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論西方偽史

人類之不能進步，是因先得花許多氣力清理歷史的債務。

譬如現在空氣都壞了、礦藏資源都枯竭了、田野都荒蕪了、都市都壅塞了、人心都狡詐了、思想都混亂了……這些，不是哪個人造的孽，而是過去整個人類追求進步所積累的。可是這些“成果”就是歷史的負債，需要這一代人去清償，讓空氣再度清新、人心再度清明……。

而不幸，方償舊債，又造新業，人的腦子，只能更亂了。

一、我是誰？

我們之前欠的債還特別多。除了欠天欠地，還欠了外國人許多錢，乃至割地賠款，整個民族都被壓得抬不起頭來。所以後來我們花了很大氣力提倡民族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一聽到“中國人站起來了”之類話，許多人甚至會熱淚盈眶，認為歷史的債務總算清掉了。

可惜，中國從來就不是近代西方人說的“民族國家”；現在卻為了解決歷史問題，只好把自己建設成一個民族國家，並創造了一個“中華民族”的概念。

於是，方償舊債，又造新業。

清末本來只是排滿，推翻滿清政權之後，卻須要建國。建國，是繼續實行帝制，還是建成類似現代西方式的國家？如果是十九世紀以後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中國事實上卻有許多族，所以到底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五十族共和，還是說仍只一個族，叫中華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百來個民族，皆是它的內部分支……。

以上這段話，每一句，都飽含或牽連著清末民初許多學術的、思想的、政治的鬥爭。

許多問題，如漢族是不是一個種族、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中華民族是種族還是文化體、遼金元和清朝算不算異族殖民統治……等，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仍是一團亂麻，爭論不休（此處不詳說、不展開。如果你不知道這些爭議，或自認為已經懂了，那麼，為你的純潔點贊；不然你要趕快上百度或谷歌，自行科普一下）。

二、我從哪裡來？

確定我們是不是中華民族，通俗的現代哲學語言叫作：追問我是誰。

可是確定我是誰之後，問題又來了：我從哪裡來？

若確實有一個中華民族，這民族的始祖是誰？歷史該從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或伏羲黃帝神農），還是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講起？他們各是什麼關係，崛起於何地何時？當然，這也都是吵成一團的。

民初，上古史研究大盛，原因就是如此，大家都想在此求個是非出來。階段性、標誌性的成果，即是從1926年至1941年的《古史辨》七大冊，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萬餘字。

這也就表明了二十世紀初到四十年代，所有高級頭腦都撲在這個問題上。

但問題越談越複雜，也越令人失落。當時主流見解是：上古源頭不明，只是神話和傳說，而傳說跟史料也都是後世添油加醋造出來的。三皇五帝皆不可信，信史最多只能上推到東西周之間。我從哪裡來，畢竟不知道！

文獻與傳說既然考證不出個結果來， 1928年中央研究院便另闢蹊徑，派董作賓去河南安陽小屯村進行了考古發掘。這是中國獨立進行科學考古的開端，挖出了大量甲骨等文物。證明了殷商的存在和《史記》文獻的可信度。

這令人振奮不已？不，更沮喪了。

為什麼？因為《古史辨》不但沒把民族源頭考清楚，還考出三皇五帝乃至大禹都是偽史，是一層層添油加醋來的。殷墟考古，也只能把我國信史往上推到殷商，距離“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還差兩千年呢！

何況談歷史要講年代。殷商和周初的年代和史事，僅是推測，武王伐紂到底是哪一天，到現在也沒個定論，遑論其它。

董作賓等講殷史的先生，憑藉的，又只是以自訂的《殷曆譜》來循環論證。我師湖南甯鄉魯實先先生以降，多有質疑。以致前些年仍須國家啟動大手筆去做“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果170名專家做到2000年完工，其成果卻在國內外都沒被接受，該吵的繼續吵，甚至吵得更兇。

