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的悲劇，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悲劇！

1919年1月4日，嚴複在給學生熊純如的信中痛苦不堪地寫道：“以年老之人，鴉片不復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間非服藥不能睡。嗟夫，可謂苦已！”他深自懊悔地說：“恨早不知此物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雖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語一切世間男女少壯人，鴉片切不可近。”

現身說法的懺悔，可惜來得太遲。這一年，65歲的嚴複健康狀況已經嚴重惡化，神思渙散到連親朋的來信也無法回復。這位原本體魄強健的前海軍教官，畢生呼籲國人要加強“血氣體力”的鍛煉，通過由人及身、由身返國達到拯衰起頹的救國目標。而到頭來，自己卻被鴉片害得每天進餐都累得面紅氣喘，甚至連換乘火車時在月臺走幾百步路，都感到心慌氣塞，大喘不已。在給諸子女的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窘態：“甚者二便都要出來，如無歇息處所，巴不得便坐在地上。”這年春末，嚴複到上海紅十字醫院治療喘嗽病；秋末，又回北京住進協和醫院。醫生診斷後，均無奈搖頭，深感已無力回天。

過早奪去他身體健康的，是被他咬牙切齒詛咒為“世間魔鬼”的鴉片，嚴複的大半生都被它折磨得苦不堪言。此間痛楚，用他的話說，“可作一本書也”。

“癮君子”的痼疾，使這位大名鼎鼎的“天演先生”聲譽受損，屢遭攻擊。後來，連李鴻章都知道了這事，勸他說：“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此後當仰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一時感動之下，嚴複也曾痛下決心，要與這勞什子分道揚鑣。他請了一位號稱“戒煙聖手”的醫生，為他開出戒煙“秘方”。第一次吃後獲得短暫成功。然而好景不長，僅僅幾天過去，就舊癮復發。此後直到嚴複逝世，也未曾脫離鴉片。一些至今健在的子侄輩們回憶，嚴複逝世前一年回到福州故居避寒養病，原本威嚴高大的一個人，咳喘厲害，面容枯黃，嚇得小孩子們都躲得遠遠的。

在生命垂暮的最後幾年，嚴複還注射嗎啡、服食海洛因，儼然一位“五毒俱全”的老癮客了。研究者後來在嚴複的英文日記中發現，1916年嚴複幾乎每天都要注射嗎啡，並詳細記錄了自己抽大煙、服藥膏、注射嗎啡的時間，精確到分鐘，有時一天注射嗎啡竟然高達十次之多。

這實在是一道令人難以置信的謎題。一位畢生致力於“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偉大思想者，自己居然深陷煙毒無法自拔，如同一位醫術高明的戒毒醫生，自己卻深陷毒癮一樣可悲而吊詭。早在1895年，嚴複就在報上撰文痛批鴉片誤國害民之烈，直指中國“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大聲疾呼“自愛而求進者”必不吸食鴉片，期待中國雪盡江清，早日擺脫鴉片之害。

在我看來，吸食鴉片是嚴複一生深邃難測的精神黑洞，絕非僅為舒緩病痛那麼簡單。對嚴複深有研究的美國漢學家本傑明·史華茲說，在某種意義上，吸鴉片反映了嚴複思想觀念中最隱秘和最難以捉摸的情調。沿著這道重重濃霧中的隱秘之門，也許能解開嚴複諸多痛苦糾葛的人生悖論。

1879年（光緒五年），這位深孚眾望的“海歸”學成歸國了。由於在留學時期即已享有一定的名氣，故“南北洋爭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後”。不久，嚴複便應船政大臣吳贊誠之聘，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船政學堂擔任教習。

身處風雲激蕩的大時代，又兼有學貫中西、遊歷歐洲的積澱，嚴複的高才卓識不僅遠超於當時的洋務領袖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當朝大佬，連鼓吹西學的名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後來也無法望其項背。一生狂傲不羈甚至自比“當代孔子”的康有為，就心悅誠服地承認嚴複為“西學第一人”。同樣自負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對嚴複也敬佩有加，不吝稱讚道：“像嚴先生這樣偉大精深的學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誰曾想到，在英國處處感到親切的嚴複，回到中國後才發現，這裡反倒成了“氣場”失調的陌生“異邦”！

