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烏克蘭危機

【編者按】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1929.10.1—）是美國駐蘇聯最後一任大使，見證了美蘇關系的重大變局及隨後的發展走向。本月14日，就在俄烏戰爭一觸即發之時，92歲的馬特洛克在美國美俄協議委員會（ACURA）官網發表長篇文章，題爲Today’s Crisis Over Ukraine（今日的烏克蘭危機），並在副標題稱此爲一場“蓄意促成的”（willfully precipitated）危機。文章雖發表在戰爭爆發前，卻準確地預測和分析了戰爭的必然性以及導緻戰爭的諸多因素，特別對美國長期以來針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反思，並透露出一些重大的珍貴史實，值得一讀。特予全文編譯分享。

副題：

Today we face an avoidable crisis that was predictable, actually predicted, willfully precipitated, but easily resolv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mmon sense.

今天，我們正面臨著一場本可避免的危機。這是一場可以預見的、也確曾被預見的、卻又被蓄意（willfully precipitated）促成的危機。但這也是運用常識即可輕易解決的危機。

 我們每天都被告知，烏克蘭可能即將發生戰爭。我們還被告知，俄羅斯軍隊正在烏克蘭邊境集結，隨時可能發動襲擊。美國公民被建議離開烏克蘭，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家屬正在被疏散。與此同時，烏克蘭總統建議民衆不要恐慌，並明確表示他不認爲俄羅斯即將入侵。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否認他有任何入侵烏克蘭的意圖。他的要求是停止增加北約新成員的進程，特別是要向俄羅斯保證，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永遠不會成爲北約成員。拜登總統拒絕提供此類保證，但明確表示願意繼續討論歐洲戰略穩定問題。同時，烏克蘭政府已明確表示，它無意執行 2015 年達成的將頓巴斯省重新納入烏克蘭並擁有高度地方自治權的協議——這份與俄羅斯、法國和德國達成的協議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也許我錯了，可悲地錯了。但我不能否認，我們正在目睹一場被美國媒體精英嚴重放大且被用以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精心策劃的鬧劇。面對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奧密克戎的肆虐、從阿富汗撤軍的指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以及未能獲得本黨對“重建更好”法案的全力支持，拜登政府在低迷的支持下步履蹣跚，就像它爲今年的國會選舉做準備一樣。既然在國內問題上取得明顯的“勝利”似乎越來越不可能，爲什麽不假裝他通過“對抗弗拉基米爾·普京”阻止了對烏克蘭的入侵呢？實際上，普京總統的目標似乎很可能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正如他自 2007 年在慕尼克發表演講以來所說的那樣。簡言之，就是：“請至少對我們展示哪怕一點尊重嘛。我們並不威脅你或你的盟友，你們爲何拒絕我們的安全卻又堅持你們自己的安全？”

1991 年蘇聯解體時，許多觀察家忽略了標誌著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迅速發展的事件，認爲冷戰結束了。他們錯了。冷戰至少在兩年前就結束了。它以談判結束，符合各方的利益。喬治·H. W.布希總統（以下簡稱老布希）希望戈爾巴喬夫能夠設法將十二個非波羅的海共和國中的大多數保持在一個自願聯邦中。 1991 年 8 月 1 日，他在烏克蘭議會（最高議會）發表講話，支持戈爾巴喬夫的自願聯邦計劃，並警告不要“自殺式民族主義”。後一句話意指格魯吉亞領導人Zviad Gamsakurdia 對蘇維埃格魯吉亞境內少數民族的迫害。出於我將在其他地方解釋的原因，這些話也適用於今天的烏克蘭。

底線是：並不像美國的“芸芸衆生”和大多數俄羅斯公衆都普遍認爲的那樣，美國支持甚至導緻了蘇聯解體。我們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整個獨立過程中都予以支持，但也和蘇聯的態度是一緻的：蘇聯議會的最後一項行動就是將他們的獨立要求合法化。順便說一句，普京盡管經常表達恐懼的聲音，但從未威脅要重新吞併波羅的海國家或索要他們的任何領土。盡管他批評了一些剝奪俄羅斯族人全部公民權利的做法，但這也是歐盟承諾強制執行的原則。

但是，讓我們回到副標題中的第一個斷言…

 Was the crisis avoidable?