也就是說，民族源頭問題仍籠罩在迷霧中，搞不清我從哪裡來。

三、我從西方來？

（一）

問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之後，一般是要再問“我現在在哪”、“我要到哪裡去”？

當時大家也確實這麼問了。可是文史學界對於“我從哪裡來”混戰方酣，行動者卻等不及了，只能跳過去追問“我現在在哪”“我要到哪裡去”，以便為革命形勢確定行動方針。

30年代初期，社會史大論戰於焉展開。開始想確定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該進行什麼樣的革命。

接著就是抗戰、內戰、實施社會主義、文革、冷戰等一系列大事。把“我從哪裡來”的問題接回來談，已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了。

改革開放，是重新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合作，所以思想的大潮是現代化，走向世界。而現實，更是世界湧入中國，包括時尚、器用、資金、商業、技術、思想學說，等等。

其中有許多是早先民國時期已出現過的，現在捲土重來，例如現代詩、現代主義小說。上古史方面也有，如“中國文明西來說”。

（二）

1894年左右，法裔英國人拉克伯裡（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年）的《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古巴比倫文字及其中國起源》等書，已說中國文明的起源是：“西元前2282年，兩河流域的國王Nakhunte率領巴克族（Bak tribes）從迦勒底亞出發，翻越昆侖山，歷經艱險，來到了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此後，四處征伐，傳播文明，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黃帝，巴克族則為百姓（Bak Sing）的轉音。

此說在清末民初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的時代氣氛中大受歡迎，像王國維《詠史二十首》開篇即是：“回首西陲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向昆侖望故鄉。”他和劉師培、梁啟超等學者更在西來說的影響下關注《楚辭》等古籍，開啟了一種研究古史的新風氣與方法。

1915年，袁世凱甚至廢棄了孫中山頒佈的國歌，改用《中華雄踞天地間》為國歌，曰：“中華雄踞天地間，廓八埏，華胄從來昆侖巔，江湖浩蕩山綿連，勳華捐讓開堯天，億萬年。”其中，“華胄從來昆侖巔”就跟王國維如出一口，可見其說勢力之大。

考古方面，發現北京人、仰紹文化的瑞士人安特生亦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雖然後來他說從仰紹文化、商、周到今天，中國在人種和文化上是連續發展的，仍不脫源頭來自西方之想。

為什麼中國人那時會廣泛有這種今天可能會被斥為“漢奸”“認人作父”的想法呢？

到了八十年代，中國還高喊著要“走向世界”，知識份子也熱讀《走向世界叢書》呢，何況二十世紀初？強調中國本來就與世界融為一體，西方文明從來就源源不絕地進入中土，所以中國從來就不封閉不保守，乃是當時的集體意識，至今亦未衰。

換言之，說中國人種西來或文化西來，仍是民族主義話語，就跟研究中西交通史而總在談西學東漸、西人入華，絕少談中學西漸那樣。

只不過，隨後中國另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因五四運動、抗戰等一系列時勢之激揚而越來越強，西來說才漸漸淡化；在中國內部找文化源頭，乃漸漸成為新的範式。

如30年代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即說商族發跡于東北、建業于渤海與古兗州。1978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國東北說》，八十年代幹志耿《商先起源于幽燕說》認為紅山文化是商先文化的淵源等，皆其後繼。

近年社科院易建平更強調：要跳出中原，放眼東北的紅山文化、西北的齊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遺址、東方的兩城鎮遺址、西南的寶墩遺址、中南的石家河遺址、東南的良渚遺址等，才能找到中華文明源頭。

這一類說法，可概括為“民族史學”。不論一元還是多元，基本是在我們本土內部說中華民族與文化的源與流，並成為主流體制（後來的政權，都不像袁世凱那樣喜歡說“華胄從來昆侖巔”）。