如果說回國之初，嚴複在個人才具和資望能力方面尚不足以擔當重任，學術造詣和實踐本領尚須經過歲月磨礪，那麼經過整整九年之後，他才當上北洋水師學堂“會辦”一職，僅僅相當於副校長，就無論如何也讓人鬱悶心傷了。這樣的“業務官員”，行政走卒，在當時連貨真價實的朝廷命官也算不上，只是一名“不預機要，奉職而已”的技術官僚，可以說完全是冷板凳上“被邊緣化”的角色。

此時，與他一同畢業于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同學們，早就紛紛榮任北洋水師的艦長、分艦隊司令員。而遠在東瀛，那些與他一起留學英倫的日本同窗，回國後更是獨當一面，成為蜚聲四海的國之棟樑。

沒有在深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嚴複這番懷才不遇的心境，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按照清朝官場的規矩，必須是道台一級的官員才有資格擔任水師學堂的最高長官。嚴複雖有滿肚子的洋墨水，卻沒有一個出身“正途”的科舉功名。這位全中國第一個呐喊要廢除科舉的人，自己卻在這座獨木橋上擠了半輩子，折騰了半輩子，一路奔波著抗爭著無常的命運。

從1885年開始，連續八九年間，這位前著名海歸不得不回過頭來，接連參加了四次鄉試，以博取一個舉人的頭銜。1885年秋，已是北洋水師總教習的嚴複回福建老家參加第一次鄉試。誰知首次出場，就碰得個鼻青臉腫，鎩羽而歸，連個舉人也沒考上。這實在是個不小的打擊。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同為福建侯官人的好友鄭孝胥前來拜會，發現嚴複喝得酩酊大醉，臥床不起。

一覺醒來，還得再捧起八股文章發憤研讀，嚴複大有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勁頭。不料，1888年，嚴複就近赴北京順天府參加考試，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來年春，赴京再應順天府恩科鄉試，仍然名落孫山。不顧一切地輾轉科場，卻接連碰壁;飽經歐風美雨的洗禮，卻要向鄙棄已久的八股制藝討出路;學術上融古通今、兼修中外，卻在區區的臭八股面前屢次敗北。此時嚴複的心中，有著多少不為人知的苦惱和屈辱！功名二字已經把他的心傷透傷爛，可命運從來沒有過一絲憐憫。苦悶到極點時，他甚至悔恨“當年誤習旁行書”，如今才落得“舉時相視如髦蠻”，覺得自己一肚子洋墨水全是多餘，徒留笑柄。

人生機遇火光閃現的瞬間，嚴複並非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李鴻章一生任人唯親，辜鴻銘曾諷刺其“一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才能而不論人品”。李早就看重嚴複的才能，想把嚴收編為“自己人”，因此“嘗示意其執贄稱弟子”。如果傍上這棵大樹，何愁沒有高官厚祿，前程似錦？可清高孤傲的嚴複一口回絕，就是不願放下架子去“攀龍附鳳”，只想憑自己的真本領做事。

苦熬十年後，終於升任會辦。四弟嚴傳安苦苦勸大哥：當上會辦了，應該多到李鴻章那裡“走動”一下，有所表示。嚴複不得已勉強“走動”了一下，果然立竿見影，第二年（1890年）李鴻章就提升嚴複為總辦了。嚴複不禁在給四弟的家信中驚呼:“用吾弟之言，多見此老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

清高自負的士人本性，決定了嚴複最終不可能把自己融入蠅營狗苟、鬼蜮如林的腐惡官場。自由文人的個性，反倒使他恃才自傲，口無遮攔，肆意評論朝廷。初蒞北洋，他就因言辭“激烈”，不通人情，被官場視為“書生氣”、“不成熟”。在李鴻章手下的北洋水師學堂供職僅三四個月，就碰上了日本竊取琉球案，嚴複無比憤慨，年輕氣盛的他出語“激直”，常常對人說：“不出三十年，中國周邊的屬國都將喪失殆盡，我國將如老邁的母牛任人車裂分割了!”老成持重、“勁氣內斂”的李鴻章聽到這話直皺眉頭，很不高興，“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從此對這位“異議分子”敬而遠之。

而嚴複對李鴻章“移花不移木”那一套洋務模式也頗不以為然，恰如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揶揄說：“嚴複學貫中西，他壓根兒瞧不起他那個臭官僚土上司李鴻章。”時間久了，終於看出了官場門道的嚴複變得心灰意冷。他總結做官的秘訣：

“當今做官，須得內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則三者無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

