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綁票案件談到人質外交

建國一代的年長者應該記得，在殖民地時期與建國初期，綁票案件在獅城常有發生。如今綁票在我國早已絕跡，這得歸功我國的嚴厲法規：凡綁架勒索錢財者，不論勒索數額多少，一律嚴懲不貸，處以死刑！因此，我國變成世界上社會治安良好國家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在當今國際社會裡，公然綁架勒索的政治案件， 依舊存在，時有所聞。例如:1987 年，日本東芝(Toshiba)因出 售高精密數控機床給蘇聯，“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兩名高管遭逮 捕、提控，並且禁止東芝晶片入口美國，搶奪其市場份額，給東芝 半導體以沉重打擊。1990 年老布希發動“正義之戰”，派海軍陸 戰隊潛入巴拿馬，逮捕其總統諾列加(A. Noriega)到美國受審， 以“販毒”罪判他坐牢 40 年，但內在原因是他想收回運河管理權。 2013 年，法國阿爾斯通(Alstom)副總裁皮耶魯齊(F. Pierucci) 在美國被捕，並以莫須有罪名起訴判刑 125 年。阿爾斯通在交付

7.72 億美元罰款後，其核心業務竟遭競爭對手美國通用電氣強制收 購!

如果有人把以上這些“國際綁票”案件稱為“人質外交”，我認為 非常不妥，簡直就是誤將馮京當馬涼。因為所謂“外交” (diplomacy)，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行為，必須涉及兩國間 的互動關係;而綁架則純屬于黑社會老大(霸權主義者)單方的霸 道行為，如以上各實例，豈可稱之為“人質外交”或什麼“外交”?

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真正意義的“人質外交”?它起源於何時何地? 就我所知，人質外交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至今已有二千多 年。周平王東遷後，為了搞好與鄭國關係而互遣人質，開創了人質 外交的先河。後來成為諸侯國之間，表面上是為了建立互信而採取

的外交手段，但實際情況卻十分錯綜複雜。當時諸侯國數量眾多，

大國爭霸會盟、兼併戰爭頻繁，各國之間的縱橫博弈、明爭暗鬥，

是當時諸侯國關係一大特色。在爭霸會盟之後，小國為了“輸誠”

或“取信”而主動派人質到盟主國;或者在兩國交戰之後，戰敗國

被迫除了割地賠款，還得送人質給戰勝國(秦趙之間有個例外);

又或者兩個強國之間，以自願互派人質來維持盟友關係。

人質史稱質子，通常是太子或王子，是中國上古史中的獨特產物。 正如上文所說，派遣人質到相關國家大致上有兩種模式，即單遣人 質與互遣人質。春秋時期出現的 20 餘例人質外交中，以單遣人質 為主，共有 19 例 ，主要涉及春秋大國。到了戰國時期，情況有所 不同，在 30 餘例人質外交中，互遣人質就有 30 例，主要涉及齊、 楚、燕、韓、趙、魏、秦等“戰國七雄”，因為春秋小國幾乎都遭 大國兼併了 。

那麼，人質外交對於當時國際關係，究竟產生了什麼作用?我認為， 人質雖屬於“抵押品”，但也扮演著常駐“特使”的角色，對調和 兩國矛盾，延緩、減少國際戰爭，起著一定的潤滑作用。例如，燕 國主動派遣太子姬丹到秦國當人質，就是想利用他和秦王嬴政的 “患難之交”，勸說對方不要攻打、併吞燕國。姬丹的使命當然無 法完成，但這似乎是弱國求存之道，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至於秦國在長平之戰中大敗趙國後，竟派遣公子異人(子楚)到趙 國當人質八年，他還和趙姬生下嬴政(秦始皇)。我個人認為這是 人質外交的經典之作，因為它完全符合秦國的“遠交近攻、各個擊 破”戰略部署。即:讓人質監督趙國履行和約，避免對方暗中助韓、 魏作為報復。這“先兵後禮”高招謀略，有助於秦國首先消滅比較 弱小的韓國，完成一統天下的第一步，然後再伺機消滅趙、魏兩國。

誠然，人質外交畢竟是古代歷史的產物，如今時過境遷，理應進入 歷史博物館!西方大國如果為了政治或經濟目的，以綁架人質作為

外交(勒索)手段，欺淩、迫害弱小國家，不管使用什麼漂亮名堂， 都是國際社會所不齒的，所不能接受的!同時，如果為了強化自己 的霸主地位，而同中國玩扣押人質遊戲，那肯定無法得逞，甚至可 能一敗塗地!因為人質遊戲與《孫子兵法》都起源於古代中國，他 們始終堅信“上兵伐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且早就掌 握“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孟晚舟事件或許可作為一個典型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