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北者自述：為什麼寧可付出生命，也要逃離北韓？

“知道自己快餓死，跟交通事故或病死完全不一樣。(他)會知道自己何時要走到那個邊緣，一點點地靠近，甚至等著那一天的到來。這種感覺本會讓人渾渾噩噩，毫無意志力。”金大建回憶起父親生命的最後時刻說。

“但臨死前，他仍是一副對金正日忠心耿耿的軍人模樣，並對我說，‘你一定要成為一個忠誠的軍人’。”

直到離開家鄉六七年後，朝鮮才慢慢淡出金大建的腦海。一段時間，他每天都能夢到父親死前的模樣——1996年4月10日，由於糧食緊缺，曾是朝鮮人民軍幹部的父親在這一天餓死了。

一周後，為了攢錢給父親辦葬禮，剛滿16歲的金大建偷偷跑去中國——這也促成了他後來徹底的離開，成為脫北者群體中的先驅。

“脫北者”的稱謂來自于韓國，指不適應朝鮮政治體制和生活環境，通過非正常管道離開朝鮮到其他國家的朝鮮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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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電影《北逃》講述的就是脫北者的故事

在金大建逃離的上世紀90年代，做出這種選擇的朝鮮人並不算多，能夠順利抵達韓國的更是屈指可數(1998年不到1000人)。而截至2016年11月底，居住在韓國境內的脫北者達到30062人。

一根冰糖葫蘆，讓我決心離開朝鮮

金大建的老家在朝鮮鹹鏡北道西北部的茂山郡(郡相當於中國的縣城)，位於鹹鏡山脈以西的茂山高原。老家正對面，隔著圖們江，是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這一片區域早年在朝鮮王朝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用他的話說，“那裡的人都很野蠻的”。

直到脫北來韓國若干年後，金大建頭腦中的拼圖才變得完整：父親只是當時數以百萬餓死群體中的一個。“當時並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路上屍橫遍野。火車站附近更是，除了屍體，就是快要餓死的人。”

按照2010年韓國統計廳發表的《朝鮮人口推算》，那場爆發於1994年並持續了十多年的糧食困難，導致朝鮮地區48.2萬人過度死亡(超過正常水準的死亡人數)，並有12.8萬人出生損失(減少的新生兒數量)。

尤其是“苦難行軍”時期(1996-2000年)，每年都有5-6萬人過度死亡。已故的前朝鮮勞動党秘書黃長燁則稱，1995-1997年間有300萬人餓死。聯合國赦免委員會的報告認為，1995-1998年間有200萬人餓死。

即便在“苦難行軍”以前，對金大建來說，記憶中也沒有所謂的生活：印象中一直都在挨餓，平日裡吃的玉米越來越多，大米越來越少。玉米也不是飽滿的顆粒，而是專門用機器壓成的米糠。

能吃到多少大米，是評判一家是否有錢或者在海外有人脈的標準。當時他所在村子裡最有錢的人家，是因為有親戚在日本。“草根、樹皮，能吃的都被吃了。我父親去世前，全家能吃到土豆就不錯了。從中朝邊境望過去，朝鮮一側的山上根本沒有樹，皮被吃了，樹幹用來燒火做飯了。”

在逃跑之前，金大建幼年時曾有過“合法”去中國的經歷——這主要歸功於其母親的“中國人”身份。

金大建的母親1948年出生於黑龍江齊齊哈爾，1950年代去的朝鮮，後來還在平安北道的金策工業綜合大學讀了書。

1980年代開始，朝鮮經濟情況每況愈下。金大建4歲半的時候，母親給老家的親戚寫信，希望能討點生活用品，卻受到朝鮮方面的阻撓。“當時中國的親戚給茂山所在的地方保衛部寫信說，我家人為了朝鮮戰爭都犧牲了，你們就這樣對待她的親屬?朝方後來也覺得理虧，讓我們以探親的名義回中國。”

初到中國，周圍的孩子們都知道金大建是從朝鮮來的，有些人來看熱鬧，還有人伸手送他糖吃。“在朝鮮根本吃不到糖。但我的自尊心很強，很想吃，但又不想被施捨，就把糖打飛掉，等他們走了再偷偷撿起來吃。”金大建回憶說。

