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的兩度暹羅行

今年是辛亥革命勝利一百一十周年。遙想起一百一十年前，老邁的大清帝國斜陽欲墜，在與西方列強的多次交鋒中，屢屢戰敗，國運凋敝，民生困窘。19世紀下半葉直至二十世紀初，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辛亥革命，中華民族無數仁人志士不斷探索變革，終於在1912年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創建民國的艱苦歷程中，孫中山先生為“驅除韃虜，振興中華”的偉大理念而奔走世界各國，殫精竭慮地宣傳革命思想。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孫先生曾經來過曼谷。我近日在研讀文獻資料的時候，發現關於孫中山先生究竟來過幾次泰國，有“一次說”、“二次說”和“三次說”三種觀點。中山大學教授林摩尼（林悟殊）《孫中山蒞暹及其與二哥豐友誼之史實》一文認為孫中山先生僅在1908年底來過泰國一次；中山大學教授張映秋教授的《清末革命派在暹羅的活動與暹華社會近代文化的興起》以及泰華學者黎道綱先生的《孫中山先生1903年來暹考》《<孫中山先生1903年來暹考>討論》《泰國潮人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等論文以及泰國學者攀尼·布叻在其《1914-1939年間泰國資本家的特徵》一書中則根據泰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政府檔案資料論證孫中山先生先後與1903年和1908年兩次來過泰國；泰華學者晴虹（蕭漢昌）在《星暹日報》上發表的《孫中山先生三次蒞暹事蹟考》《孫中山先生三次蒞暹活動》《孫中山先生與暹羅華僑》等文章以及泰國中華會館去年出版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生平事蹟專輯》一書則主張在1903年和1908年之間，孫先生還于1905年來過泰國。

我查閱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的《孫中山年譜》和199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前者明確記錄了1903年7月底，自安南經暹羅抵達日本橫濱；而後者卻沒有提及此事。阻於疫情，外出訪問和查詢圖書館資料不便。我只好翻閱手頭有限的中泰文資料文獻，綜合前輩研究的成果，在下文通過文字再現孫中山先生當年兩次到訪曼谷的行蹤足跡。通過孫先生的年譜和傳記，可以瞭解到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為了躲避清廷的通緝追捕和在世界各地宣傳革命思想，他幾乎跑遍了世界各地，北美、歐洲、日本、東南亞和日據時期的臺灣，其中泰國，根據現有的文獻記載，尤其是泰國國家檔案，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在沒有新材料發現之前，現有文獻資料是支援孫先生于1903年和1908年先後兩次到訪過泰國。

1903年6月初（不是7月底），37歲的孫中山先生，從安南西貢蒞暹，化名“高野長雄”（Takano Nagao），有的文章中將這個日本名字音譯為“杜嘉諾”三個漢字。孫中山先生此番蒞暹，沒有公開活動，住在曼谷挽叻（Bangrak）的法國人開辦的酒店Hotel de la Paix。泰國學者發掘的泰文國家檔案的記載，孫中山先生通過教會結識了法國駐暹羅使館的朋友Hardouin，在他的引介下，得以與泰國僑界三位領袖人物張君丁、伍佐南和二哥豐。這方面內容沒有其他中文資料的佐證。泰文檔案還記錄了負責監視跟蹤的泰方人員與孫中山先生交談的內容：暹羅政府針對華僑私派會黨（洪字大兄）的政策、華僑人頭稅和華僑會館等問題。泰國政府在孫中山先生甫一入境，就有密切關注，泰國國家檔案館保存有各級官員向上級機關彙報的呈文。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先生推動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等革命組織合併為“同盟會”並親自擬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1906年2月，孫中山先生主持在新加坡晚晴園成立了同盟會新加坡分會。

1907年防城之役後，同盟會派會員到東南亞各地募款。汪精衛被孫先生派來暹羅，募款雖然不利，卻成立了同盟會泰國分會，蕭佛成先生任泰國支部長。蕭佛成先生還是泰國中華會館和福建會館的發起人以及同盟會泰國分會的機關報紙《華暹新報》的創辦人。

