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文化”打敗“貴族精神”，這才是中國精神衰落的開始

我不知道是不是生存環境的惡劣和現實社會的黑暗，中國民間文化多追崇一種“英雄主義”和“除暴安良”，民眾希望看到“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公平正義”是每個人的渴望。猶太人把最後的裁決權和審判權交給了“上帝”，中國文化則轉向了“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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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名著和戲劇作品都充滿了“忠誠與復仇”，《三國演義》《水滸傳》從廟堂到江湖世界，都充滿著險惡，在小共同體中則有兄弟間的道義，因此充滿矛盾，是根據“道”來站隊還是勢，但最後無疑都是利益戰勝道義，這些作品難免會讓人走向“偏狹”，感覺只有“心狠手辣“才能生存下來，整個世界都是不安全的、資源也是極其有限的。

不過在這些民間文學作品中，還充滿著一種遊俠精神和道義文化，而官方文化的主流則是非常“壓抑和反人性的”。日本歷史學家、小說家司馬遼太郎非常喜歡中國先秦歷史，他的《項羽和劉邦》在日本影響很大。

司馬遷對項羽的評價也比劉邦高，在歷代戲劇舞臺上，項羽也是作為“英雄人物”，劉邦則是背信棄義的小人，說明老百姓自有評價的標準，並不受“成王敗寇”思想影響。什麼時候，民眾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或許是到了近現代社會，有了正史與野史，正統歷史都把開國皇帝當成了“正面人物”。

項羽，在文學作品中，一直是個“悲劇英雄”，司馬遼太郎本人也更喜歡項羽，認為他性格黑白分明，勇猛，有血性也不乏悲憫之心。他卻不太喜歡劉邦人性中的“灰色”，也就是寬廣仁厚背後的“算計”，這樣的“群氓”性恰是在亂世中的生存策略。劉邦身上的世家“貴族氣”讓他非常不削從背後“偷襲”，但項羽與劉邦爭奪天下恰恰變成了一個分水嶺，讓中國歷史進入到更血腥的叢林法則中。

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就勾畫出項羽的“英雄本色”，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男兒，既有大丈夫的勇猛，也有孩子似的任性，他與虞姬的愛情更是千古絕唱，說明司馬遷的歷史還是基於一種“士”的價值觀，但這種價值觀卻被“進步主義”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近年來好幾部影視作品均按照“成王敗寇”的標準，他們給了項羽一個“匹夫之勇、愚昧至極”的駡名，認為他在《鴻門宴》上的“婦人之仁”，讓恢復“封建貴族政治”成為泡影。

劉邦拉著一幫兄弟“共用天下”，對當下職場很有借鑒意義，畢竟人要的是“成功”，然後分配蛋糕，用利益來代替價值觀恰恰是文藝作品喪失了自己的精神尺度而變成了文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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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對“楚漢之戰”的歷史做了特別的研究，相反中國歷史學家卻沒有很好地挖掘中國歷史的走向，以及對中國精神衰落的剖析。

只有不斷正視、深挖我們民族精神的成因，才能走出“歷史的三峽”。不然，我們會再次陷入“專制的泥沼”中，而難以喚醒個人精神的覺醒。

司馬遼太郎就很贊同司馬遷的《史記》，覺得司馬遷是用一種“現代精神”在寫史，而不是純站在“帝王”的立場上。

在司馬遼太郎看來，中國歷史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後世的文化統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卻減弱了。後漢末期開始，所謂亞洲型文化開始停滯，令人驚歎的是，這種停滯，竟一直持續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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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他花了大量時間，他在研究楚漢歷史中發出感慨，“經歷了戰國和秦朝滅亡的劉邦和他手下的關係，可以說是那個時代覺醒的個體，他們是由俠義這種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劑一樣黏合起來的，後來這種精神在中國消失了。”

劉邦出生平民，他沒有受到儒家禮儀等束縛，對於一個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人來說，擁有狹義和胸懷就能聚集起力量，但當他取得天下後，這種胸懷就被猜忌取代了，而當他們又不具有更高政治智慧時，只能採用更殘酷的統治手段，這是莫大的諷刺，當初韓信、張良投靠劉邦時，一定不會想到自己的結局。

項羽武藝超群，可謂是蓋世英雄，一個有情有義，當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最好注解，而這樣一個人，同時也有自己無法控制的粗魯和壞脾氣，謀士范增揣摩項羽的性格時，對自己說：“這個人缺點很多，但他仍是一塊剛出土未經雕琢的璞玉。”陳平對劉邦說，“項王是人中之傑。人品高貴，對諸將以禮相待，對部下毫不粗暴，決不因為對方是下人而加以侮辱。”

司馬遼太郎解釋說，事實上，“項羽與劉邦不同，是名門之後，知書達理。項羽比常人熱血十倍，憤怒時會狂暴如虎，憎恨時會大肆屠殺敵方軍民，還有他流放並殺死奉為主公的懷王的行為都給人殘暴的印象。同時，與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禮遇長者。這表現了項羽紳士的一面。”

確實，“項羽能使人感到他偉岸的靈魂。但是，這偉岸的靈魂中，也隱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氣。這種孩子氣，使他有時勇敢，有時表露出異常澄澈的感情。但是，孩子所具有的功利性和殘酷性，他卻無法控制。”項羽是這樣一個不能用常理衡量的人。

這說明項羽是有真性情，一個擁有無限光芒的人，也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人，所以他喜歡正面較量，也喜歡鬥勇，才沒有在“鴻門宴”中殺死劉邦，他本可以輕易置劉邦於死地，可他卻義字當先，並曾提出“楚漢分界”而治，這其實是一種政治妥協，說明他沒有當帝王的個人野心，但歷史沒有給他這個機會，反而是“逃跑之王”劉邦取得了天下，讓後世之人認為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中國文化從此後沒有妥協，為了權力就要兄弟相殘。

所以司馬遼太郎說，“在戰國時代，中國的個體及其尊嚴確立起來了，此後的中國史上，這種精神卻衰落下去，這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色。”

一種“道義精神”的喪失，首先是從最高權力的“道統”，當權力缺少了“天道”的約束，任由個人意志膨脹，也就是“流氓精神”的勝出，這才是中國歷史不斷迴圈的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