更深的記憶是，每天有人在村子的路口賣冰糖葫蘆，親戚們每次都買給金大建吃，後來一到點他就等在那裡。“大人們逗我說，這是哪裡呢?我想都沒想就說‘平壤’。因為從小到大老師的教育都是‘平壤是共產主義樂園’。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裡就像天堂一樣。這個記憶直到17歲都有。”

離開朝鮮的時候，金大建心緒複雜，很多類似的經驗全部湧了出來。“如果沒有‘冰糖葫蘆’的記憶，也許我不會立刻離開。本來還有負疚感，但到了中國，看到碗裡的白飯和肉，腦子全空了。”

為領袖研究怎麼做嫩牛肉

饑餓的經驗對於金明秀(Kim Hueong-soo，音譯)來說，更像是一出諷刺劇。2009年脫北的他如今在韓國是小有名氣的人，除了偶爾上電視節目，還撰寫了不少關於朝鮮的文章。

“最初只是聽對北廣播，慢慢開始瞭解到朝鮮的真實情況。2009年我通過廣播聽到金正日接班人的消息。對於比我年紀還小的金正恩即將接班、繼續專制體制的事實，我感到無法接受，所以冒著生命危險也要離開朝鮮。”

在不少同鄉餓死的90年代末，他的工作卻恰恰相反，負責偉大領袖的日常營養和膳食。他工作的地方隸屬於萬壽無疆研究所，該研究所共有三家，分別為青岩山研究所、萬青山研究所和基礎科學院。他們研究適合不同季節的最佳飲食搭配、別墅的溫度調節、與體質相符的各類食物等，進行與金氏一家的健康相關的所有研究。

金明秀所在的萬青山研究所位於平壤市普通江區域。該研究所負責為所有參加與金正日一家的特殊生活相關活動的親信提供食品和管理他們的疾病及健康的任務。這裡的活動指1號活動或者在金正日官邸和招待所等地舉行的活動。

據他介紹，該研究所共有130名研究員，來自于金日成大學工程醫療專業，同時還有一個資訊中心，由一些外交官以及來自于國外大學的研究員構成。研究所四周是高高的圍牆，所有研究員進入前必須要簽字承諾，在研究所見到的一切都不可對外公開。

“領袖喜歡吃牛肉，就派了三名研究員去丹麥研究餵養方法，他們甚至會給牛做按摩，喂上等飼料，這樣牛肉更嫩。”金明秀說，研究員還會拿人來試驗，“金日成和金正日體型是比較胖的，但由於大部分朝鮮人營養不良，他們會針對體型較胖的幹部進行研究”。有時，連來到研究所工作的海外人員也會成為研究物件，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也成為“小白鼠”。

除了饑餓，朝鮮還有很多人患有疾病。由於無法生產藥物，這方面主要依靠韓國以及國際社會的藥物支援。然而，據金明秀說，這些藥物幾乎不可能“免費”交給民眾。

“當時朝鮮有很多結核病患者，而相關藥物一個療程六個月，在朝鮮需要花費20萬朝元。當時我朋友的一個侄子得了這種病，為了支付藥物費用，他需要付出至少五年的勞動。可惜，最終他的侄子還是死了。”

在金明秀的記憶中，無論國際社會提供怎樣的援助，大部分物品都會被經手的幹部轉賣到市場上。“2000年初，德國向朝鮮提供了很多黃花魚作為援助，但這些黃花魚馬上就被拿到市場上倒賣。不過在對外展示的鏡頭中，依然會表現得像是在分發給人們一樣。”

去了中國，就能吃上飯

金大建的第一次逃跑發生在1996年4月18日淩晨三點。過程很順利，寒風凜冽的夜裡，他穿過一片種土豆的高原，越過結冰的江面，一口氣跑到了對面的山上。朋友口中的這位“遠房親戚”，住在和龍市崇善鎮大洞村。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叔叔當時專門介紹朝鮮女人去中國，做(皮條客)生意。但那個時候，朝鮮人巴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走，算是一種解脫。”

到了門口，他呼哧呼哧地喊著“叔叔，我來了”。

在叔叔家住了四五天后，湊足了辦喪事的錢，金大建便回家了。臨走前這個人塞給了他一包速食麵，悄悄說：“你老家那邊有沒有姐姐想過來的，帶她們來吧，來了給你更多速食麵。”