（三）

可是西來說也沒消失。第一，學術傳統既已形成，就有其生命，會繼續傳承發展。例如剛剛講的《楚辭》研究，後來在蘇雪林等人手上，關聯于巴比倫來講楚文化，即講得花團錦簇。

第二，是剛剛也說過的，在中國內部找源頭畢竟遭遇了瓶頸，商還好辦，夏就找不著確切頭緒。至今夏朝都城，挖來挖去、考來考去，都還不知在哪。既如此，當然就不能怪人家去域外找答案。

第三，剛好，當年殷墟商代王陵區與祭祀坑的人骨標本被帶到臺灣，其中一些人骨有高加索白人特徵。這就更讓人懷疑商王室是高加索白人人種，人種西來仿佛更有了證據。

第四，中國人在找源頭，外國人也在找。其中最占勢力的是非洲起源說，認為全球現代人的共同祖先來自5萬年前的非洲。其次是多地區起源論，認為分佈於亞、非、歐三大洲的早期智人分別進化為現代人。

可是近三四十年，在現代人線粒體、Y染色體和化石證據、語言學等各方面的研究，均支持非洲起源說。一些遺傳學家對於中國現代人起源，也支持非洲說。所以形成一種人類是從非洲走出來，不斷向北、向東擴張的“共識”。

這個難得的共識，當然大大增強了中國人種及文化是從北非西亞傳播過來的舊說。不但“民科”領域趨之若鶩，學界發展這種觀點，挑戰民族史學和官方考古及博物館體制的力量也愈來愈強。

所以，過去如果你聽到有人說黃帝就是埃及法老王；炎黃子孫都是從埃及或巴比倫遷徙來的；夏朝之所以找不到是因為根本不在中土；西來的亞美尼亞華夏人和歐洲人先後統治了中原；所謂漢人就是外來白種人和中國土著的混合，故絕對找不到確切的漢族基因；逃到偏僻地區的中國土著，還保持了一些原始落後的面目，如藏族、苗族等；漢字漢語也都來自蘇美爾、埃及或雅利安語，所以周代的普通話稱為“雅言”、最早的字典稱為“爾雅”；中國、齊、冀、九州等詞彙都來自兩河流域；昆侖山就是庫爾德山kueditan、華夏就是Haya、渤海就是波斯灣；太原、太行山、太原的太（泰）是古英文TITAN的譯音；三星堆就是外來文明的證據，其銅礦來自南非……，你一定笑破肚皮，現在，卻是最新資訊了，非常熱鬧，不能不仔細聆聽。它是學術還是臆想，跟外星人問題一樣，卻很難斷言。

四、對中國人向東向西的描述

西來說，雖有現代各種學科如遺傳學、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的加持，但其底子都是：殖民征服。

埃及、巴比倫、高加索、利安或什麼民族什麼王，越過昆侖山，東遷中土。說的人，腦袋裡的圖形，都是亞力山大東征式的。

這種長途、大規模、民族擴散的殖民征服說，事實上也就是西方世界的基本發展模式，從腓尼基、希臘到後來的大航海都是如此。

所以當一大堆人說西方人和文化如何如何東遷到中土，說得熱火朝天時，也就有另一派人以同樣的模式來想像：東方文明也如此向外傳播。

如法國德吉涅（Joseph de Guignes）1761年發表《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亞洲極東部的幾個民族的研究》，認為中國古代說的扶桑國，不是日本，而是現在的墨西哥，所以美洲是中國人發現的。1846年英國梅德赫斯特則認為武王伐紂時，不少殷人渡海到了美洲。2002年英國海軍退役軍官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國人發現世界》又主張鄭和的船隊發現了美洲。

這些講法，國內也不少附議者，說殷遺民、孔子、張衡、慧深、李白、楊貴妃等人抵達過美洲的都有。衛聚賢《中國人發現美洲》《中國人發現澳洲》《中國古代與美洲交通考》尤為巨擘，他甚至還率人乘坐依廣州出土漢代船形複製的木舟，經南洋東駛美洲。