看得透，卻做不來；做得來，也學不精。官場風氣日下，嚴複四顧茫然，只好感歎“眼前世界如此，外間幾無一事可做”。

官場的僵化黑暗，世味的涼薄無情，終究在最無望的歲月裡擊破了嚴複的理想之夢，更增添了他難以排遣的苦悶。就在謀職北洋那段痛苦的黯淡時光，他染上了鴉片煙癮。

此時，如果不爆發那場山崩地裂的巨災國難，也許這位四次落第的老童生，還會第五次、第六次在科場匍匐前行;這位不甘心被邊緣化的政治“局外人”，還會在勾心鬥角的官場繼續焦頭爛額，以謀一官半職。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成為徹底改變嚴覆命運的轉捩點。多少個壓抑的長夜，他從無邊的噩夢中猛然驚醒，常常半夜“起而大哭”。鮮血淋漓的夢中，他見到了悲壯沖向敵艦的致遠號管帶鄧世昌，橫刀自絕的鎮遠號管事林泰曾，因“臨陣退縮”而被斬首正法的濟遠號管帶方伯謙……那些熟悉的同學少年，大多曾和他一樣懷著富國強兵的美好夢想，一起遠渡重洋，負笈英倫，為了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尋師訪道，互相砥礪，發誓要振興中國，無負平生。誰知今日一個個要麼血殞海疆，要麼投降受辱，還連帶著洋務派三十多年苦心經營的自強事業也沉入深海，毀於一旦。

嚴複回想起1872年自己還在“揚武”艦上實習時，曾經巡曆日本。那時長崎和橫濱等地可謂萬人空巷，日本人擁到岸邊爭相一睹大清海軍的雄姿，嚴複的心中豪情百倍。可是，僅僅二十二年過去，即如他所言：“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剪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京戒嚴，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覆我之海軍。”這樣巨大的反差刺激，實在椎心泣血。

痛苦的人生，沒有權利悲哀。嚴複的心胸被一種異樣的激情壅塞，積蓄多年的思索與信念，像沸騰的熱血打著漩渦呼嘯而過，只覺“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已明顯感受到，這個國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大抵變局不出數年之中。一念及此，他的心情如寫給陳寶琛的信中所言，“心驚手顫，書不成字”。

甲午慘敗的這一年，中國的熱血之士都行動起來了，紛紛開出自己的救亡藥方。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提出拒約、遷都、變法三項救國之策;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向清政權挑戰，誓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嚴複也無法再平靜地呆坐在自己的書齋裡，從來述而不作的他，終於決定要化筆為劍，用文章來呐喊衝鋒了！

新年春節剛過，嚴複就發表了第一篇重磅文章《論世變之亟》。這篇綱領性的文章是嚴複“維新”思想的導論，也是他為千年危機拉響的第一聲尖厲警報。他清醒地看到，面對一場滅頂的家國巨難，皇城根下的士大夫們還在坐井觀天，隔靴搔癢，懵然於時務，“絕不知病根所在，徒自頭痛說頭，腳痛說腳”。忍無可忍的嚴複一上陣來，就如大海潮音，作狂獅怒吼，當頭棒喝道:這一次中國的危機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時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層文化危機：“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根本原因在於“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

只有嚴複，只能是嚴複，才能站在中西交匯的巔峰絕頂，登高遠眺，極目蒼茫。他認為造成中西社會差距的根本原因就兩個字:“自由”。中國的“曆古聖賢”都畏懼自由，而西洋各國則持“唯天生民，各具賦異，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雙方的特點大相徑庭：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多忌諱，而西人重譏評；……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

在這樣一幅中西文明對照表中，嚴複雖“未敢遽分其優絀”，但他用詞的褒貶，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麼，反對什麼。嚴複對舊傳統的最終打擊可謂血浸紙背，一劍封喉:“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在他的迎頭痛擊之下，中國人恍然從酣夢中驚醒，對千百年來安之若素的“政制理念”，對法相莊嚴的儒家“道統”第一次開始產生了懷疑。

壓抑多年澎湃已久的愛國激情，終於化作急迫的救亡使命感，決堤傾瀉而出。二十餘年的西學積累和生活思考，至此水到渠成，豁然貫通。在兒子嚴璩眼中，甲午之變“大受刺激”的嚴複，以排山倒海的激情一口氣寫下了《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原強》、《辟韓》等為人傳誦一時的名篇。這一系列充滿戰鬥激情的政論文章，不是簡單的情感宣洩，而是一次對中國專制政體從治統到道統、從形式到內容的徹底清算，其宗旨用蔡元培的話說就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主要內容則可歸納為四句話:帝王竊天下，儒術衛王權，八股籠士心，治術壞民智。

