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論西方偽史

文-龔鵬程【當代著名學者及思想家】

人類之不能進步,是因先得花許多氣力清理歷史的債務。

譬如現在空氣都壞了、礦藏資源都枯竭了、田野都荒蕪了、都市都壅塞了、人心都狡詐了、思想都混亂了……這些,不是哪個人造的孽,而是過去整個人類追求進步所積累的。可是這些“成果”就是歷史的負債,需要這一代人去清償,讓空氣再度清新、人心再度清明……。

而不幸,方償舊債,又造新業,人的腦子,只能更亂了。

、我是誰?

我們之前欠的債還特別多。除了欠天欠地,還欠了外國人許多錢,乃至割地賠款,整個民族都被壓得抬不起頭來。所以後來我們花了很大氣力提倡民族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一聽到“中國人站起來了”之類話,許多人甚至會熱淚盈眶,認為歷史的債務總算清掉了。

可惜,中國從來就不是近代西方人說的“民族國家”;現在卻為了解決歷史問題,只好把自己建設成一個民族國家,並創造了一個“中華民族”的概念。

於是,方償舊債,又造新業。

清末本來只是排滿,推翻滿清政權之後,卻須要建國。建國,是繼續實行帝制,還是建成類似現代西方式的國家?如果是十九世紀以後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中國事實上卻有許多族,所以到底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五十族共和,還是說仍只一個族,叫中華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百來個民族,皆是它的內部分支……。

以上這段話,每一句,都飽含或牽連著清末民初許多學術的、思想的、政治的鬥爭。

許多問題,如漢族是不是一個種族、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中華民族是種族還是文化體、遼金元和清朝算不算異族殖民統治……等,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仍是一團亂麻,爭論不休(此處不詳說、不展開。如果你不知道這些爭議,或自認為已經懂了,那麼,為你的純潔點贊;不然你要趕快上百度或谷歌,自行科普一下)。

、我從哪裡來?

確定我們是不是中華民族,通俗的現代哲學語言叫作:追問我是誰。

可是確定我是誰之後,問題又來了:我從哪裡來?

若確實有一個中華民族,這民族的始祖是誰?歷史該從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或伏羲黃帝神農),還是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講起?他們各是什麼關係,崛起於何地何時?當然,這也都是吵成一團的。

民初,上古史研究大盛,原因就是如此,大家都想在此求個是非出來。階段性、標誌性的成果,即是從1926年至1941年的《古史辨》七大冊,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萬餘字。

這也就表明了二十世紀初到四十年代,所有高級頭腦都撲在這個問題上。

但問題越談越複雜,也越令人失落。當時主流見解是:上古源頭不明,只是神話和傳說,而傳說跟史料也都是後世添油加醋造出來的。三皇五帝皆不可信,信史最多只能上推到東西周之間。我從哪裡來,畢竟不知道!

文獻與傳說既然考證不出個結果來, 1928年中央研究院便另闢蹊徑,派董作賓去河南安陽小屯村進行了考古發掘。這是中國獨立進行科學考古的開端,挖出了大量甲骨等文物。證明了殷商的存在和《史記》文獻的可信度。

這令人振奮不已?不,更沮喪了。

為什麼?因為《古史辨》不但沒把民族源頭考清楚,還考出三皇五帝乃至大禹都是偽史,是一層層添油加醋來的。殷墟考古,也只能把我國信史往上推到殷商,距離“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還差兩千年呢!

何況談歷史要講年代。殷商和周初的年代和史事,僅是推測,武王伐紂到底是哪一天,到現在也沒個定論,遑論其它。

董作賓等講殷史的先生,憑藉的,又只是以自訂的《殷曆譜》來循環論證。我師湖南甯鄉魯實先先生以降,多有質疑。以致前些年仍須國家啟動大手筆去做“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果170名專家做到2000年完工,其成果卻在國內外都沒被接受,該吵的繼續吵,甚至吵得更兇。

也就是說,民族源頭問題仍籠罩在迷霧中,搞不清我從哪裡來。

、我從西方來?

