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28日以來，豐縣事件已引發無數人關注，其熱度之高，恐怕是近年來社會事件所罕見的。儘管總有人冷嘲“互聯網沒有記憶”，這事要不了多久就會被新的熱點所沖淡和淹沒，但事實卻是它至今仍在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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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許是出於對這一現象的費解，有一種觀點就覺得這是“有人在帶節奏”。2月18日，結構生物學家顏寧發了一條微博，毫不含糊地對抱有這類觀點的老同學割席斷交：
為什麼她反應如此強烈？她第二天在微博上作出了解釋：像這樣的事“其實一點都不複雜，也沒有什麼立場出發點，僅僅只是共情、關心！”如果你無法體會女性的不安全感，“那麼至少你可以不惡意揣度別人發聲的動機”。
也就是說，在她看來，這事觸及到了人的底線，對此共情、關心本應是一個人自發的善，超越任何特定立場，畢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反過來，如果連這都沒有，那也就可見其人，是可以絕交了。
儘管她這麼說了，但在這個輿論場上，她仍然難免被人揣測動機。司馬南錄了一段視頻《女科學家顏甯教授關注八孩母親》，並在微博中暗示其動機不良：
同樣是關注豐縣，絕大多數人憂心如焚，想的是如何改進工作，解救這個可憐的女子；有人則興高采烈歡天喜地，終於抓到了詆毀中國把事情鬧大的把柄。我們心腸要熱，頭腦要冷，必要的警惕不可喪失。
這是一種在國內常見的詭辯術，其立論根基恰恰就是顏寧所痛批的那種心態：否認人們可以超越立場、自發共情，轉而強調“只有正確的關注才應得到允許”，要警惕不懷好意的關注。那麼怎樣才是正確的關注態度？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種。
當然，自有一票人贊同他，進而質問顏寧“是什麼國籍”，罵她“怨天尤人，功利心強，與公知只差一步之遙”（我其實沒看懂這邏輯），他們怎麼知道顏寧“別有用心”，這我不得而知，但他們的論戰術有一個自己都難以察覺的基本弱點，那就是：別人也可以“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指責他們這樣才是動機不良的。
司馬南這些人是“真的壞”嗎？這我不知道，也不關心。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場上，有不同的聲音原本再正常不過，但我注意到一點：當很多人對豐縣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產生共情，聚焦於“人”時，他們在意的是這“事”會產生什麼不良影響；而當顏寧站出來發聲時，他們在意的又不是發聲這件“事”本身，而是顏寧這個“人”。
關注這樣一個公共事件並不需要什麼資格，和人的特定身份、立場無關，因為那涉及到的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只要有助於此，即便只是默默支持，都是有意義的。至於動機，那其實也並沒有很多人想像的那麼重要。
我們中國人特別容易被這種動機論道德綁架，仿佛一個人做好事，首先就得表明自己動機純良；尤為可笑的是，有時哪怕做下了可怕的事，但只要輕輕一句“他的出發點是好的”，就能揭過去了。
日前有兩位元前《雲南資訊報》的記者，去福貢縣亞穀村探尋真相，所寫的《尋找小花梅》引起轟動，但文章底部卻並未開讚賞，當有讀者問起時，他們答：為免被人非議，就不開了。因為他們從報社離職多年，現在電商帶貨為生，不想讓人以為自己這麼做是出於私利。
反過來，這種苛刻的道德要求對“真小人”卻不損毫髮，因為他已經自居“真小人”，本來就不是君子，那你就無法用君子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他了。
這樣，對善行的苛責和對作惡的無能，使得“做好事”的門檻變得特別高，而“做壞事”的門檻卻很低——只要一個人不要臉，就拿他無可奈何。吊詭的結果是：絕對化的道德觀，最終造成不道德者在叢林法則下勝出。
這種情況再三重演，不能不引起反思和警覺。且不說自證清白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在生活現實已高度複雜化的社會裡，其實也沒什麼必要——因為社會的回饋鏈條已太長，會出現各種意料不到的情況，好心可能做壞事，私心卻也可能反倒結出善果。
日前，深圳衛視打破沉默，報導了豐縣事件。在官媒的萬馬齊喑中，這獲得了不少人贊許，然而也有人譏諷這只是“為了收視率”，畢竟“現在電視都沒人看了”。這是為了收視率嗎？就算是，那也可以，在我看來完全沒問題。
那兩位勇闖豐縣的女性，網上也有人說她們是“想紅”——但那又怎樣？她們做了這樣的事，不應該讓她們紅嗎？如果有更多人願意像她們這樣，這不好嗎？
我因為近來就這個話題寫了好幾篇，也有人私下質問我何以“小題大做”，進而挖苦我跟著這一事件中的眾多自媒體一樣，反復炒作這個話題，“也掌握了流量密碼”。
這話激怒了我，忍不住反諷一句：“你說對了，我就是個蹭流量的自媒體人。”見我自認“真小人”，那邊大概也愣了一下，過了一陣才說：“你墮落了。”
我是不是墮落了，這可以交由大家評判，但不論如何，在這一公共事件中，我的個人道德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能為此發聲。
我不知道這一個月來不斷談論此事的自媒體人是不是都高尚，但即便他們真是為了“蹭流量”，那在客觀上也推動了這件事得到關注。
正如有位讀者說的：“在一個言論市場裡，蹭流量才是正常的，大家都是借熱點說自己的話，動不動就誅心的人，最後的結果就是萬馬齊喑，我們媒體淪落到現在這一步，就是這些人造成的。”
我們不應苛責善行，不應讓德行變得讓常人不可企及。《呂氏春秋·察微》中有個故事說，魯國之法，凡有魯人在其它諸侯國為奴的，誰能幫忙贖回來，國家就予以獎勵。孔子的弟子子貢贖買了魯人回來，但為顯示自己高潔，“不取其金”，孔子歎息說，你這麼做就錯了，“自此以往，魯人不贖人矣”。
就算是有私利的動機，但產生了善，那就是好的。前些天，一些金融業者開始自發抵制豐縣的城投債，也有人譏諷這種“資本的正義”其實只是自己避險，卻粉飾得那麼高尚。是否如此且不論，但我想說，投資不確定性帶來的避險，對於推動現狀改變來說，可能比正義感更有效。
昨晚有一位讀者的留言讓我深有所感：“我們關注鎖鏈女，不是因為我們有多麼高尚和正義，而正是因為出於自保的自私。也不是因為我們有多麼勇敢，而恰恰是我們心懷害怕被鏈鎖的恐懼，僅僅是感同身受而已。”
是這樣，關注此事，就是關切我們自己，這沒什麼可羞恥的，由此才能讓我們這個社會有望變得好一點。在此，我們值得重溫魯迅一百年前說過的話：
我時常害怕，願中國的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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