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威爾1990年新年致辭

1990年1月1日，東歐剛剛經過巨變，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總統的哈威爾發表了著名的新年致辭，這也是他以總統身份進行的第一次公開政治演講。

親愛的同胞們：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裡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麼繁榮，我們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我們現在是多麼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麼輝煌燦爛。

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並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複。我們的國家並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整個工業部門生產著人們不感興趣的東西，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卻十分匱乏。一個自稱屬於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制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一個曾經以其公民的教育水準高而自豪的國家現在卻因教育投資過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們污染了祖先饋贈給我們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壞的程度在歐洲是最為嚴重的。我們國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數別的歐洲國家都來得更早。

請允許我提供一點個人的觀察。最近我去布拉提斯拉瓦，在飛機上我抽點時間從窗口往外看。我看見斯洛伐那夫化工聯合企業和緊挨著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區。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數十年內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從他們乘坐的飛機視窗往外看一眼。緣此，甚至並不需要統計資料，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們已經陷入一個怎樣的境地。但是所有這些還不是主要的問題。最糟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上被污染的環境之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為我們習慣於口是心非。我們學會了不去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否定及僅僅關注自己。這樣一些概念如愛、友誼、憐憫、謙卑或寬恕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尺度，對許多人來說，它們僅僅代表了心理學意義上的怪癖，或相當於來自古代的早已過時的祝辭，在電腦和太空時代顯得非常滑稽。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大聲喊出，有權者並不是無所不能的；並且那些生產沒有污染和高品質食品的特殊農場，應將其產品送到學校、有孩子的家庭和醫院，如果我們的農業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這些東西的話。我們的前政權，以其狂妄自和偏狹的意識形態，將人縮減成一種生產力和相當於一個生產工具。這樣做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本來面貌和他們的互相關係。它將那些有才華和有自主性的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練地工作的人們，驅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雜、有刺鼻臭味的機器旁邊，淪為其齒輪和螺絲釘。這無非是慢慢地但卻無情地磨損這個政權本身和其全部齒輪和螺絲釘。

當我談及我們被污染的道德氛圍時，我並不僅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從窗戶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於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換句話來說，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

我為什麼說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來的不幸遺產理解為與我們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東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們必須承認這項遺產是我們對自己所犯下的一樁罪過。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解釋，那麼我們就能明白該由我們每一個人來為此做點什麼。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于前統治者，不僅是因為這樣做不真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即主動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採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不能指望僅僅是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參與，因而是所有人的責任。

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所繼承的可怕事物便顯得不那麼可怕。因此，希望也會回到我們的心裡。

我們已經作出了可觀的調整，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最近一個時期——尤其是過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經表明， 在我們迫於環境不得不帶上的冷漠面具背後，存在著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潛能和公民水準。每當有人武斷地聲稱我們將會這樣或那樣時，我總是提出社會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存在，僅僅相信出現在你面前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我很高興我這話並沒有說錯。的確，這些逆來順受的、飽受羞辱的、懷疑主義的和近乎犬馬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種巨大的力量，在數周之內，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擺脫了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枷鎖，令世人矚目和稱奇。我們也不妨反問自己：從來沒有在另外一種制度下生活過的青年人，是從什麼地方開始對真實的追求、對自由思想的熱愛、擁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氣及眼光呢？ 他們的父母——被認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們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議或指示的情況下，立刻領略到去做什麼呢？

我想我們目前的處境中富有希望的這一面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人決不僅僅是這個實際世界的產物，而是能夠將自身與某種更高的東西聯繫起來，儘管這個實際世界試圖一步步扼殺人們的這種能力；第二，我們民族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的傳統(人們常常空洞地談論它們)，仍然沉睡在人們意識深處；難以察覺地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這使得我們每個人能及時地發現它們並將之轉變為行動。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價。許多人于50年代死於獄中，不少人遭槍決；上千上百的人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大量有才華的人被迫離開了這個國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獻身於民族榮譽的人，那些反抗極權主義的統治慘遭迫害的人，那些僅僅想保持自己本來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卻蒙受不幸的人們，我們應當記取它們，記取它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價。自主的法庭應當不受干擾地審查對種種迫害負有責任的人，使我們的過去真相大白。