嚴複的這些思想，成為直接點燃戊戌維新的精神火炬。

嚴複的文章譯著刊行後，他從此聲名鵲起，成為眾望所歸的新學領袖。在維新變法風潮迭起的關鍵時刻，康有為、梁啟超急欲將他引為變法陣營的同志和戰友。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作為維新陣營的兩位主將，嚴複和康有為在當時卻未真正進行過合作，甚至未發生直接接觸。這兩個大人物誰也不找誰，好像是並世而不相知，人們常言“道不同不相為謀”，可對於嚴複來說，道相同，亦不一定相與為謀。

原來，嚴複與康梁之間並不是真的“志同道合”，而是志同“道”不合。他之所以對維新變法採取不冷不熱的態度，在於他和康梁維新思路的根本區別。康有為認為非全變、驟變不為功，力主對陳腐衰敗的帝國進行一場生猛的“休克式治療”。他豪情滿懷地宣稱，如按他的方法改造中國，“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而嚴複則太瞭解中國積弊之深，沉屙之重了。他預計，中國欲達富強至少尚須六十年，所以變法應該根據社會實際，採取漸進方式。他提出了“導其機，須其熟，與時偕達”的漸進變革觀。

一台成功的手術，醫生的醫術固然重要，病人的體質也不可忽視。嚴複已經隱約預見到狂風驟雨之後，落花飄零的慘景。在中國，忽略了“人心風俗”這四個字，就會如同後來魯迅所言，搬動一把椅子也要人頭落地，血流成河。然而維新變法既已狂飆突進開展起來，嚴複也只有作壁上觀，靜待其變。果然，僅僅一百多天后，北京城就黑雲壓頂，風雲突變。慈禧發動政變，將光緒幽禁於瀛台。六君子被害的這一天，嚴複尚在北京。大學士王文韶擔心嚴復會因與康、梁的關係受到牽連，趕緊囑人私下“密示意先生離京，即日返津”。

倉皇回到天津的嚴複恍然若夢。回想這半年來中國政局戲劇性般的變化，他不禁感慨萬千。雖然早有某種預感，但戊戌維新的慘重失敗，六君子喋血都門，仍使嚴複的心情極為悲憤複雜。政變之後，面對血雨腥風，人人鉗口，先前置身事外的嚴複，此時反倒膽量倍增，無從控制自己的憤怒。他不避嫌疑，前往清慈寺哭祭林旭、楊銳，幾天後又參加了林旭的殯葬儀式。1899年秋，日本著名的中國史研究專家內藤湖南到中國旅行，在天津與嚴複晤面。內藤湖南事後讚揚道：

“他眉宇間透著一股英氣，在這個政變以後人們噤若寒蟬的時期，言談往往縱橫無礙，不怕忌諱，當是這裡第一流人物。”

嚴複不僅在日本友人面前對時局議論縱橫，不憚忌諱，還在《戊戌八月感事》一詩中憤怒沉痛地寫下“伏屍名士賤，稱疾詔書哀”，對譚嗣同等維新志士飲恨菜市口表達深切同情，對光緒帝被囚表示無比憤慨。

同情雖歸同情，嚴複對於維新派變法戰略上的急躁輕率卻沒有放過，給予了十分嚴厲的批判。嚴複認為事情搞到這般田地，皆康、梁操之過急，難辭其咎，以至於“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他指責康有為即便不是有意誤君，也是“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

此後十年，嚴複果然躲進小樓，立誓“屏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對中華文化不曾一日消解的深層焦慮感，成為他不竭的精神動力。歷經變幻莫測的時代風雲，他對長子嚴璩說，現在才覺得世間惟有譯書才是“真實事業”。

十年中，這位孤獨的聖徒扛著救贖的十字架，獨自一人匍匐在精神孤旅之上，愈難愈進，甘苦自知。1906年，在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時，當他譯到專制政體“彼將使之為奴才也，必先使之終為愚民也”一語，不禁心生悲憤，涕淚長流。中國千年的專制之痛，竟讓一位遙遠的西方人總結得如此精確。當他望到大街上蹣跚而行、衣衫襤褸的數十百小兒那空洞無望的眼神，他提筆的手在顫抖，心如針紮。他無法想像三十年後，這些孩子將成為怎樣的國民，這個國家能依靠他們變得更好嗎?