危機可以避免嗎？

好吧，既然普京總統的主要訴求是保證北約將不再接納其他成員，特別是烏克蘭或格魯吉亞，那麽如果北約在冷戰結束後沒有擴大聯盟，或者如果這一擴張能與在歐洲建立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安全結構相協調，那麽顯然，當前的危機就沒有爆發的基礎。

也許我們應該更宏觀地看待這個問題。其他國家如何應對其邊境附近的外國軍事聯盟？既然我們在談論美國的政策，也許我們應該關注一下美國對外界試圖與其周邊國家建立聯盟的反應方式。還記得“門羅宣言”、那個涵蓋整個半球勢力範圍的“門羅主義”嗎（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在國會演說中宣稱，歐洲列強不得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國與墨西哥等美洲國家主權相關的事物，否則美國將視其爲敵意行爲——譯注）？

我們當時是認真的。當我們得知凱撒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試圖將墨西哥作爲盟友時，這成爲我們隨後對德宣戰的重大理由。然後在我有生之年，我們經曆了古巴導彈危機。因爲我當年在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翻譯赫魯曉夫的一些寫給甘迺迪的書信，所以我記憶猶新。

我們究竟是應該從一些國際法原則的角度來看待古巴導彈危機這樣的事件，還是從一個國家領導人在感到受到威脅時可能採取的行爲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事件？當時的國際法對古巴使用核導彈有何規定？規定就是：古巴是一個主權國家，有權從它選擇的任何地方尋求對其獨立的保障。而那時它受到了美國的威脅，美國甚至企圖策動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進行入侵。於是古巴請求蘇聯的支持。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得知美國在土耳其部署了核武器，而土耳其實際上是與蘇聯接壤的美國盟友，蘇聯便決定在古巴部署核導彈。如果蘇聯部署的武器與美國針對它部署的武器類似，美國怎麽可能合法地反對呢？

顯然，這是一個錯誤。大錯特錯！（人們不由會想起塔列朗的話……“比犯罪更糟糕……”）國際關系，無論喜歡與否，都不是通過辯論、解釋和應用“國際法”的細節來決定的——無論如何這與僅在一國之內實施的國內法律不可相提並論。於是甘迺迪不得不做出反應以消除威脅。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轟炸摧毀導彈。幸而甘迺迪沒有這樣做，而是採取封堵措施，並要求蘇聯撤回導彈。

在來回溝通信息的那一周裏，我翻譯了赫魯曉夫最長的資訊，最終赫魯曉夫同意從古巴撤回核導彈。當時沒有對外宣佈的是，甘迺迪也同意從土耳其撤出美國導彈，但前提是這一承諾不得公開。

當然，我們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美國外交官對結果感到高興。我們甚至沒有被告知有關土耳其導彈的協議。我們不知道我們曾如此接近一場核戰爭。我們知道美國在加勒比地區擁有軍事優勢，如果美國空軍轟炸了這些（有蘇聯導彈的）地點，我們也會歡呼的。但我們錯了。在後來與蘇聯外交官和軍官的會面中，我們瞭解到，如果這些地點遭到轟炸，現場的軍官可能會在沒有莫斯科命令的情況下發射導彈。我們會因此失去邁阿密，然後呢？我們也對一艘蘇聯潛艇差點向阻止其上浮的美軍驅逐艦發射一枚裝有核武器的魚雷一無所知。

千鈞一發的危機。捲入與擁有核武器國家的軍事對抗是相當危險的。你不需要國際法的高級學位來理解這一點。你隻需要常識。

這看來是可以預見的。但果真被預見到了嗎？

“The most profound strategic blunder mad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戰略失誤”

我的話和我的聲音都不是唯一的。 1997年，當關于增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成員的問題被討論時，我被傳喚到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出席聽證。在我的介紹性發言中，我發表了以下聲明：“我認爲政府在此時將新成員納入北約的建議是錯誤的。如果該建議得到參議院批準，很可能會成爲冷戰結束以來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失誤而載入史冊。它不僅不能改善美國、其盟國和希望加入聯盟的國家的安全，還可能助長一連串事件，這些事件可能對這個國家産生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安全威脅。”

我這麽說的理由，是俄羅斯聯邦存在核武庫，其總儲量與美國相當，甚至超過美國。我們的任何一個核武庫，如果真的用於熱戰，都具備終結地球文明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導緻人類和地球上許多其他生命的滅絕。盡管裏根政府和老任布希政府時期美蘇達成了一系列軍備控制協議，美國和蘇聯在克林頓政府期間就進一步削減軍備的談判還是陷入了停滯，甚至從歐洲撤出短程核武器的談判都未曾進行。