回家後，金大建被母親臭駡一頓，說“你怎麼能這樣，一旦被發現，小心我們家全部死光”。正值青春期的他可管不了那麼多，一想到在中國能吃飽，他每天都往火車站跑，只要看到餓得快暈厥的女性，就小聲說“跟我去中國吧”。“當時什麼女權、人權的概念，我完全不懂，只知道去了中國，就能吃上飯。”

後來，他帶著三個姐姐一起逃跑了。“本來一天就可以過江的，但這幾個姐姐都沒有力氣，走100米就不行了，倒在地上起不來。我只好去河邊抓青蛙，給她們烤著吃。這樣走了幾天，才過了江。”

為了不被偶爾在邊境地區巡邏的朝鮮邊防隊抓住，他們一般晚上選擇住在山上，挖一個洞，頂上蓋上塑膠布。白天，去找當地的鮮族人要米做飯，還能討到鹽和醬料。有一次去要大米吃的時候，被朝鮮邊防隊發現了。好在當時一個鮮族人騎著摩托車經過，幫忙解了圍。

但與此同時，當時大洞村的村長和書記也知道了。“令人感動的是，大家表示要救我們。村民還一起發起募捐活動，給我們香煙和大米。”要知道，在朝鮮香煙算得上硬通貨。當時兩個饅頭可以換一公斤玉米，而好一點的煙相當於兩個饅頭。

據金明秀說，朝鮮的經濟基本分為三個類別：第一種是針對普通百姓的經濟;第二種是針對國防的經濟;第三種是特殊經濟，比如支援其所在的萬壽無疆研究所。“朝鮮對於最為重要的第一種經濟恰恰是最不關心的，目前所有的經濟重心都放在國防以及金正恩私人投入上面。”

與活不下去的脫北者相比，來自“榮耀之家”的崔松民算得上是上流階層。由於父親參加過“6·25戰爭”(即朝鮮戰爭)，所以家人享受優越的待遇，一家人住在咸鏡北道的一棟四層樓房中。

畢業參軍後，他順利進入勞動黨，還受過金日成的表彰。1976年，他參加了金日成社會主義同盟軍，並與金日成單獨合照。當時的活動屬於朝鮮軍方的1號活動，這張照片直到他脫北的時候還在客廳的牆上掛著。

但接下來的生活，讓崔松民逐漸對曾經崇拜的“神”產生了質疑。

“朝鮮民間一直流傳著一句話，朝語(韓語)裡水、火、米下面都有相同的部首。只要有這個，就意味著在朝鮮這個東西根本沒有。”59歲的前朝鮮人民軍幹部崔松民，對“生活”一詞的理解更為透徹。

從1956年開始，朝鮮一直維持著所謂的供給制度，但也有等級之分。譬如首都平壤能吃到百分百的大米;平壤周邊像黃海南道到黃海北道，因為是生產米的地方，所以是五對五，一半大米一半玉米;但在鹹鏡北道這樣的山區，就只能大米三、玉米七。

但在這套制度下，富人可以去市場上買更多的米，窮人也能把自己的大米拿去賣掉。據崔松民說，一般一斤大米可以換兩斤玉米，然後拿去煮粥。但到了1985年左右，這樣的供給制度就變得時有時無，後來慢慢變成只有節日或是領導人的生日才會分發，一些地區分到的甚至只夠一兩頓飯。再往後只能取決於外國的援助，這個季度援助的是玉米就給玉米，下個季度援助了麵粉就給麵粉。

金大建也提過，韓國一些捐助機構常常會給朝鮮二手衣服和饅頭，裡面夾帶著聖經。“父母晚上會偷偷打開看，我的印象就是一個黑皮的東西夾在饅頭裡。”

90年代崔松民開始做貿易公司，當時有四十多名員工，其中很多人的父母都在苦難行軍期間去世了。出差途中，他也看到過很多人暈倒在路邊或者在大橋下。但同時，街上還掛著“雖然很苦，但是大家還是笑著度過吧”的標語。

“國家宣傳一直說這是因為歐美國家對我們進行制裁，加上天氣不好造成了糧食危機，既然領袖都在勒緊褲帶，吃不好、睡不好地陪同我們進行‘苦難行軍’，大家也要一起共同度過。”