拯救吾國，必先拯救吾民。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決定了他只選擇那些有助於改造國民性格的西方書籍介紹給中國人。深受嚴譯影響的魯迅，後來也深為理解嚴複這種憂慮的心境，他感歎道：“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的《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這種對中華文化的深層憂慮，在嚴複是“三民”論的呼號呐喊，到了魯迅筆下則是痛極無聲的那個麻木的愚民阿Q形象。中國的啟蒙事業，就這樣薪火相傳，涓滴成河。

1905年春，圍繞改造中國的途徑，嚴複與孫中山來了一次正面的思想交鋒。這年嚴複游訪歐美諸國，途經倫敦，孫中山前往拜訪，兩人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會見。嚴複對革命党領袖再次重申，在時機尚未成熟時革命，“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于丁”。

孫中山不愧是真人快語的“孫大炮”，他直言不諱地答道：“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被民初記者黃遠庸喻為“大言無實”的孫中山，對書齋中的嚴複顯然不無揶揄之意。但這場對話顯然也使嚴複思想深處的矛盾暴露無遺。一方面他對君主專制恨之入骨，一方面又要遙遙無期地等待民智終開的那一天。

眼看革命漸呈星火之勢，腐朽江山已大廈將傾，清政府為籠絡人心，宣佈仿行憲政，然其核心目標仍是重新使“大權統於朝廷”。為實施“新政”，清廷不得不作出某種惺惺之態，把學界名流、商界新貴、社會賢達一一攬入轂中，試圖以這些人裝點門面，苟延殘喘。具有西方知識背景的嚴複，自然成了清廷重點延攬的“新潮人物”，社會地位逐漸上升。

1908年之後，他連續被聘為審定名詞館總纂、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福建省顧問官；1910年，他以“碩學通儒”的資格，進入新設立的資政院，並被海軍部授予協都統軍銜。此間嚴複無論作何發言，都受到同僚好評，“大家佩服無地”。他不無幽默地說：“我現在真如小叫大，隨便亂嚷數聲，人都喝彩，真好笑也。”

話雖如此，坐了多年冷板凳的他，對這份榮譽還是難免受用的，也使他重新燃起對這個垂死的政權更濃厚的改良希望。獲得“文科進士”的賞賜後，心情大爽的嚴複立即重印名片，將這項頭銜寫了上去。

有人出來質問嚴複，清政府腐敗至此，為何還不劃清界限？他說：“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湯，吾何能遽去哉！”他自比古代的伊尹，這位商代名臣曾經五次拋棄賢君商湯，去侍奉暴君夏桀。這句話背後，充滿忠臣孝子般“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無奈與僥倖。

1911年10月4日，武昌起義前六天，嚴複還為大清朝填寫了第一首國歌《鞏金甌》。在清廷危亡的最後關頭，他寫下的依舊是：“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僅僅六天之後，武昌炮聲一響，嚴複的歌詞如一出荒誕的黑色幽默，成為了大清的殉葬品。

武昌起義爆發的當晚，嚴複在日記中痛惜地寫下“武昌失守”四字。武昌槍響後，各地摧枯拉朽，紛紛宣告“獨立”，各省聯手成立了“大漢軍政府”。

革命洪流猝然而至，滿懷矛盾的嚴複還沒有來得及作出選擇，歷史又把他拋上了舞臺。這次幕後的推手，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凱。

從袁世凱1895年天津小站練兵兩人結識，一直到1916年袁世凱去世，嚴袁兩人之間的來往從來沒有間斷。二十多年間，嚴、袁之間的友誼和紛爭，仿如一部精彩曲折的連續劇，經歷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帝制復辟的起伏變幻，成為嚴複政治追求和個人風骨的X光透視片。

辛亥革命中南北對峙之下，雙方只好和談。由陳寶琛推薦，嚴複又被袁世凱攬於帳下，在炮火中為其癡心奔走。由於與出身北洋水師學堂的黎元洪有著特殊的師生關係，嚴複被任命為北方代表團代表，參加南北和談。