這並不是我建議將俄羅斯包括而不是排除在歐洲安全之外的唯一原因。我在聽證會上做如是解釋：“增加北約成員國的計劃沒有考慮到冷戰結束後的真實國際形勢，而是按照隻有在冷戰時期才有意義的邏輯進行的。在沒有考慮讓新成員加入北約之前，歐洲的分裂就結束了。沒有人威脅要重新分裂歐洲。因此，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聲稱有必要讓新成員加入北約以避免未來的歐洲分裂是荒謬的。如果北約要成爲統一歐洲大陸的主要工具，那麽從邏輯上講，它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法就是擴大到包括所有歐洲國家。但這似乎不是政府的目標，即使是，實現目標的方法也不是零零散散地接納新成員。”

然後我補充說，“北約擴大的所有聲稱目標都是值得稱贊的。中歐和東歐國家在文化上當然是歐洲的一部分，應該保證在歐洲機構中佔有一席之地。當然，我們與那裏的民主和穩定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但加入北約並不是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途徑。在沒有明確和可識別的安全威脅的情況下，這甚至不是最好的方法。”

事實上，逐步擴大北約的決定是對導緻冷戰結束和東歐解放的美國政策的逆轉。老布希總統宣佈了一個“完整和自由的歐洲”的目標。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曾談到“我們共同的歐洲家園”，並歡迎東歐政府的代表擺脫共産黨統治者，還下令徹底裁減蘇聯軍隊，並解釋說，一個國家要想安全，就必須確保其他國家的共同安全。老布希總統還於 1989 年 12 月在馬耳他會晤期間向戈爾巴喬夫保證，如果允許東歐國家通過民主進程選擇其未來方向，美國將不會“利用”這一進程爲自己牟利。（顯然，將當時加入華沙條約的國家帶入北約就是“牟利”。”）

第二年，戈爾巴喬夫得到保證，盡管沒有正式條約，如果蘇聯允許統一的德國（含原來華沙條約內的東德——譯注）留在北約，北約的管轄權就不會向東移動，“一英寸也不會”。

這些承諾是在蘇聯解體之前向戈爾巴喬夫總統提出的。一旦解體，俄羅斯聯邦的人口將不到蘇聯的一半，軍事機構士氣低落，充滿混亂。如果說，連蘇聯承認並尊重東歐國家的獨立後，北約都沒有擴大的理由，那就更沒有理由擔心俄羅斯聯邦是一種威脅。

Willfully precipitated?

任性而爲？

在喬治·W·布希（以下簡稱小布希）政府（2001-2009 年）期間，東歐國家繼續加入北約，但這並不是唯一引起俄羅斯反對的原因。與此同時，美國開始退出軍控條約，這些條約一度緩和了一場非理性和危險的軍備競賽，是結束冷戰的基礎協議。最重要的是決定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ABM Treaty），該條約是一系列協議的基石條約，曾一度終止核軍備競賽。

在紐約世貿中心和北弗吉尼亞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後，普京總統是第一位緻電布希總統並表示支持的外國領導人。他言出必行，促成了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襲擊，該政權窩藏了發動襲擊的基地組織領導人奧薩馬·本·拉登。當時很明顯，普京渴望與美國建立安全夥伴關系。瞄準美國的聖戰恐怖分子也瞄準了俄羅斯。盡管如此，美國通過入侵伊拉克繼續其無視俄羅斯及其盟國利益的做法，這種侵略行爲不僅受到俄羅斯的反對，也受到法國和德國的反對。

隨著普京總統將俄羅斯從 1990 年代後期發生的破産中拯救出來，穩定了經濟，還清了俄羅斯的外債，減少了有組織的犯罪活動，甚至開始建立金融儲備金以抵禦潛在金融風險，但普京對俄羅斯尊嚴和安全的立場卻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他在 2007 年在慕尼克的一次演講中提到這些侮辱。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回應說，我們不需要新的冷戰。當然這是真誠的，但他、他的上級和他的繼任者似乎都沒有認真對待普京的警告。然後，參議員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 2008 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競選期間向選民承諾，“要與弗拉基米爾·普京抗衡！”好奇怪，在這個世界上，普京到底對他或對美國做了什麽？

盡管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上任之初承諾改變政策，但事實上，他的政府繼續無視俄羅斯最嚴重的關切，並進一步強化美國之前的努力，以使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脫離俄羅斯的影響，乃至鼓動俄羅斯自身的“政權更疊”。俄羅斯總統和大多數俄羅斯人都認爲，美國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的行動是對俄羅斯的間接攻擊。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是一個殘暴的獨裁者，但卻是對抗伊斯蘭國的唯一有效的堡壘。伊斯蘭國運動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後蓬勃發展，並正在蔓延到敘利亞。對敘利亞境內所謂的“民主反對派”的軍事援助很快落入與組織 9·11 襲擊美國的基地組織結盟的聖戰分子手中！但對附近俄羅斯的威脅要大得多，因爲許多聖戰分子來自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蘇聯地區。敘利亞也是俄羅斯的近鄰；有人認爲，美國企圖將敘利亞政府斬首，客觀上加強了美國和俄羅斯的共同敵人。