苦難行軍之後，這套供給制度基本告吹。“從我所在的鹹鏡北道開始，國家直接表態說沒有供給了，工廠自己養活自己吧。這時很多人去市場上做買賣，但基本上也賺不到錢，只能說過一天是一天。即便賺到了錢也要拿去還債啊，買木頭燒火取暖啊，還有為了能繼續做買賣需要賄賂官員的保護費，基本上剩不下來。”崔松民說。

潛規則之下，國家允許國民放手一搏，但如果要開公司或者做別的貿易，仍需要去國家機關蓋個章，表明“你是我的所屬”。按照要求，公司盈利的收入七成要交給國家，剩下的三成用於運營、員工工資等。

崔松民以前做過運輸業，但是朝鮮既沒路也沒油，在運輸前得先把道路給開通了。如果想開澡堂，但國家沒煤碳，想做生意的人得提前買煤燒水。

不管在任何城市經商，要先到在平壤的總公司去登記，一般到了之後得先賄賂總公司的人，要雙方達成協議之後，再決定能不能開分公司。“我做過金礦、原油、棉花生意，也做過運輸業，還在中國賣過礦泉水。但其實最後根本賺不到什麼錢。大部分收益都上交給國家或者行賄去了。”

想做海外生意，一般也得符合三種情況：武器、礦產以及土特產，如松茸之類。崔松民所在的公司由於經營過飯店、建設公司和皮包加工廠，所以曾被外派去過中國。但一般能出去做生意同樣有幾個必備條件：必須屬於核心階層，父母有一方是幹部，全家政治清白沒有案底，如果是女性還要貌美。“此外，但凡海外有親戚的一律不讓出去。”

2000年以後，朝鮮對經濟的控制日趨嚴格。當時鹹鏡北道的很多工廠都關閉了，國家也不再提供糧食補助。當時普通人的月收入只有200朝元，而一公斤大米就要50-60朝元。“一大家人一天只能吃兩頓飯，根本吃不飽，大家沒辦法只能偷偷跑去做買賣。”

崔松民所在之處是鹹鏡北道最早停止糧食供應的地區，一些人為了生存下來，開始偷偷跟中國進行貿易走私——自己借錢去中國進口東西來賣，再把本金還回去。國家無法顧及人民，反而被迫打開了視窗，遊走在灰色領域的市場活動也越加多樣。“以前老百姓做生意就認為是資本主義，現在上面允許了，所以生活條件反而好點了。”

2007年由於到中國做貿易，生活了一個多月，促成了崔松民後來的脫北。

“朝鮮一直宣稱自己是最好的國家，電視上播的都是國內幸福生活和非洲人民活得很辛苦的畫面。”崔松民激動地用手比劃著說，“但我去中國一看，發現完全不是這樣，感到特別憤怒。”

不像金大建在少年時期突然訣別苦難生活時那般震驚，他的感受來得有層次感且豐富。“總的來說，中國有三樣東西讓我很羡慕，第一是燈，第二是大米，第三是水。”

“最讓人震驚的是，中國酒店的衛生間裡同時有冷水和熱水，我當時的感覺是，好像夢中的東西全都實現了。”崔松民說。

“現在朝鮮商品90%都是從中國進口的，朝鮮2500萬人實際上都是中國這個大市場的受眾群體。”金明秀說，“如果把這種市場強制終止，朝鮮人就連衣服都穿不上，牙都刷不了。”

金大建的高中同學鄭友民幾年後也成功脫北，在市場上做過生意的他提到，新的脫北者中，年輕人的變化較大——很多人喜歡吸毒，“大麻、冰毒，都是朝鮮自己生產的，他們偷偷拿點出來。相比其他國家，朝鮮的毒品也很便宜，少吃幾頓飯就能買到”。

終於成為韓國人了

在朝鮮，“花燕子”特指那些無家可歸的兒童。

追根朔源，這個詞的出現是因為朝鮮戰爭後大批兒童失去父母親人、流離失所，而“Kotjebi”恰好與俄語的“流浪”(kochevyi)一詞發音相近，一個被遺棄的特殊群體就這樣誕生。上世紀90年代，朝鮮經歷了駭人聽聞的饑荒，整個社會都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燕子群”也在這一時期數量驟增。