(一)

問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之後,一般是要再問“我現在在哪”、“我要到哪裡去”?

當時大家也確實這麼問了。可是文史學界對於“我從哪裡來”混戰方酣,行動者卻等不及了,只能跳過去追問“我現在在哪”“我要到哪裡去”,以便為革命形勢確定行動方針。

30年代初期,社會史大論戰於焉展開。開始想確定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該進行什麼樣的革命。

接著就是抗戰、內戰、實施社會主義、文革、冷戰等一系列大事。把“我從哪裡來”的問題接回來談,已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了。

改革開放,是重新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合作,所以思想的大潮是現代化,走向世界。而現實,更是世界湧入中國,包括時尚、器用、資金、商業、技術、思想學說,等等。

其中有許多是早先民國時期已出現過的,現在捲土重來,例如現代詩、現代主義小說。上古史方面也有,如“中國文明西來說”。

(二)

1894年左右,法裔英國人拉克伯裡(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年)的《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古巴比倫文字及其中國起源》等書,已說中國文明的起源是:“西元前2282年,兩河流域的國王Nakhunte率領巴克族(Bak tribes)從迦勒底亞出發,翻越昆侖山,歷經艱險,來到了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此後,四處征伐,傳播文明,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黃帝,巴克族則為百姓(Bak Sing)的轉音。

此說在清末民初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的時代氣氛中大受歡迎,像王國維《詠史二十首》開篇即是:“回首西陲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向昆侖望故鄉。”他和劉師培、梁啟超等學者更在西來說的影響下關注《楚辭》等古籍,開啟了一種研究古史的新風氣與方法。

1915年,袁世凱甚至廢棄了孫中山頒佈的國歌,改用《中華雄踞天地間》為國歌,曰:“中華雄踞天地間,廓八埏,華胄從來昆侖巔,江湖浩蕩山綿連,勳華捐讓開堯天,億萬年。”其中,“華胄從來昆侖巔”就跟王國維如出一口,可見其說勢力之大。

考古方面,發現北京人、仰紹文化的瑞士人安特生亦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雖然後來他說從仰紹文化、商、周到今天,中國在人種和文化上是連續發展的,仍不脫源頭來自西方之想。

為什麼中國人那時會廣泛有這種今天可能會被斥為“漢奸”“認人作父”的想法呢?

到了八十年代,中國還高喊著要“走向世界”,知識份子也熱讀《走向世界叢書》呢,何況二十世紀初?強調中國本來就與世界融為一體,西方文明從來就源源不絕地進入中土,所以中國從來就不封閉不保守,乃是當時的集體意識,至今亦未衰。

換言之,說中國人種西來或文化西來,仍是民族主義話語,就跟研究中西交通史而總在談西學東漸、西人入華,絕少談中學西漸那樣。

只不過,隨後中國另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因五四運動、抗戰等一系列時勢之激揚而越來越強,西來說才漸漸淡化;在中國內部找文化源頭,乃漸漸成為新的範式。

如30年代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即說商族發跡于東北、建業于渤海與古兗州。1978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國東北說》,八十年代幹志耿《商先起源于幽燕說》認為紅山文化是商先文化的淵源等,皆其後繼。

近年社科院易建平更強調:要跳出中原,放眼東北的紅山文化、西北的齊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遺址、東方的兩城鎮遺址、西南的寶墩遺址、中南的石家河遺址、東南的良渚遺址等,才能找到中華文明源頭。

這一類說法,可概括為“民族史學”。不論一元還是多元,基本是在我們本土內部說中華民族與文化的源與流,並成為主流體制(後來的政權,都不像袁世凱那樣喜歡說“華胄從來昆侖巔”)。

(三)