中國人除了曾經東渡太平洋之外，也應該曾向西拓展。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就說周穆王西征到了華沙，其行跡超過了後來的成吉思汗、拔都。

你說這太誇張了，怎麼可能跑那麼遠？哈哈，埃及法老和巴比倫國王Nakhunte都能一路打到涿鹿了，憑什麼中國人就不能到華沙、到墨西哥？

五、西方偽史論

另一路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反擊，是直攻西方文化，說其古史本多偽造。

何新《希臘偽史考》，董並生、諸玄識等人《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等，都強力論證西方古史是近現代歐洲人偽造來的。

據辨偽者描述：早先安尼烏斯偽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和斯卡利傑的“科學編年”，後來被珂雪進一步加工。珂雪熟悉中國文化，編過《中國圖志》（China illustrata），故利用中國文化元素來對“埃及學”填充，利用漢字演繹出埃及象形文字，以致被稱為埃及學之父。

這類加工者，漸漸將遠古埃及和巴比倫文明打造為上古希臘文明的基石，後來遂以此衍生出中華文明西來說。中國學者受此影響，乃在埃及考證出一個中國的“夏朝”，並宣稱在中東地區找到了《山海經》記敘的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昆侖山，昆侖丘，昆侖墟，等等。

源頭如此偽造，底下輝煌的希臘羅馬文明，當然更多偽造。

例如當時沒有紙，孔子孟子都只能寫在竹簡和絹帛上。梁啟超顧頡剛等人，曉得去考證經書和先秦諸子的真偽，為何卻不問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幾百萬字的著作是怎麼寫的？就寫在羊皮上？那千萬張羊皮怎麼流傳？……

現今之所以要揭發西方偽史，也就等於把《古史辨》的工作也針對西方做一次，是符合學術正當性的。佔據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學院派及主流媒體譏笑它是一股歪風，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極端化，是戰狼行為，是為了反西方而反西方的學術義和團行為，並不確實。

事實上，西方史實的辨偽，由來已久。一路是解構神話，跟中國當年的古史辨運動幾乎一模一樣，把宗教話語、神話文本拆分出可信的歷史和演繹的傳說。

另一路是解構解釋者。例如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1937—2013年）《黑色雅典娜》論證說：早期希臘文明被認為是來自東方的（埃及和西亞）；十八世紀以後，埃及的地位被印度取代；十九世紀後，英國發展雅利安模式，腓尼基人也開始成為希臘文化的源頭；二十世紀，雅利安主義大盛，希臘文明被解釋為北方說印歐語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結果。換言之，“現代學術”重新建構了古希臘人根本不知道的古希臘。

這兩種辨偽方式，西方成果很多，國內正該多多參考，以弄清楚西方古史的底蘊。國內言必稱希臘的西學人士耳目閉塞，膠固于雅利安模式中，拒絕反思，恐怕不是好事。

六、中國是全球文化的總源頭

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反擊，西方偽史論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正面說中國文化不但不是西來的，恰好相反，中國文化才是西方的源頭。

持此類說法的人很多，九十年代以雲南彝族發源說為盛，近年可以杜鋼建的“大湘西”理論為代表。

杜先生近作《文明源頭與上古茶陵》的章節是：茶陵雲陽先生與雲陽氏少昊、英國盎格魯人是茶陵少昊後裔、威爾士人是茶陵少昊後裔的秦人、高盧人源於古代茶陵地區、釋迦牟尼是茶陵少昊的後裔、古希臘鬲人是茶陵少昊後裔、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是茶陵少昊後裔的秦人、亞歷山大與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可薩人與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西班牙主要族群是茶陵少昊後裔、巴勒斯坦人的祖先是茶陵少昊後裔、唐朝皇族李氏是茶陵少昊後裔、中國古代憲法對西方法治的影響、少昊祭祀文化影響世界、古埃及文是茶陵少昊氏鳥語、腓尼基文字是茶陵少昊後裔創立、少昊後裔盎格魯人的英文字母源于古漢語……

