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年華似水──從一場喜宴談外省人的世界

回憶2006年，年初有一個機會陪一位朋友去看馬英九，當時他是台北市長與國民黨主席。我的大兒子翔翔滿二十歲了，該讓他見見世面，就把兒子也帶著，兒子刻意穿著父親傳給我再傳給他的舊皮夾克。約好晚上八點，馬英九和一位主管將在台北市政府十樓會客室接見我們。正好當晚市政府一個單位尾牙，馬英九喝了些酒、也唱了歌，以至於他遲了半個小時，當他走進會客室時，顯得興致勃勃，當時是他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他說話時溫暖而尊重，他的話語裡沒有憎恨與批評，有許多的關懷與諒解，不像是一個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倒像是一個宗教家與教育家。

後來他選上了總統，閱讀我2008年出版的《上校的兒子》，對書中我和太太談論馬英九的對話，引得他十分快樂，還用總統府信紙寫了一封風趣的回應寄給我，看出他內心真誠的一面，又帶有一些大男孩的味道。

等到他結束八年的總統生涯，經歷過多少波濤洶湧的國內外與兩岸政治鬥爭，到日前的喜宴上，我再見到他，雖然風采依舊，致詞時仍然喜歡在公開場合講不太好笑的笑話。但是我想，馬英九已經不是過去的馬英九，他看著我的眼神是陌生的，應該是完全想不起我是誰了？早年他的眼神中對人的熱忱與感動，好像也不見了。他看著我，像是準備應付一個要來討好他或是要批評他的人。他的默然與陌然，應該是他從並不適應的日日夜夜鬥爭中磨蹭出來的保護色吧！還是，這就是原本的他？

幾十年來，我是庶民，馬英九行在天上，我走在地上，平行線幾乎沒有交點，卻因為一個喜宴，我們再見面，彼此走過了一大圈彎彎曲曲的人生路程，到這個點上，我們是平等了，雖然他可能不會這樣地認為。我看他身旁幾個隨時出現帶著緊繃神情的安全隨扈，似乎對於他已經是他身體的延伸，完全地習以為常了。也就是說，他已經不是以一個個人的方式與形態存在，而是以多層隨扈與國家安全體系和他共同組成一個阿米巴蟲而行動，直到他生命的末了。這是尊貴的代價嗎？由此，我慶幸自己的平凡與自由，我可以有完全私人的空間與時間，而他不容易做到。

一個人在歷史的洪流裡，除了隨流翻滾，什麼是他可以選擇的？我在喜宴中，看著達官貴人與遭難的朋友們坐在一起，這許多外省人都走過了過去的三十年、四十年、半個世紀，我們由於不可知的命運，經由新郎倌父親的費心安排，坐在一處，個人心裡頭想的是什麼？豈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或者是有著相同的憂慮？我感覺寂寞。

新郎倌父親王丰在喜宴下半場上台致詞，內容令人感動，可惜馬英九、洪秀柱已離開，在人聲與杯觥交錯中，我仔細地聽他說話。王丰說：「我的父親在1950年初，就知道以他家地主的成分，在共產黨的治理下是活不了的，父親決心離開湖北家鄉。」王丰計算：「從老家到香港，直線距離1600公里，父親一個人，日夜行走，繞開大路，估計走了2000多公里，走了大半年，到達深圳羅湖，游水到香港。父親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以一個公子哥兒，能做什麼？當時香港正在興建啟德機場，父親就以敲打石頭的工作謀生。有一天，突然有一架飛機降落，飛機尾翼上有國民黨的黨徽，啊！是中華民國的飛機，從台灣飛來的，父親立刻就哭了，一看，左右敲石頭的工人們全哭了，原來都是從大陸逃出來的。」王丰父親後來輾轉來到台灣，王丰生在台灣。王丰說：「在我六歲生日那天，父親給我一個生日禮物。我打開一看，是一張中華民國地圖，父親說一個人不能忘本，要飲水思源。」

我多年沒有聽見這麼感人的故事，亡國在異鄉的人們，居然還能看見黨徽、國徽，國家沒有亡，這是我們父母時代的事情，發生在一百多萬外省人的身上。當時流亡在香港的人，一個一個以不同的方式到了台灣。我的母親也是這樣的：1950年她逃到香港，寫一封信給父親，就寫父親名字和大陸時奉職的單位名稱，地址只寫「台灣」兩個字。父親單位居然通知父親有信，父親拆開信，是我媽在香港，從老家逃出來了。父親大哭，申請去香港，在十幾萬人居住的難民區調景嶺裡，一個一個找，找到了我媽。之後，我和我的妹妹弟弟們生在台灣。

半年前，王丰和我說，雨亭，我們是有祖國的，在我們的心中。王丰兒子喜宴後，我要加上一句，父母子女就是我們永遠的家鄉。而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我們父母一代在故國淪喪風雨飄搖中的國與家。王丰父親說一個人不能忘本，要飲水思源，我想，在我們有生之年，這是一個永遠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