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是有波蘭與俄羅斯長期爭奪烏克蘭的問題，但如今俄羅斯或者說普京仍然是老思維，波蘭或者歐盟卻已經變了。波蘭人害怕俄國人重建帝國，當然非常關心和支持烏克蘭自立並擋住俄羅斯的擴張，但他們並不想做烏克蘭的主子，與烏克蘭也就沒有了歷史上那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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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斷，理還亂：波、俄間的烏克蘭糾葛
在波蘭訪問期間，筆者深感烏克蘭問題對這裡的強烈影響。波蘭緊鄰烏克蘭，歷史上與烏克蘭的恩恩怨怨之複雜不亞於俄羅斯。
作為歷史上東斯拉夫人文明的發祥地，一千多年前基輔羅斯曾在今天的烏克蘭強盛一時。基輔羅斯衰落、解體後，其主要故土成為周邊幾大勢力——俄羅斯、波蘭、瑞典與奧斯曼土耳其爭奪的“邊區”（“烏克蘭”一詞即“邊疆”之意）。而“邊區人（烏克蘭人）”則主要以推選產生的蓋特曼（非世襲酋長）為首，形成哥薩克（“自由自在者”）社會。他們既希望保持自主，不願臣服任何一方，又習慣于依靠一方的保護來抵禦另一方，因而不斷“改換門庭”。
其中，東北方在蒙古金帳汗國羽翼下崛起並反客為主的莫斯科羅斯-俄羅斯，和西北方在“盧布林聯合”後強大起來的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是這片土地上的兩個主要對手，雙方展開了長達四百年的爭奪。開始是波蘭佔有先機，幾乎整個烏克蘭（除南部沿海屬於韃靼人外）都是其勢力範圍。後來俄羅斯長期居於優勢，十七世紀吞併了東烏克蘭，以後又擴張到西烏克蘭，乃至到1795年乾脆通過三國瓜分滅亡了波蘭，從而也第一次佔有了幾乎整個烏克蘭（除歸奧屬波蘭的利沃夫一帶外）。
1918年波蘭複國，烏克蘭也第一次建國（即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現在烏克蘭人所說的“第一共和國”），加上“十月革命”後出現的蘇俄，三個新生的“共和國”立即延續了當年國王和酋長們的事業：蘇、波為爭奪烏克蘭，烏克蘭人則為獨立，展開了血腥而殘酷的搏鬥和眼花繚亂的合縱連橫。
以後的幾十年幾乎是以前幾百年歷史的濃縮再版：烏克蘭先是回到了蓋特曼時代，而後社會革命党人、左派革命家彼特留拉（蘇聯時代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莫名其妙地把他算成“白軍”，其實他先是俄國白軍的死敵，後來才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敵人）領導民眾推翻蓋特曼建立共和國。這時西烏克蘭的波蘭人要求回歸波蘭，與烏克蘭人發生一場短暫衝突。
但很快，以彼特留拉為代表的烏克蘭共和派感到蘇俄威脅更大，轉而採取聯波抗俄政策，波烏聯軍進入基輔。不久蘇俄大舉來攻，不僅摧毀了烏克蘭第一共和國，擊敗波軍，一度奪得整個烏克蘭，還兵臨華沙，企圖再次滅了波蘭。結果強弩之末在華沙鎩羽，被波蘭複國領袖畢蘇斯基打得大敗。史稱“維斯瓦奇跡”的這場戰役後，波蘭不僅轉危為安，還通過1921年蘇波里加和約奪回了西烏克蘭（主要是以利沃夫為中心的加利西亞地區，比今天以德涅伯河劃分的西烏克蘭要小，但卻是波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