可是西來說也沒消失。第一,學術傳統既已形成,就有其生命,會繼續傳承發展。例如剛剛講的《楚辭》研究,後來在蘇雪林等人手上,關聯于巴比倫來講楚文化,即講得花團錦簇。

第二,是剛剛也說過的,在中國內部找源頭畢竟遭遇了瓶頸,商還好辦,夏就找不著確切頭緒。至今夏朝都城,挖來挖去、考來考去,都還不知在哪。既如此,當然就不能怪人家去域外找答案。

第三,剛好,當年殷墟商代王陵區與祭祀坑的人骨標本被帶到臺灣,其中一些人骨有高加索白人特徵。這就更讓人懷疑商王室是高加索白人人種,人種西來仿佛更有了證據。

第四,中國人在找源頭,外國人也在找。其中最占勢力的是非洲起源說,認為全球現代人的共同祖先來自5萬年前的非洲。其次是多地區起源論,認為分佈於亞、非、歐三大洲的早期智人分別進化為現代人。

可是近三四十年,在現代人線粒體、Y染色體和化石證據、語言學等各方面的研究,均支持非洲起源說。一些遺傳學家對於中國現代人起源,也支持非洲說。所以形成一種人類是從非洲走出來,不斷向北、向東擴張的“共識”。

這個難得的共識,當然大大增強了中國人種及文化是從北非西亞傳播過來的舊說。不但“民科”領域趨之若鶩,學界發展這種觀點,挑戰民族史學和官方考古及博物館體制的力量也愈來愈強。

所以,過去如果你聽到有人說黃帝就是埃及法老王;炎黃子孫都是從埃及或巴比倫遷徙來的;夏朝之所以找不到是因為根本不在中土;西來的亞美尼亞華夏人和歐洲人先後統治了中原;所謂漢人就是外來白種人和中國土著的混合,故絕對找不到確切的漢族基因;逃到偏僻地區的中國土著,還保持了一些原始落後的面目,如藏族、苗族等;漢字漢語也都來自蘇美爾、埃及或雅利安語,所以周代的普通話稱為“雅言”、最早的字典稱為“爾雅”;中國、齊、冀、九州等詞彙都來自兩河流域;昆侖山就是庫爾德山kueditan、華夏就是Haya、渤海就是波斯灣;太原、太行山、太原的太(泰)是古英文TITAN的譯音;三星堆就是外來文明的證據,其銅礦來自南非……,你一定笑破肚皮,現在,卻是最新資訊了,非常熱鬧,不能不仔細聆聽。它是學術還是臆想,跟外星人問題一樣,卻很難斷言。

、對中國人向東向西的描述

西來說,雖有現代各種學科如遺傳學、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的加持,但其底子都是:殖民征服。

埃及、巴比倫、高加索、利安或什麼民族什麼王,越過昆侖山,東遷中土。說的人,腦袋裡的圖形,都是亞力山大東征式的。

這種長途、大規模、民族擴散的殖民征服說,事實上也就是西方世界的基本發展模式,從腓尼基、希臘到後來的大航海都是如此。

所以當一大堆人說西方人和文化如何如何東遷到中土,說得熱火朝天時,也就有另一派人以同樣的模式來想像:東方文明也如此向外傳播。

如法國德吉涅(Joseph de Guignes)1761年發表《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亞洲極東部的幾個民族的研究》,認為中國古代說的扶桑國,不是日本,而是現在的墨西哥,所以美洲是中國人發現的。1846年英國梅德赫斯特則認為武王伐紂時,不少殷人渡海到了美洲。2002年英國海軍退役軍官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國人發現世界》又主張鄭和的船隊發現了美洲。

這些講法,國內也不少附議者,說殷遺民、孔子、張衡、慧深、李白、楊貴妃等人抵達過美洲的都有。衛聚賢《中國人發現美洲》《中國人發現澳洲》《中國古代與美洲交通考》尤為巨擘,他甚至還率人乘坐依廣州出土漢代船形複製的木舟,經南洋東駛美洲。

中國人除了曾經東渡太平洋之外,也應該曾向西拓展。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就說周穆王西征到了華沙,其行跡超過了後來的成吉思汗、拔都。

你說這太誇張了,怎麼可能跑那麼遠?哈哈,埃及法老和巴比倫國王Nakhunte都能一路打到涿鹿了,憑什麼中國人就不能到華沙、到墨西哥?

