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依賴西方？還是西方不讓中國依賴？

誰依賴誰?誰是債權國?誰是債務國?一直以來都是學界思考大國關係不能忽略的議題。日前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與台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舉行「中共二十大對區域穩定及經濟關係的挑戰」座談，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賽奇（Anthony Saich）表示，他認為中二十大後中國會加速試圖在經濟、金融、科技等方面減少依賴西方國家，並透過國際組織強化國際主導地位。此一觀點殊值思考。

賽奇教授認為中國清楚表明，將繼續透過獲得國際組織和機構的領導權，來主導國際秩序，尤其是在一些美國退出的領域，並以此制定全球公共產品的監管標準，例如在航空、電信以及農業等領域；習近平多次表態，中國要成為規則的制定者（rule maker），而不僅是執行者（rule taker）。

對此，首先，我們應當思考，中國為何會減少對西方的依賴?不正是西方對中國威脅論發酵嗎?西方對中國充滿敵意與恐懼嗎?為此西方處處提防中國，不能也不想讓中國依賴，得到任何成長及喘息的機會，因此中國減少對西方依賴是情勢使然，也是必然，就算中國想依賴，西方也不願意讓中國搭便車，因此中國在某些領域減少對西方的依賴，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得不為之。

其次，思考所謂的路徑依賴，原意本是 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不能輕易走出去。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民主與人權都有敵意，已經產生牢不可破的思考慣性，當然，不會讓中國有機會强起來，因此自然也不會容許中國成為强權，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必然的。

再者，中國是美國最大債權國，又豈能繼續放任此情況發生，但又不願在高科技及附加價值高的產業讓中國有所成長及依賴的機會，這種矛盾心態使得西方在現實主義思考下無法對中國釋懷。

另外，路徑依賴是指在給定條件下人們的決策選擇受制於其過去的決策，即使過去的境況可能已經過時，路徑依賴仍解釋在制度變遷中偶然作用，以及制度變遷對敏感性領域競爭下，產生東升西降趨勢，西方的思維及決策模式已固定的情況下，中西兩強豈能相互依賴，依賴的發生常常在一強一弱的狀況。

總之，賽奇教授的觀察確實有相當啟發意義，但倘若以東方的思維來看待東西依賴，恐怕也不能忽略西方者的警惕心態。路徑依賴的發生必須在某一特定時刻、條件與情境下，長期平衡發展並非易事。歷史因素會影響作用；而制度的自我調整，東西差異被放大是不爭的事實。

職是之故，東西雙向依賴有主觀意願，這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也有客觀的條件成就才會發生依賴結果。東西差異與偏見有其原因，賽奇教授提出從西方觀點下的中國，至於中國能否及為與不為的依賴，恐怕需要更多中美學界坦誠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