校，也很難獲得城市福利，這是否公平？ (鑒於中國戶口制度的獨特性，這些問題在其他社會中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比較資料)。

整體上來說（一般為90%以上），在三次調查過程中，我們的受訪者越來越多地回答說這種歧視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城市的受訪者，作為這種歧視的受益者，也絕大多數認為這種歧視是不公平的。 (其他人的研究表明，在大城市，許多城市戶口的市民認為農村人和移民的素質較低，並可能指責他們造成城市的擁擠和混亂，但至少在原則上，他們不認為這種系統性的歧視是公平的。)

讓我在討論的最後指出，雖然分配不公的社會火山情景是一個神話（至少到2014年），但我的項目並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公民普遍感到滿足，不太可能抗議社會的不公平。

任何社會都有多種不公正，分配上的不公正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只是一種類型。程式上的不公正，以及一個人是否受到地方當局的公平對待，或者在受到不公平對待時能否獲得補償，是不公正的另一個重要領域。

儘管試圖對程式性不公正問題進行研究比較困難，也比較敏感，但我的感覺是：在中國，民眾的憤怒和抗議活動更多是由程式性不公正和當權者的濫用所引起的，而不是由分配性不公正和對非常富有的人的怨恨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