、西方偽史論

另一路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反擊,是直攻西方文化,說其古史本多偽造。

何新《希臘偽史考》,董並生、諸玄識等人《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等,都強力論證西方古史是近現代歐洲人偽造來的。

據辨偽者描述:早先安尼烏斯偽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和斯卡利傑的“科學編年”,後來被珂雪進一步加工。珂雪熟悉中國文化,編過《中國圖志》(China illustrata),故利用中國文化元素來對“埃及學”填充,利用漢字演繹出埃及象形文字,以致被稱為埃及學之父。

這類加工者,漸漸將遠古埃及和巴比倫文明打造為上古希臘文明的基石,後來遂以此衍生出中華文明西來說。中國學者受此影響,乃在埃及考證出一個中國的“夏朝”,並宣稱在中東地區找到了《山海經》記敘的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昆侖山,昆侖丘,昆侖墟,等等。

源頭如此偽造,底下輝煌的希臘羅馬文明,當然更多偽造。

例如當時沒有紙,孔子孟子都只能寫在竹簡和絹帛上。梁啟超顧頡剛等人,曉得去考證經書和先秦諸子的真偽,為何卻不問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幾百萬字的著作是怎麼寫的?就寫在羊皮上?那千萬張羊皮怎麼流傳?……

現今之所以要揭發西方偽史,也就等於把《古史辨》的工作也針對西方做一次,是符合學術正當性的。佔據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學院派及主流媒體譏笑它是一股歪風,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極端化,是戰狼行為,是為了反西方而反西方的學術義和團行為,並不確實。

事實上,西方史實的辨偽,由來已久。一路是解構神話,跟中國當年的古史辨運動幾乎一模一樣,把宗教話語、神話文本拆分出可信的歷史和演繹的傳說。

另一路是解構解釋者。例如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1937—2013年)《黑色雅典娜》論證說:早期希臘文明被認為是來自東方的(埃及和西亞);十八世紀以後,埃及的地位被印度取代;十九世紀後,英國發展雅利安模式,腓尼基人也開始成為希臘文化的源頭;二十世紀,雅利安主義大盛,希臘文明被解釋為北方說印歐語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結果。換言之,“現代學術”重新建構了古希臘人根本不知道的古希臘。

這兩種辨偽方式,西方成果很多,國內正該多多參考,以弄清楚西方古史的底蘊。國內言必稱希臘的西學人士耳目閉塞,膠固于雅利安模式中,拒絕反思,恐怕不是好事。

、中國是全球文化的總源頭

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反擊,西方偽史論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正面說中國文化不但不是西來的,恰好相反,中國文化才是西方的源頭。

持此類說法的人很多,九十年代以雲南彝族發源說為盛,近年可以杜鋼建的“大湘西”理論為代表。

杜先生近作《文明源頭與上古茶陵》的章節是:茶陵雲陽先生與雲陽氏少昊、英國盎格魯人是茶陵少昊後裔、威爾士人是茶陵少昊後裔的秦人、高盧人源於古代茶陵地區、釋迦牟尼是茶陵少昊的後裔、古希臘鬲人是茶陵少昊後裔、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是茶陵少昊後裔的秦人、亞歷山大與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可薩人與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西班牙主要族群是茶陵少昊後裔、巴勒斯坦人的祖先是茶陵少昊後裔、唐朝皇族李氏是茶陵少昊後裔、中國古代憲法對西方法治的影響、少昊祭祀文化影響世界、古埃及文是茶陵少昊氏鳥語、腓尼基文字是茶陵少昊後裔創立、少昊後裔盎格魯人的英文字母源于古漢語……