就烏克蘭而言，美國對其國內政治的幹預很深——甚至到了似乎在爲其挑選總理的地步。實際上，它還支持了 2014 年改變烏克蘭政府的非法政變，這一程式通常被認爲不符合法治或民主治理。烏克蘭仍在醞釀的暴力事件始於“親西方”的西部，而不是頓巴斯。頓巴斯的沖突被視爲是當地政府對俄羅斯族烏克蘭人施暴的反應。

在奧巴馬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內，他的言辭變得更加個性化，加入了美國和英國媒體詆毀俄羅斯總統的日益高漲的大合唱。奧巴馬談到對俄羅斯人的經濟制裁是因爲普京在烏克蘭的“不當行爲”而使他“付出了代價”，但他很容易忘記普京的行動在俄羅斯很受歡迎，而且奧巴馬自己的前任則可能被確切地指控爲戰犯。奧巴馬隨後開始對整個俄羅斯國家進行侮辱，並毫無依據地提出諸如“俄羅斯造不出任何人想要的東西”之類的指控，而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時我們可以讓美國宇航員進入國際空間站的唯一方法是使用俄羅斯火箭。奧巴馬的政府也正在盡最大努力阻止伊朗和土耳其購買俄羅斯的防空導彈。

我相信有些人會說：“這有什麽大不了的？裏根稱蘇聯爲邪惡帝國，但隨後通過談判結束了冷戰。”沒錯！裏根譴責舊的蘇聯帝國——並隨後稱贊戈爾巴喬夫改變了它——但他從未公開譴責過蘇聯領導人。他以個人的尊重和平等的態度對待他們，甚至請外交部長格羅米科參加通常爲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保留的正式晚宴。他在私人會議上的第一句話通常是這樣的：“我們將世界的和平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必須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這樣世界才能和平相處。”

在唐納德·特朗普任職的四年裏，情況變得更糟。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特朗普被指控是通俄騙子。（爲證清白）他更加積極地通過了一系列反俄措施，一方面又奉承普京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美國在奧巴馬任期的最後幾天開始的對外交官的互斥驅逐，在一個嚴峻的惡性循環中持續進行，導緻使領館外交人員嚴重不足，以至於幾個月來美國在莫斯科沒有足夠的工作人員爲俄羅斯人簽發訪美簽證。

與最近的許多其他事態發展一樣，外交使團的相互扼殺扭轉了冷戰後期美國外交最引以爲豪的成就之一，當時我們努力成功地打開了蘇聯的封閉社會，拉倒了隔開“東”“西”的鐵幕。我們成功了，在一位蘇聯領導人的合作下，他明白他的國家迫切需要加入世界。

好吧，我相信今天的危機是“蓄意促成的”。但如果是這樣，我怎麽能說它可以憑借常識輕松解決？

Easily resolv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mmon sense?

應用常識便可輕鬆解決？

簡短的回答是因爲它可以。普京總統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即結束北約擴張並在歐洲建立一個確保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安全的安全框架。他沒有要求任何北約成員退出，也沒有威脅任何人。按照任何務實的常識標準，促進和平而不是營造沖突符合美國的利益。試圖使烏克蘭脫離俄羅斯的影響——那些鼓動“顔色革命”的人所公開的目標——是愚蠢的，也是危險的。我們這麽快就忘記了古巴導彈危機的教訓嗎？

現在，說批準普京的要求符合美國的客觀利益，並不意味著這很容易做到。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領導人都形成了這樣一種恐俄立場（一個需要另作研究的議題），以至於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才能駕馭危險的政治水域並取得理性的結果。

拜登總統明確表示，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將不會用自己的軍隊進行幹預。那麽，爲什麽要將這些軍隊派駐到東歐呢？隻是爲了向國會的鷹派表明他的強硬立場？派駐東歐幹什麽呢？除了逃離敘利亞、阿富汗和非洲大草原幹旱地區的難民潮之外，沒有人威脅波蘭或保加利亞。那麽第82空降師的任務到底是什麽呢？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也許這隻是一個昂貴的遊戲。也許拜登和普京政府隨後的談判會找到解決俄羅斯擔憂的方法。如果是這樣，也許這個遊戲就達到了它的目的。也許那時我們的國會議員將開始處理我們在家中日益嚴重的問題，而不是讓它們變得更糟。

人是可以有夢想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