我們也應牢記其他的民族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貴的代價，其實也是間接地為我們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蘭、東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羅馬尼亞又發生了這種可怕的情況。同樣，蘇聯境內的各民族也曾抛灑熱血，這些都不能忘記。首先每一個人類成員的受苦和其他人類成員相關聯；更重要的是，這些巨大的犧牲構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劇背景，也帶來了蘇聯陣營內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們也構成了我們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東德的變化，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不會像這樣。抑或即使改變，也不會擁有如此一個和平的進程。

我們享有有利的國際環境，這是事實，但並不是說在最近幾周之內有人直接給我們提供援助。幾百年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終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賴強國和強權的援助。在我看來，這構成了我們目前巨大的寶貴財富。其中包括了這樣的希望，今後我們可以免於因受人恩惠帶來的麻煩。現在依靠我們自身這個希望能否實現，我們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個新的歷史姿態復蘇，全看我們的努力了。

自信並不是自負。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傾聽別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寬恕其敵人和為自己的罪過感到悔恨。讓我們把這種自信帶進我們的共同的社會生活之中，帶到我們的國際舞臺上的行為方式之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恢復自尊，恢復對於他人的尊敬和對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們的國家將永遠不再成為一個附屬國或與其他國家關係惡化。的確，我們必須從別國那裡接受和學習許多東西，但這必須是平等互助的那種關係。我們第一任總統寫道：“要耶穌，不要凱撒。”這是繼承了我們的哲學家赫爾斯基 (Chelcicky）和科明紐斯(Comenius)的傳統。我說我們現在正有一個機會將這個思想發揚光大，並將其作為一個新的因素引進至歐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這是我們所需要的話，我們國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愛、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煥發。這正是我們對國際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貢獻。

馬薩里克將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礎之上。讓我們努力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和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重新恢復這個政治概念。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是人們表達為社會謀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對社會的欺騙或劫掠。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不僅僅是一門模棱兩可的藝術，它更可能是一門堅持原則的藝術，一門改進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藝術。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但曾經是歐洲精神文化重鎮。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再恢復到從前？如果我們還需要別人的説明，這難道不是最好的回報嗎？

那些從前危害我們的人——不往飛機的窗戶外張望一眼和吃特殊供應的人們——也許仍在周圍並製造污染，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國際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漠視公德、空虛、個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傾軋。主要的鬥爭將不得不在這個領域中進行。

我們將舉行自由選舉和自由競選活動。讓我們不要使得這項活動給我們和平革命的潔淨面貌抹黑。不要因為我們變得糾纏於權力紛爭而馬上失去剛剛贏得的國際社會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務於社會的虛假名義下行個人私利之實。其實，現在是哪個黨派、團體贏得選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將我們當中在道德、公民意識、政治專業方面最優秀的人推舉出來，而不論他們的政治背景。我們國家未來的政策和威望取決於我們選出什麼樣的人來和稍後選擇的代議機構。

總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談多做實事的人。不僅要從我乘坐的飛機窗戶上朝外看，而且首先並且更重要的是經常出現在你們當中並耐心地傾聽你們的聲音。

人們也許會詢問我所夢想的共和國到底是什麼面貌。請允許我回答：我夢想的是一個獨立、自信、民主、擁有繁榮的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言之，是服務於個人並因此希望個人也來為其服務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內，人們都受過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決人為的、經濟的、環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問題，一定要有具有優秀素質的人。

我的最傑出的前任馬薩里克以偉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紐斯的一句話來作為他第一次講演的開頭。請允許我借用這句話並輔之以我自己的語言來結束我的第一次演講：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19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