1911年12月，作為福建省代表的嚴複南下參加“南北和談”。同行的特使唐紹儀等人一上車就把辮子剪了，這讓他既驚愕又困惑，飽受皇恩的大清官員們怎麼轉眼之間就變得這麼不仁不義？嚴複則依舊蓄辮明志，“以示不主共和之意”。唐紹儀在和談中主張共和，嚴複大為不滿，回了北京就向袁世凱告狀：“唐紹儀非議和也，乃往獻江山耳！”他以為袁世凱是真心擁護君主立憲，只甘於做內閣總理，才覺得主張共和的唐紹儀在和談中出賣了袁世凱。嚴複哪裡知道，待價而沽的袁世凱早已心猿意馬，南北雙方早已達成默契，面對“民國總統”的寶座，袁世凱巴不得早點把這江山獻出去呢！

雖然一直反對革命共和，但在南下談判的路途中，嚴複洞悉清廷的頹勢和“民心大抵歸革軍”的現實，逐漸對建立民國開始懷抱希冀。他把革命形勢比作一個熱切等待的戀人，靜聽著心上人到來的聲音。那段充滿期待而又難熬的日子裡，他焦灼的是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出來收拾局面。

舉目四望，誰才是他心目中的鐵腕人物呢？

嚴複感到只有舉足輕重的袁世凱才是有能力砥柱神州的不二人選。袁世凱對嚴複也頗為重視。出任臨時大總統之後，袁很快召見了嚴複，任命其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之後又任命他為總統府顧問官、海軍部編譯處總纂等。儘管有些懷疑袁世凱能否組織強勢政府，但嚴複還是接受了袁世凱的聘請，期望以自己的才智幫助袁世凱儘快走上軌道。嚴複的轉變令多年好友鄭孝胥深惡痛絕，在他眼裡，袁氏不忠於清室，篡位在前，大節已虧，自然不齒于君子，可嚴複還要投身這樣一位“妖狐之露尾”的叛徒，簡直令人髮指。直到1918年11月有一次朋友請吃飯，一聽說同約的還有嚴複，鄭孝胥一口拒絕出席，仍然不屑與嚴複為伍。

對於“有勵精圖治之傾向”的新組內閣，嚴複滿懷期望，不吝稱讚袁世凱“文足定傾，武足戡亂”。為了早日結束“威令不出都門”的亂象，嚴複在私下裡給友人的信中甚至說出“天下仍須定於專制，不然，則秩序恢復之不能，尚富強之可岐乎”？

然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成立，帶給中國人的熱望並未能維持太久。革命只不過趕走了寶座上的皇帝，卻沒有趕走人們心中的皇帝。中國很快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尷尬境地，嚴複所預見的“一個糟糕的時期”來了，而且仿佛只有更壞，永無最壞。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政局動盪再次引發了社會動亂，這顯然不是嚴複所願意看到的，也與他最初引進的進化論理論南轅北轍。

一次，嚴複與辜鴻銘出席同一個宴會，酒過三巡，辜鴻銘忽然說，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有人問他這二人是誰，辜鴻銘回答是嚴複和林紓。他拍桌罵道：“自嚴複《天演論》一出，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連禍結，不殺他天下何以有太平？”

坐在一旁的嚴複聞之默然。他和辜鴻銘同是福建同鄉，又都有長期出洋的經歷，面對這位同樣橫跨中西、學識一流的同行的痛批，嚴複內心幾多苦澀，無從置辯。

世局如此，嚴複的心中蒙上了一層越來越沉重的陰影。對社會安定的祈望，壓倒了對民主理想的追求，他日益渴望一種使社會持續穩定的政治體制，期待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因此，他對民國初年的黨派之爭一概厭惡透頂。而國民黨人對袁世凱的抗爭，反而促成他反對共和革命的立場。隨後，在一系列內政外交上，嚴複堅定地為袁世凱月臺呐喊。

嚴複認為，“二次革命”戰亂之起，純由國民黨“不察事勢，過爾破壞，大總統誠不得已而用兵”。面對戰火重燃的局面，他熱情獻頌似地表白“但願大總統福壽康寧，則吾濟小人之幸福耳”，他還希望袁世凱拿出決斷，像割除庭園裡的牽牛花一樣，除掉國民黨，取消共和政體，恢復秩序與穩定。這時的嚴複，內心儼然已流露出改變國體的專制傾向。

面對民國亂象，嚴複採取了向袁世凱一邊倒的態度，尤其大力支持袁試圖以強人政治解決權力危機的鐵腕思路，大力抨擊革命党人為一己之私，而罔顧國家。人們盡可以批判嚴複的“混淆是非”，但是否曾想過，袁世凱固然暴露了專制者的本色，國民黨人何曾沒有患上革命幼稚病？宋教仁遇刺後，兇手已被拿獲，朝野多數人都主張通過司法程式解決問題，反對把刑事案件政治化。但孫中山不顧國民黨眾多領導人的反對，公然因為一起刑事案件而要舉兵推翻合法政府，豈非拿國家命運當兒戲？

