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麼關注豐縣事件?

文-維舟

自1月28日以來,豐縣事件已引發無數人關注,其熱度之高,恐怕是近年來社會事件所罕見的。儘管總有人冷嘲“互聯網沒有記憶”,這事要不了多久就會被新的熱點所沖淡和淹沒,但事實卻是它至今仍在延燒。

部分或許是出於對這一現象的費解,有一種觀點就覺得這是“有人在帶節奏”。2月18日,結構生物學家顏寧發了一條微博,毫不含糊地對抱有這類觀點的老同學割席斷交:

為什麼她反應如此強烈?她第二天在微博上作出了解釋:像這樣的事“其實一點都不複雜,也沒有什麼立場出發點,僅僅只是共情、關心!”如果你無法體會女性的不安全感,“那麼至少你可以不惡意揣度別人發聲的動機”。

也就是說,在她看來,這事觸及到了人的底線,對此共情、關心本應是一個人自發的善,超越任何特定立場,畢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反過來,如果連這都沒有,那也就可見其人,是可以絕交了。

儘管她這麼說了,但在這個輿論場上,她仍然難免被人揣測動機。司馬南錄了一段視頻《女科學家顏甯教授關注八孩母親》,並在微博中暗示其動機不良:

同樣是關注豐縣,絕大多數人憂心如焚,想的是如何改進工作,解救這個可憐的女子;有人則興高采烈歡天喜地,終於抓到了詆毀中國把事情鬧大的把柄。我們心腸要熱,頭腦要冷,必要的警惕不可喪失。

這是一種在國內常見的詭辯術,其立論根基恰恰就是顏寧所痛批的那種心態:否認人們可以超越立場、自發共情,轉而強調“只有正確的關注才應得到允許”,要警惕不懷好意的關注。那麼怎樣才是正確的關注態度?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種。

當然,自有一票人贊同他,進而質問顏寧“是什麼國籍”,罵她“怨天尤人,功利心強,與公知只差一步之遙”(我其實沒看懂這邏輯),他們怎麼知道顏寧“別有用心”,這我不得而知,但他們的論戰術有一個自己都難以察覺的基本弱點,那就是:別人也可以“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指責他們這樣才是動機不良的。

司馬南這些人是“真的壞”嗎?這我不知道,也不關心。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場上,有不同的聲音原本再正常不過,但我注意到一點:當很多人對豐縣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產生共情,聚焦於“人”時,他們在意的是這“事”會產生什麼不良影響;而當顏寧站出來發聲時,他們在意的又不是發聲這件“事”本身,而是顏寧這個“人”。

關注這樣一個公共事件並不需要什麼資格,和人的特定身份、立場無關,因為那涉及到的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只要有助於此,即便只是默默支持,都是有意義的。至於動機,那其實也並沒有很多人想像的那麼重要。

我們中國人特別容易被這種動機論道德綁架,仿佛一個人做好事,首先就得表明自己動機純良;尤為可笑的是,有時哪怕做下了可怕的事,但只要輕輕一句“他的出發點是好的”,就能揭過去了。

日前有兩位元前《雲南資訊報》的記者,去福貢縣亞穀村探尋真相,所寫的《尋找小花梅》引起轟動,但文章底部卻並未開讚賞,當有讀者問起時,他們答:為免被人非議,就不開了。因為他們從報社離職多年,現在電商帶貨為生,不想讓人以為自己這麼做是出於私利。

反過來,這種苛刻的道德要求對“真小人”卻不損毫髮,因為他已經自居“真小人”,本來就不是君子,那你就無法用君子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他了。

這樣,對善行的苛責和對作惡的無能,使得“做好事”的門檻變得特別高,而“做壞事”的門檻卻很低——只要一個人不要臉,就拿他無可奈何。吊詭的結果是:絕對化的道德觀,最終造成不道德者在叢林法則下勝出。

這種情況再三重演,不能不引起反思和警覺。且不說自證清白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在生活現實已高度複雜化的社會裡,其實也沒什麼必要——因為社會的回饋鏈條已太長,會出現各種意料不到的情況,好心可能做壞事,私心卻也可能反倒結出善果。

日前,深圳衛視打破沉默,報導了豐縣事件。在官媒的萬馬齊喑中,這獲得了不少人贊許,然而也有人譏諷這只是“為了收視率”,畢竟“現在電視都沒人看了”。這是為了收視率嗎?就算是,那也可以,在我看來完全沒問題。

那兩位勇闖豐縣的女性,網上也有人說她們是“想紅”——但那又怎樣?她們做了這樣的事,不應該讓她們紅嗎?如果有更多人願意像她們這樣,這不好嗎?

我因為近來就這個話題寫了好幾篇,也有人私下質問我何以“小題大做”,進而挖苦我跟著這一事件中的眾多自媒體一樣,反復炒作這個話題,“也掌握了流量密碼”。

這話激怒了我,忍不住反諷一句:“你說對了,我就是個蹭流量的自媒體人。”見我自認“真小人”,那邊大概也愣了一下,過了一陣才說:“你墮落了。”

我是不是墮落了,這可以交由大家評判,但不論如何,在這一公共事件中,我的個人道德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能為此發聲。

我不知道這一個月來不斷談論此事的自媒體人是不是都高尚,但即便他們真是為了“蹭流量”,那在客觀上也推動了這件事得到關注。

正如有位讀者說的:“在一個言論市場裡,蹭流量才是正常的,大家都是借熱點說自己的話,動不動就誅心的人,最後的結果就是萬馬齊喑,我們媒體淪落到現在這一步,就是這些人造成的。”

我們不應苛責善行,不應讓德行變得讓常人不可企及。《呂氏春秋·察微》中有個故事說,魯國之法,凡有魯人在其它諸侯國為奴的,誰能幫忙贖回來,國家就予以獎勵。孔子的弟子子貢贖買了魯人回來,但為顯示自己高潔,“不取其金”,孔子歎息說,你這麼做就錯了,“自此以往,魯人不贖人矣”。

就算是有私利的動機,但產生了善,那就是好的。前些天,一些金融業者開始自發抵制豐縣的城投債,也有人譏諷這種“資本的正義”其實只是自己避險,卻粉飾得那麼高尚。是否如此且不論,但我想說,投資不確定性帶來的避險,對於推動現狀改變來說,可能比正義感更有效。

昨晚有一位讀者的留言讓我深有所感:“我們關注鎖鏈女,不是因為我們有多麼高尚和正義,而正是因為出於自保的自私。也不是因為我們有多麼勇敢,而恰恰是我們心懷害怕被鏈鎖的恐懼,僅僅是感同身受而已。”

是這樣,關注此事,就是關切我們自己,這沒什麼可羞恥的,由此才能讓我們這個社會有望變得好一點。在此,我們值得重溫魯迅一百年前說過的話:

我時常害怕,願中國的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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