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歐洲的難民問題與自食苦果

難民，就一般情況，主要分政治難民與經濟難民。國際上 對待兩種難民的態度不一，絕大多數傾向于排斥經濟難民，對政治難民則較寬容。

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法西斯國家的異議人士（尤其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人）尋求政治庇護的途徑窄狹，因此很多人便與猶太人、吉普賽人一道，關進了集中營。戰後，社會民主黨人痛定思痛，制定了相當寬容的政治難民庇護政策。

猶太人屬另一個篇章。他們遭受殘酷迫害而尋求庇護時，所遭遇的障礙比異議分子更多。許多基督教國家甚至以“宗教迫害非政治迫害”為理由，拒絕收容猶太難民。瑞士，這個號稱中立的國家，為防止猶太難民蜂擁而至，甚至向德國政府支招，要他們在猶太人的護照上蓋個標示其血統的“J”（指“猶太人”）大章。於是乎，更是讓猶太難民走投無路、陷於絕境。

基於上述原因，整個冷戰期間可算是政治難民最受禮遇的時期。那時候，西方集團甚至為了使共產陣營難堪，即便是純粹出於經濟目的而出走的經濟難民，也多視為“投奔自由”的“政治難民”給予庇護。

不幸的是，這些“人道主義措施”，隨著冷戰結束也自動告退。打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船已擠滿”之聲就不絕於耳。在右派政黨的民粹主義渲染下，社會上對難民、移民出現了一概歧視和排斥的傾向。有色人種在街上挨打，以至於難民營受到極右分子攻擊、縱火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難民與移民真就那麼毒蛇猛獸嗎？

一，歐洲聯盟屬低生育地區（不到1%）。在經濟增長、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沒有足夠的勞動力，資方必然會將工廠、機器、資金轉移到勞動力低廉且充裕的地區（如中國）。據專家組織調查，歐洲聯盟為求維持現有的競爭力與發展速度，同時要聚集足夠的所得稅以支付養老金，2050年之前還應當吸收4500萬的新移民。

二，不論是移民或難民，前來叩門者絕大多數為經濟活躍的年輕人口。這些人靠其他國家養育成人，到了歐洲可立即投入勞動。因此最大受益者就是歐洲。

三，就全球範圍，當前流離失所的難民人口介於5000至6500萬之間。其中，所謂的境外難民（逃到周邊國家），大概有1400萬人。其中，2014年與2015年，分別有50萬、60萬投奔歐洲。從這個數字看來，難民負擔多由第三世界落後國家自己承擔。至於成天鬧得最凶的歐洲，“負擔”其實最是微不足道。

四，如果把這50、60萬的難民再剔除歐洲本地的難民人口（如科索沃、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則來自中東與非洲的難民僅有14萬左右（2015年頭7個月的數字）。所以，這“大部分”的問題，其實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肢解南斯拉夫時自己所闖下的禍。所謂“自己”，當然得首推德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幕後的美國，以及聽命於美國、積極參與顛覆南斯拉夫的沙烏地阿拉伯與土耳其。

五，再舉伊拉克為例，2003年美英聯軍將該國摧毀之時，即刻製造了500萬難民，其中大約有100萬逃至敘利亞。更有甚者，這些外逃難民大多為知識份子，這無異於抽幹了這個國家的血液與骨髓。此外，2012年敘利亞遭到西方國家派遣的恐怖分子（包括現在的伊斯蘭國部分成員）大規模摧殘後，不但造成22萬人口的死亡，又在該國製造了400多萬難民。其中一部分，就構成了目前投奔歐洲的難民中人數最多的群體。對這些責任問題，真正的人道主義問題，西方媒體十多年來始終是沉默地振聾發聵。

六，難民潮與政治環境有直接關係。以1990年華沙集團解體為例，曾經就出現過大量難民與移民（70萬）。隨著社會動盪趨於穩定，不到10年，難民人口就少了近半（39萬）。不久前，即2008年經濟危機擴散至全球之後，全球各地飛漲的物價所導致的社會動盪，又給人為地轉移為“民主革命”和接踵而來的“人道主義軍事干預”。從此之後，投奔歐洲的難民數字就不斷飆升，終於發展到今天的五六十萬的地步。

七，2015年大約有14萬難民分別從地中海東部、西部，以及北非東部與中部，跨海投奔歐洲。其主要途徑是先由希臘與義大利（少部分）登陸。抵達希臘後便取道馬其頓、塞爾維亞、匈牙利、奧地利，最終分散到德國和其他國家。這些人多是搭乘毫無安全措施的船隻偷渡，途中至少有數千人（2014 死3500人）葬身魚腹。

八，另外，單就德國而言，2015年其政府所發表的“提出難民申請人數清單”列出如下：敘利亞（3.2萬）、科索沃（2.9萬）、阿爾巴尼亞（2.2萬）、馬其頓（4182）、塞爾維亞（1萬）、伊拉克（8331）、阿富汗（7932）、厄利特裡亞（3582）、奈及利亞（2805）、巴基斯坦（2701），其他國家有37318人。這裡，人數最多的就是阿爾巴尼亞人（科索沃也是同一民族），其次便是目前動亂最慘烈的敘利亞人。

九，無論難民來自歐洲本身，或來自中東或非洲，所經歐洲國家均如臨大敵。然而，儘管步步設防，卻都知道其中絕大多數是無法遣返原居地的。原因在於，歐美扶持的科索沃嚴格說來是個流氓國家，阿爾巴尼亞也向來有歐洲貧民窟的稱號。塞爾維亞的難民多屬南斯拉夫分崩離析時刻，讓各地驅趕至塞爾維亞的吉普賽人和塞爾維亞族。至於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利比亞（多逃至義大利）也都早已斷瓦殘垣，一敗塗地。

結語：當前歐洲國家互相推諉責任，尤其譴責南歐國家“故意”給難民提供前往中西歐的方便。令人費解的是，不過就兩三年前，歐洲國家還與美國一道，一致主張推翻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並把恐怖分子描述為“民主鬥士”。在歐洲媒體與政界的渲染下，陸續有近5000名歐洲伊斯蘭激進青年前往土耳其、約旦接受戰鬥培訓，並投入敘利亞的顛覆戰。如今，敘利亞等地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幾近癱瘓，大批難民冒生命危險投奔歐洲，卻又屢屢受到法西斯極右分子的詆毀、威脅與攻擊。

早在八十年代，美國戰略家為了鞏固其霸權地位，和填補華沙集團瓦解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已開始在兩個風險地帶策劃重建“國際新秩序”：一個是歐洲的火藥庫，巴爾幹半島；另一個是歐亞大陸的火藥庫，即大中東，其中包括中亞、南亞與北非。從微觀角度觀之，風險地帶一旦發生動亂，情況似乎是土崩瓦解、血雨腥風。然而從宏觀角度看來，投放什麼武器、差遣什麼恐怖分子、排除什麼障礙、劃定什麼界線，卻完全在戰略謀士的掌控之中。歐洲人多年來為虎作倀，如今必須面對這兩個火藥庫所波及的後果。

筆者十多年前即指出美英集團在歐洲境內部署兩個伊斯蘭教國家（波士尼亞與科索沃）純屬不懷好意。果不其然，如今大批阿爾巴尼亞人前來扣撓，正是自食其果的第一顆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