這次軍事冒險一個多月便全軍覆沒，國民黨徒自授人以柄，在民意中的形象產生大逆轉。社會輿論本來完全同情革命黨人一邊，“二次革命”一起幾乎都轉而支持袁世凱了，革命党人反而成了孤家寡人，由本來備受尊崇的政黨轉而被輿論視為“暴民專制”組織，更開啟了國民黨後來一不如意，就起兵鬧事的先河，習慣於“以暴制暴”地用槍桿子解決矛盾。

2

夢裡走了很多路，醒來還是在床上。人民並不神聖，政府未必下流。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有幾流的政府，它就要製造幾流的人民。社會愈是動盪，越是驅迫嚴複倒向強人政治。時間久了，嚴複也並非看不出袁世凱的軟肋。私下裡他認為袁在舊日帝制時代，也不過“一才督撫耳”。他批評袁“太乏科哲知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他也看到了袁世凱身上的守舊與專橫，對袁不抱“過分之望”。在嚴複的眼中，袁的權力一步步增大，他的權威卻在一天天減弱。然而亂世之中，他又覺得：“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

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態，表現為對袁世凱的曖昧態度。而書生天性中的優柔寡斷、當斷不斷，卻使嚴複背上人生最大的汙名。這次把他架上火堆的，仍然是朋友。

1915年，袁世凱稱帝之心已經昭然若揭，他派楊度幾次三番找嚴複，勸他參加其登基專用機構“籌安會”，欲借一幫名士為其搖旗呐喊，嚴複自然在其籠絡之中。

嚴複對袁世凱急於恢復“帝國體制”並不完全贊成，對袁世凱先前軟禁蔡鍔也極為反感。他覺得君主之威如今早已掃地，貿然復舊，只能亂上加亂。楊度繼續哄勸他:籌安會只不過是搞學術研究，搞清楚君主制是否應當恢復，其他的事到時自然會水到渠成。既然只是研究，這對於使命感極強的嚴複而言，無疑很能打動人。嚴複就說，他固然認為中國此時仍應行君主制，問題在於根本沒有合適的人選。

不等猶疑之中的嚴複把話說完，楊度就起身告別了。

嚴複見此情形不知所措，於是找弟子侯毅商量應付辦法，並表示不願勉強附和。

侯毅說：“先生既然不願勉強附和，只有登報聲明他們盜名。然而，他們既然打算借用先生的名義，必然會用強力手段脅迫先生就範。先生能乘夜潛逃嗎？”

嚴複猶豫許久才說：“我年歲這麼大了，而且哮喘病經常發作。像東漢末年張儉那樣在逃亡路上東躲西藏，恐已難以忍受了。”

侯毅說：“那盜名不妨聽之任之，只有始終不參與其中的活動罷了。明哲保身也是先聖所採取的策略。隨著時間的推移，天下人最終會明白是非曲直，能理解先生的。”

就這樣，嚴複決心採納侯毅的“明哲保身”之策，對籌安會之事再也不願過多地過問。

第二天，人們在籌安會發起人名單上，赫然見到了嚴複的大名，名列第三。嚴家門口多了兩個荷槍的壯士，說是長官擔心匪徒來相擾，派來警衛。嚴複自此閉門不出，籌安會找他去議事，便託病推辭。

一錯之後，嚴複不願再趟渾水。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質疑後，袁世凱派秘書夏壽田帶四萬元金票去拜見嚴複，請他寫文章駁難。嚴複既沒拿錢也沒寫文章。期間，他曾收到不下二十封信函，都說非駁梁不可，還有以刺殺相威脅的。嚴複拿著信去找夏壽田，表示：“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

世人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其餘五人都有“勸進文”，唯獨嚴覆沒有片言隻字。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悍然宣佈稱帝，嚴複謝絕袁世凱的任何邀請，靜觀其變，“其慶賀朝宴，均未入場”。據嚴複日記記載：“1月5日：內廷召宴，未赴。1月7日，陰，雪。內廷召見，未見。”

儘管並沒有參加“籌安會”多少實際活動，但復辟幫兇的惡名終究難逃了。天津《廣智報》當時畫了一幅漫畫:袁世凱頭戴冠冕，身披龍袍，端坐正中，四方畫著四條狗，分別代表籌安會“四大將”，其中之一，便是嚴複。