不但認為上古茶陵文化包括或衍生出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堯、舜、禹文化，而且從茶陵傳播出盎格魯人、威爾士人、高盧人、古希臘鬲人、西班牙人、巴勒斯坦人、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亞歷山大、釋迦牟尼等族群或人物，古埃及文、腓尼基文、英文也是茶陵少昊後裔創立。

所以湖南可說是全球文化總源頭，恢宏博大，包括寰宇。其近期《華夏匠帝與外星文明》更是把外星人也捎上了。

你覺得他說得太恢闊了？不，他像鏡子。人照鏡子時，影像剛好是相反的，你的右邊恰恰是鏡中人的左邊。中國文化西來說，說中國文化是從埃及等ABCDEF哪哪來，說得理直氣壯，仿佛真理在握；杜先生如今說中國文化開枝散葉到埃及等ABCDEF各處去，如鏡示像一番，你就說他不合理不合法？

七、追溯世界文化為一元？

方向上或研究形態上即使合理合法，能不能讓人信服，還得看論證的手段。無論說是中國文化走出去，還是西方文化傳進來，都需要把證據擺出來。

然而，論證是很難的！

幾乎所有人都高估了自己的智商而無視這句話，所以動輒下各種論斷，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

以西來說為例。直到目前，人種方面，真能算得上證據的，只有殷墟祭祀坑存在類似高加索白種人的人骨。可是，（一）人骨出於祭祀坑，屬於祭品，是俘獲的戰俘，可能性遠大于貴族和平民。

（二）有“高加索白人特徵”和“是真正的白種人”之間還有巨大的距離。

（三）通過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可發現商朝人的人種特徵和東亞人種高度接近。幾千年前的商人跟今天華北華南的人差別不大。即使在同時代，商人也與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居民接近，所以商人之主體絕非外來戶。

（四）殷墟各種商代人像，包括人體圓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圖像，也沒有一例是西亞人或高加索人相貌。

（五）基因資料，顯示的只是該檢測樣本的分子遺傳學屬性，而所謂的“西亞人種”或“高加索人種”等概念顯示的則是體質學屬性，兩者更不是同一回事。拿分子遺傳學概念來推導體質學特徵，只是讓張飛去打嶽飛。

人種西來如此，文化西來也一樣。

個別物、事、技術，吸收了外來成分再正常不過啦，例如麥子，《說文》就明確說了是西來的。可是，（一）我們又不僅擁有麥文明，我們更主要是從事稻作，稻子可不是西來的。

（二）新的炭化小麥測年研究，發現小麥東傳可能是先到膠州日照一帶，由海岱地區向中土內陸傳播，而非由新疆、甘肅傳入內地，瓦解了過去的物種西來想像。

青銅技術也一樣。我國青銅文化的興起，確實受到西亞中亞青銅文化東進的強烈影響。但一句“中國青銅主要是食器和禮器，不作為生產工具，也不造神像”就堵住了他們的嘴。

也就是說：中國人種和文化西來說，無法證明，硬要論證，只會讓自己陷入像我上文這樣無數的質疑和批判中。但若說中國的人種和文化，有些是西來的，那就一點問題也沒有。

這兩者，不是程度的問題，而是性質。中國人種和文化西來說，背後是尋找單一人種和文化源頭的思維；後者沒這種奢求，只是承認世界上到處都有人、都有文化，常彼此交流學習。

杜鋼建《文明源頭與上古茶陵》雖然看起來很像“中國文化西來說”的翻模，但他很少如“西來說”那樣說大湘西或茶陵為東西方文化總源，而大半採取分項論證的方式，說甲為A之源、乙為B之源、丙為C之源，等等。這是很聰明的做法，接近於後者。