不但認為上古茶陵文化包括或衍生出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堯、舜、禹文化,而且從茶陵傳播出盎格魯人、威爾士人、高盧人、古希臘鬲人、西班牙人、巴勒斯坦人、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亞歷山大、釋迦牟尼等族群或人物,古埃及文、腓尼基文、英文也是茶陵少昊後裔創立。

所以湖南可說是全球文化總源頭,恢宏博大,包括寰宇。其近期《華夏匠帝與外星文明》更是把外星人也捎上了。

你覺得他說得太恢闊了?不,他像鏡子。人照鏡子時,影像剛好是相反的,你的右邊恰恰是鏡中人的左邊。中國文化西來說,說中國文化是從埃及等ABCDEF哪哪來,說得理直氣壯,仿佛真理在握;杜先生如今說中國文化開枝散葉到埃及等ABCDEF各處去,如鏡示像一番,你就說他不合理不合法?

、追溯世界文化為一元?

方向上或研究形態上即使合理合法,能不能讓人信服,還得看論證的手段。無論說是中國文化走出去,還是西方文化傳進來,都需要把證據擺出來。

然而,論證是很難的!

幾乎所有人都高估了自己的智商而無視這句話,所以動輒下各種論斷,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

以西來說為例。直到目前,人種方面,真能算得上證據的,只有殷墟祭祀坑存在類似高加索白種人的人骨。可是,(一)人骨出於祭祀坑,屬於祭品,是俘獲的戰俘,可能性遠大于貴族和平民。

(二)有“高加索白人特徵”和“是真正的白種人”之間還有巨大的距離。

(三)通過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可發現商朝人的人種特徵和東亞人種高度接近。幾千年前的商人跟今天華北華南的人差別不大。即使在同時代,商人也與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居民接近,所以商人之主體絕非外來戶。

(四)殷墟各種商代人像,包括人體圓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圖像,也沒有一例是西亞人或高加索人相貌。

(五)基因資料,顯示的只是該檢測樣本的分子遺傳學屬性,而所謂的“西亞人種”或“高加索人種”等概念顯示的則是體質學屬性,兩者更不是同一回事。拿分子遺傳學概念來推導體質學特徵,只是讓張飛去打嶽飛。

人種西來如此,文化西來也一樣。

個別物、事、技術,吸收了外來成分再正常不過啦,例如麥子,《說文》就明確說了是西來的。可是,(一)我們又不僅擁有麥文明,我們更主要是從事稻作,稻子可不是西來的。

(二)新的炭化小麥測年研究,發現小麥東傳可能是先到膠州日照一帶,由海岱地區向中土內陸傳播,而非由新疆、甘肅傳入內地,瓦解了過去的物種西來想像。

青銅技術也一樣。我國青銅文化的興起,確實受到西亞中亞青銅文化東進的強烈影響。但一句“中國青銅主要是食器和禮器,不作為生產工具,也不造神像”就堵住了他們的嘴。

也就是說:中國人種和文化西來說,無法證明,硬要論證,只會讓自己陷入像我上文這樣無數的質疑和批判中。但若說中國的人種和文化,有些是西來的,那就一點問題也沒有。

這兩者,不是程度的問題,而是性質。中國人種和文化西來說,背後是尋找單一人種和文化源頭的思維;後者沒這種奢求,只是承認世界上到處都有人、都有文化,常彼此交流學習。

杜鋼建《文明源頭與上古茶陵》雖然看起來很像“中國文化西來說”的翻模,但他很少如“西來說”那樣說大湘西或茶陵為東西方文化總源,而大半採取分項論證的方式,說甲為A之源、乙為B之源、丙為C之源,等等。這是很聰明的做法,接近於後者。