1908年11月14日、15日，慈禧和光緒帝先後駕崩，導致舉國上下和海外僑界對國家未來的深感不安，三歲小宣統帝的即位則更加劇了世人對滿族統治的清王朝的不信任。
孫中山先生正在這個時候第二次到訪曼谷。1908年11月20日蒞暹，12月14日離開，此行，孫中山先生由新加坡僑領陳武烈陪同，偕同胡漢民、胡毅夫、何克夫、盧仲珊等前來曼谷。陳武烈是新加坡鉅賈陳金鐘的長孫，其家族經營的振成棧是業務遍及中國內地、香港、暹羅和新馬的商號，以經營泰國大米著稱。陳金鐘曾一人擔任日本、暹羅、俄國三國駐新加坡領事，還被泰國國王禦封為侯爵（Phaya）。孫中山先生蒞暹之後，拜訪暹羅僑界領袖二哥豐、劉繼賓、劉錫如、賴渠岱等。其中就有二哥豐（鄭智勇）。二哥豐，是暹羅洪字會二哥，詩集是第一號人物，因為大哥已不在世。而同盟會暹羅支部長蕭佛成先生也是洪門人士。二哥豐替暹羅朝廷朱拉隆功國王包稅，開辦花會等事業，富可敵國，被國王封為伯爵。劉繼賓，開辦火礱廠、礦物公司，並承辦鴉片專利，富甲一方，女兒嫁給朱拉隆功國王為妃，所以同時也是王親國戚。賴渠岱經營泰國王家酒廠，劉錫如則是經營木材的殷商。這些都是商界翹楚，僑社領袖。

11月29日，暹羅僑界假滙豐銀行舉辦宴會，歡迎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在宴席上，演講共和革命的思想。12月1日孫中山蒞暹演講的消息作為頭條見諸中泰文報端，引發輿論沸騰。暹羅政府受到清王朝的壓力，勒令孫中山先設一周內離境。孫中山遭到暹羅政府驅逐後，以在美國夏威夷出生為由，請求美國使館幫助，美國駐暹公使漢密爾頓·金（Hamilton King）曾電告盟國國務院確認是否有孫中山的出生證明，以及可否發給孫中山美國護照。雖然美國政府最終並沒有發給孫中山先生護照，但是卻可以借此為由，得以多逗留一周。實際上，孫中山先生並不是出生在夏威夷，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延長在暹的時間。孫中山先生拜會僑界領袖，勸募捐款之外，還公開向暹羅華僑宣講革命思想，在平行的耀華力路和三聘街之間有一條窄巷，孫中山先生曾在此處演說，泰國華人習慣上將此街稱為演說街。

孫中山先生在暹期間，是住在暹羅海南文昌華僑青年林文英的家中。林文英曾在1903年赴日本留學，曾在橫濱聆聽孫中山先生的演講，深受影響，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回暹後成立瓊島會所從事革命工作。孫中山先生1908年訪暹時，林文英作為秘書，隨侍左右，説明孫先生躲避監視和干擾。後來林文英將孫中山先生用過的一張鐵床作為珍貴文物捐贈給泰國國家博物館。

孫中山先生1908年底的訪暹，十分成功，不僅募得了大筆的革命經費，而且對暹羅同盟會各方面的工作進行了指導。首先，加強了同盟會暹羅分會和中華會館、福建會館等革命組織，將華僑進步力量團結起來，大大鼓舞了革命士氣。其次，改造了傳統反清複明的舊式私派會黨。暹羅客屬兩大私派群英和明順，長期對立不合。在同為客家人的孫中山先生的調節下，消除了分歧，後來在1910年共同成立客家會館，一起支持同盟會革命運動。

再次，促進了革命派報紙的發展，孫先生離開曼谷時，留下胡毅夫和盧仲珊幫助《華暹新報》助理筆政，此舉大大加強了暹羅革命派輿論的力量。
同盟會的宗旨之一是“驅除韃虜”，這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中“民族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而這一思想是與海外洪門長期的“反清複明”主張不謀而合的，這也是為什麼孫中山先生會與國內三合會、哥老會以及海外洪門合作，甚至親自加入美國致公堂的原因。1899年，孫中山先生曾親擬“萬象陰霾打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歌謠，作為與秘密會黨聯絡革命的暗號。同盟會在南洋募捐，也是倚重和發動海外洪門的組織和力量，不少同盟會會員都是洪門子弟，例如泰國分會的支部長、革命先驅蕭佛成先生。

孫中山先生兩度蒞暹，廣泛聯絡華僑各界人士，勸募革命資金，宣傳革命思想，極大促進了南洋華僑接受現代思想，開辦新式華校和鼓吹革命的報紙。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主體力量，不僅是捐款，還會為了救中國捐軀犧牲。拋頭顱，灑熱血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很多南洋華僑。此外，海外華僑社會還是華人最早接觸西方現代思想和現代生活方式的地方，是新思潮的孳生地和廣播站。孫中山先生很多思想就是在海外留學和研究中逐步形成的，而最早理解和追隨先生理想的也多是海外華僑。
從以上兩個角度來理解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華僑是革命之母”，或許應該有更深入的體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