金大建抵達韓國的90年代末，曾參加過一檔電視訪談節目，名字就叫“來韓國的Kotjebi(花燕子)”，特指這群北方來的兄弟。

但不久後，他覺著這類節目挺可笑的，最後都變成了娛樂節目，只是為了讓人放鬆。如今在韓國的脫北者，也從他脫北時的900多人變成超過3萬人。這其中，一些人的生活境況並不樂觀，仿佛乘坐時光機來到了未來。

金大建直言，韓國對朝鮮幾乎還是一無所知，或者說根本不想瞭解。“韓國政治家們只是為了討論的時候有個說辭，這個國家根本沒有準備統一。我來了20年，但他們說我是脫北者的時候還是把我當成朝鮮人。”

因為韓國捐贈的饅頭裡夾著的《聖經》，上大學挑專業時，金大建選了神學。金大建花了很長的時間融入韓國社會。“同學對我的印象是淘氣，像猴子。我說話的時候有口音，很多同學就模仿。但也有一些同學害怕我。我剛經歷了比較複雜的事情，所以很內向，心也沒有打開，一旦有人惹我，我就迅速取出把刀做出防衛。直到現在，其實韓國人對朝鮮的印象也是這樣——野蠻人。”

談起後來漢拿院(專門接納脫北者的機構)的情況，金大建笑著說，聽說讓韓方很頭疼的是男女合宿的問題，因為戀愛混亂，常常因為兩個男生追求一個女生而大打出手，後來國情院被迫將男女分開安排住宿。“在朝鮮就是看拳頭的，誰力氣大，誰就能贏得美人心。”

相比于金大建，脫北的“90後”朝鮮女孩ChanYang的融入過程要順利得多。

剛滿26歲的她脫北到韓國才兩年，2015年結了婚，如今剛剛生孩子。與其他年長的前輩們不同，皮膚白皙、面頰圓潤的她始終表現得自信坦率，說話聲音清脆，眼角常常上揚。

“我們這代人稱自己為‘集市的一代’，”ChanYang說，“集市”指的是90年代饑荒的時候，人們自發形成的一種市場形式，ChanYang就是在那個時候出生的。“我是91年出生的，強調這個的原因是，我跟我父母那一代有著很不同的視野。因為在我父母那一輩，金日成還在進行最早期的洗腦，而我們這一代見識過了饑荒時期，同時出生在市場環境下。”

“現在有個有趣的情況，有錢人家的孩子實際上受著兩種不同的影響，”ChanYang說，他們在學校的時候會說“感謝金日成”這類話，但回家後就去看迪士尼動畫了。 ChanYang說。

脫北的前朝鮮駐英公使太永浩也提到，朝鮮外交官們以及朝鮮居民都在偷偷收看韓國電視劇，普通居民也從十多年前開始就看了很多韓劇，例如《冬季戀歌》、《藍色生死戀》、《浪漫滿屋》等。朝鮮年輕人的語調也變成朝鮮所沒有的“親愛的”、“哥哥呀(歐巴)”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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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居民也會偷偷看《藍色生死戀》這樣大火的韓劇

對於脫北者而言，適應韓國需要漫長的過程，但身份認同上的轉變，往往就發生在不經意的一瞬間。

金大建回憶道，有一年去漢拿院的時候，見到剛來的脫北者，他脫口而出“我們國家怎麼怎麼樣……”那個人當時很緊張地看著他，支支吾吾，意思是：原來你把這裡當成了自己的國家。那個時候金大建突然發現，他終於成為了韓國人。“我好像終於實現了目標，這個國家是我的國家了。”

“長期在這裡，周圍的人都把我看作北邊來的人，但終於有一天，我自己的認知轉變了。”

如今，比起故國朝鮮，他更關心韓國。

“我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能活多久，以前的朋友年齡也都很大了。我以前是很封閉的性格，現在開朗多了，也知道要享受自己的人生。”他最後說。“剛來韓國的時候，我希望馬上統一，因為在意的是那個國家;但現在我不這麼想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這裡，我看重的是這個國家。”

有時，金大建會想起二十年前剛脫北時的自己。當時他每天祈禱，“如果未來還能繼續活下去，我一輩子終歸要挑戰一次。”

挑戰什麼呢?

“如果有一次機會，我要把所有積蓄貢獻出來，看看能不能改變(朝鮮)。”他感慨道，“離開老家的時候我去爸爸的墳前，發誓一定會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