但依我前面說的鏡像關係,鏡中之像如果有什麼問題,問題往往在於照相的那個人本身就長得不像樣。既拿著“文化一元論”去照鏡子,恐怕很難擺脫一元論的困局。

本來世界上各地都會生人、都可以創造文化。可是一元論者不這樣想,偏要認為所有人類均出於一個始祖,或由一種文化發展來。從亞當到非洲老奶奶、從埃及西亞到中國,都只是如此一元的(即使本來不是一元之生,也要透過長征、殖民、傳教、同化,形成一元之長)。

如此偏執,我以為殊不足取。因為這種一元其實是假的,把人區分成高低級,土著必須放棄他自己這一元,向高級那一元的選民、征服者貼近。

正因本來多元,所以硬要講成是一元時,就只好勉強比附。Nakhunte即黃帝、華夏就是Haya、渤海就是波斯灣,當然都是比附。杜鋼建說周武王即大衛王、周成王即所羅門王、耶和華名字的意思即是華夏……也仍是比附。

無限比附的目的是為了溯源。為了尋找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源頭,大家真是操碎了心。

、中華民族自己的形與象

可是大家忘了:民族這個概念是近代西方發展出來的,漢語“民族”亦是日本對西方觀念的的譯詞,“中華民族”這詞也出現於清末。因此,追溯祖源,看起來類似我國傳統的行為,實質卻迥然不同。

首先,中國人不論整體族源,只論一姓一氏之祖;其次,該姓氏分流到某地的開基祖,被重視程度高於始祖。歐陽修蘇洵以後,族譜幾乎只論開基祖。修族譜的原則是“斷自可見之世”,五世以後,各支系且要另寫家譜。也就是詳今略遠、重流略源、論其分而不執其始,跟我們看長江黃河一樣。長江源、黃河源歷來都講不清楚,但說其水系,如《水經》《水經注》之類,則特別明晰。

同理,世族門第貴族社會,中國也是世界上崩潰得最早的。因為國人相信將相無種、英雄不論出身,所以始祖血緣無足掛齒,後來子孫的奮鬥狀況才重要。說頭上有通天紋的正黃旗大媽,可是要被人恥笑的!

西方的民族觀念、注重“我從哪裡來”、探尋始源的行動、一元論的思維,卻打破了這一切傳統,並引得眾多優秀頭腦去做這不可能有答案的智力競賽。看起來可悲,事實上卻又呈現或呼應著世界史更大的動向。

原來,人們從十九世紀以來,就一直在“召喚未來”。認為人類科技工業之發展,已經突破了歷史與傳統,全球現代化將帶領所有人類邁向新的階段,進入新未來。即使馬克思唱衰這個進程、批判工業資本主義,也仍強調人類會邁向新的社會階段。所以這兩百年間,整體的呼聲是召喚未來。

然而實際的行動卻是“走向過去”。現代史學、考古學、遺傳學、基因研究,都誕生于這段時期。不但走向過去,而且直入洪荒,要上溯始源:跟宗教能掛鉤的找到上帝那兒,不能的則說外星人、天外文明。替印歐民族找源頭、替中華民族找來歷,只是這個大趨勢大動向中的一環。中國,從清末開始“走向世界、參與世界”之後,自然也很難避免不加入這個動向中,且以加入為時髦。

然而,蘇東坡有一首《和陶淵明•影答形》詩說:“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陶淵明有形、影、神三詩,東坡和他,亦猶陶詩之影也,然而其詩卻有獨立性,與陶不同。他說:影雖附形而生,但形如火上之煙,生命力消失,形也就沒了;影卻是鏡中之像,鏡壞而影不滅,自有生命,不盡與依託者一致。

我願用這首詩的觀點來看杜鋼建《文明源頭與上古茶陵》一類作品。因為這類作品雖因西來說、民族溯源潮而生,論述亦與西來說有鏡像關係,但卻是可以有獨立之生機的。譬如溯源,鏡中之像自會轉成分流,而分流就是中國史學了。黃河夙有九派、論學當稱九流、詩家明其宗派、族譜力敘分支。上古茶陵,如果重要,應在流而不在源,這是我對這類說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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