對於“走狗”這個侮辱稱號，嚴複苦澀地道:我“狗了不狗，走也要走的”。在寫給門生熊純如的信中，嚴複檢討自己終究是書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籌安會之起，楊度強邀，其求達之目的，複所私衷反對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的逆行終於走到盡頭，被迫宣佈取消帝制。對此，嚴複卻認為，袁世凱失敗的原因不在恢復帝制，而是“就職五年，民不見德”。袁世凱撤銷帝制當回總統後，獨立各省堅持要他退位。面對倒袁的風潮，不識時務的嚴複又大唱反調，堅決認為“項城此時去，則天下必亂”。他說之所以反對逼袁退位，這並不是出於私情，而是以國家為重，“力去袁氏者，則與前之力亡滿清正同，將又鑄一大錯耳”。

也許他認為袁即使為大盜，至少還有震懾住千千萬萬個小強盜的功能。後來果然大盜一去，小盜蜂起，袁世凱死後北洋武將群龍無首，各派爭權奪利，民國亂象由此拉開序幕，中國人陷入更深的水火之中。

當眾叛親離的袁世凱於1916年6月去世，在一片舉國歡慶聲中，嚴複卻立即關起門來，悲悲戚戚地寫下一首《哭項城歸櫬》，表達對一代梟雄折戟沉沙的不忍之心：“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

面對滿目瘡痍的國家，神醫遍地，藥方滿天，可大多數都是野蠻莽撞的獸醫，手裡高舉的是屠刀而非手術刀。皇權的合法性基礎早已蕩然無存，任何試圖重新撿起破敗龍袍繼續招搖的舉動，無疑都是自取其辱。至此，嚴複內心對現實的錯覺和誤解，似乎已達頂點。此後，他從現實的政局變動中多少體會到:復辟帝制，已是窮途末路。漢族強人，不可能有回天之力，“至於滿人，更不消說”。

1920年代，“革命”已取代“進化”成為中國最主流的強勢話語。堅持“共和之萬萬無當於中國”的嚴複式改良語體系，自然會淹沒在滾滾的革命洪流之中。就連他一手創造的古奧生僻的文字、好古尚雅的文風，也因為其艱澀難懂逐漸走向衰落，晚年嚴複的話語受眾日益減少，他的影響力急劇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列強相互殘殺，目睹戰爭的慘況與巴黎和會中列強的無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無遺，更是對嚴複當初“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最大嘲弄。為中國人尋找到的唯一出路，現在也斷了，嚴複的挫敗感可以想像。他在震驚之餘不禁悲歎：“歐羅巴之戰，僅三年矣，種民肝腦塗地，身葬海魚以億兆計，而猶未已。橫暴殘酷，于古無聞。”“文明科學，效其於人類知此。”他對西方文明的理想之夢隨之也破滅，“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他對此時的西方世界用八個字評價：“利己殺人，寡廉鮮恥。”

1920年他回到家鄉侯官，說：“還鄉後，坐臥一小樓，看雲聽雨之外，有興時，稍稍臨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中國已經走向一個充滿激情的新時代，在新潮人物的眼中，嚴複已成為一個無法與同時代新人進行對話溝通的思想老人，充滿精神的孤獨。

縱然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但是嚴複卻只淡淡地說：“以此卻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臨終前，在他留給後人的遺囑中，第一條便是“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他早前指出：“四書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但他本人卻沒有更多的精力專注於此，對傳統文化的向現代性的轉化殊少貢獻。他在言辭激昂、充滿激情地批判傳統時，只為中國人的道德大廈重構粗繪了一幅巨大的工程圖，如何施工建設，還要靠我們自己。

1921年10月27日，嚴複帶著無限的惆悵，離開了人事紛攘的世界。除了次女嚴璆，其他眾多子女都未能守在身邊。兩個月後，他與原配王夫人合葬于鼇頭山。他的密友、前清大吏陳寶琛為其作墓誌銘，題為：“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而嚴複生前自題墓碑：“清侯官嚴幾道先生之壽域”。一個終生反對專制政體的啟蒙思想家，卻自甘披上一個消失的王朝作為精神歸宿，蓋棺論定。嚴複最後一次特立獨行地展示他人生的悖論與謎題。

墓地青石圍幛上，是他生前親題的四個字：惟適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