但依我前面說的鏡像關係，鏡中之像如果有什麼問題，問題往往在於照相的那個人本身就長得不像樣。既拿著“文化一元論”去照鏡子，恐怕很難擺脫一元論的困局。

本來世界上各地都會生人、都可以創造文化。可是一元論者不這樣想，偏要認為所有人類均出於一個始祖，或由一種文化發展來。從亞當到非洲老奶奶、從埃及西亞到中國，都只是如此一元的（即使本來不是一元之生，也要透過長征、殖民、傳教、同化，形成一元之長）。

如此偏執，我以為殊不足取。因為這種一元其實是假的，把人區分成高低級，土著必須放棄他自己這一元，向高級那一元的選民、征服者貼近。

正因本來多元，所以硬要講成是一元時，就只好勉強比附。Nakhunte即黃帝、華夏就是Haya、渤海就是波斯灣，當然都是比附。杜鋼建說周武王即大衛王、周成王即所羅門王、耶和華名字的意思即是華夏……也仍是比附。

無限比附的目的是為了溯源。為了尋找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源頭，大家真是操碎了心。

八、中華民族自己的形與象

可是大家忘了：民族這個概念是近代西方發展出來的，漢語“民族”亦是日本對西方觀念的的譯詞，“中華民族”這詞也出現於清末。因此，追溯祖源，看起來類似我國傳統的行為，實質卻迥然不同。

首先，中國人不論整體族源，只論一姓一氏之祖；其次，該姓氏分流到某地的開基祖，被重視程度高於始祖。歐陽修蘇洵以後，族譜幾乎只論開基祖。修族譜的原則是“斷自可見之世”，五世以後，各支系且要另寫家譜。也就是詳今略遠、重流略源、論其分而不執其始，跟我們看長江黃河一樣。長江源、黃河源歷來都講不清楚，但說其水系，如《水經》《水經注》之類，則特別明晰。

同理，世族門第貴族社會，中國也是世界上崩潰得最早的。因為國人相信將相無種、英雄不論出身，所以始祖血緣無足掛齒，後來子孫的奮鬥狀況才重要。說頭上有通天紋的正黃旗大媽，可是要被人恥笑的！

西方的民族觀念、注重“我從哪裡來”、探尋始源的行動、一元論的思維，卻打破了這一切傳統，並引得眾多優秀頭腦去做這不可能有答案的智力競賽。看起來可悲，事實上卻又呈現或呼應著世界史更大的動向。

原來，人們從十九世紀以來，就一直在“召喚未來”。認為人類科技工業之發展，已經突破了歷史與傳統，全球現代化將帶領所有人類邁向新的階段，進入新未來。即使馬克思唱衰這個進程、批判工業資本主義，也仍強調人類會邁向新的社會階段。所以這兩百年間，整體的呼聲是召喚未來。

然而實際的行動卻是“走向過去”。現代史學、考古學、遺傳學、基因研究，都誕生于這段時期。不但走向過去，而且直入洪荒，要上溯始源：跟宗教能掛鉤的找到上帝那兒，不能的則說外星人、天外文明。替印歐民族找源頭、替中華民族找來歷，只是這個大趨勢大動向中的一環。中國，從清末開始“走向世界、參與世界”之後，自然也很難避免不加入這個動向中，且以加入為時髦。

然而，蘇東坡有一首《和陶淵明•影答形》詩說：“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陶淵明有形、影、神三詩，東坡和他，亦猶陶詩之影也，然而其詩卻有獨立性，與陶不同。他說：影雖附形而生，但形如火上之煙，生命力消失，形也就沒了；影卻是鏡中之像，鏡壞而影不滅，自有生命，不盡與依託者一致。

我願用這首詩的觀點來看杜鋼建《文明源頭與上古茶陵》一類作品。因為這類作品雖因西來說、民族溯源潮而生，論述亦與西來說有鏡像關係，但卻是可以有獨立之生機的。譬如溯源，鏡中之像自會轉成分流，而分流就是中國史學了。黃河夙有九派、論學當稱九流、詩家明其宗派、族譜力敘分支。上古茶陵，如果重要，應在流而不在源，這是我對這類說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