然而，十八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趁納粹德國進攻波蘭，從背後出兵攻佔了按蘇德密約規定分給它的“東波蘭”（即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使波蘭再度亡國，而德蘇兩強重演了瓜分的一幕。同時蘇聯還從捷克斯洛伐克手中奪取了羅塞尼亞，從羅馬尼亞手中奪取了北布科維納，從而把蘇占烏克蘭擴張到了超過沙俄帝國的程度。
二戰後德國戰敗，波蘭再次複國並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作為戰勝國的蘇聯保持了它在二戰初期（蘇德戰爭前）奪自波蘭的土地，而讓德國在西邊割地給波蘭作為補償。於是波蘭這個國家等於整體西移，連同波蘭民族和其他相關族群也出現了一次“民族大遷徙”。在包括西烏克蘭在內的戰前“東波蘭”土地上，幾百萬波蘭居民被趕走，而奧德-尼斯線以東的原德國領土上也有成百萬的德意志人被驅逐，把地方騰給從西烏克蘭等地被驅趕出來的波蘭人。
東邊原來波蘭人聚居的大城市維爾諾（今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和利沃夫（今烏克蘭發音應為勒維烏，過去曾是波蘭僅次於華沙的第二大城市）變成了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的城市，而西邊原來的德意志人城市斯德丁（今波蘭的什切青）和布勒斯勞（今波蘭的弗羅茨瓦夫）則變成了波蘭人的大城市。如今天弗羅茨瓦夫的居民多是當年從西烏克蘭的利沃夫遷來，甚至弗羅茨瓦夫大學也幾乎就是戰前利沃夫大學的異地搬遷，與原來德國人的布勒斯勞大學沒有多少傳承關係；而今天的利沃夫大學（全稱利沃夫國立伊萬· 弗蘭克大學）校史雖然可以上溯到波屬時期的1661年，實際上則是二戰後建立的烏克蘭學術中心。
在烏克蘭境內的波蘭人被驅逐的同時，今波烏邊境波蘭一側的許多烏克蘭人也被當時的波蘭政府驅離家園，安置到波蘭的西北邊區。
這一系列的領土變遷和民族遷移都伴隨著強制和暴力，甚至戰爭與流血。在波蘭、烏克蘭與俄羅斯三個民族之間都造成嚴重的創傷和怨恨。同時也形成了俄羅斯、波蘭對烏克蘭，尤其是俄羅斯對東烏克蘭、波蘭對西烏克蘭分別具有強大影響的歷史傳統。烏克蘭人的國族認同因而也變得十分複雜。
不少人認為烏克蘭與俄羅斯在種族、語言、宗教上都更接近，而與波蘭較遠。但實際上與語言的遠近相比，在與烏克蘭哥薩克的關係方面，影響更大的其實是俄、波政治經濟結構的差異。
歷史上波蘭政體長期是貴族制乃至貴族共和制，與烏克蘭人的哥薩克蓋特曼政體相比，兩者都有明顯的政治多元特徵，而它們與俄羅斯的中央集權專制君主制差異都很大。烏克蘭依附波蘭時，蓋特曼自治的空間也較大，1658年烏克蘭首領維戈夫斯基甚至與波蘭和立陶宛締結平等的戛佳奇三方聯盟條約，要成立波蘭-立陶宛-羅塞尼亞（烏克蘭哥薩克當時的國名）三元國家，三方平起平坐，如今這被認為是1918年以前烏克蘭人爭取民族權力的最高成就。顯然，與專制集權的俄羅斯是不可能建立這種關係的。
但另一方面，當時波蘭的經濟是私有的領主莊園，西烏克蘭因而出現上層是波蘭貴族領主、下層是烏克蘭農奴、而莊園管家則往往是猶太人這樣一種民族-階級結構。烏克蘭農民與波蘭貴族和猶太管家間容易形成階級矛盾。而俄羅斯則盛行農村公社土地制度，與烏克蘭的哥薩克公社制度比較接近。俄國農奴制主要是專制國家把公社分配給貴族軍人作為服役報酬的方式實現的，而哥薩克群體本身全民皆兵都必須為沙皇服役，沙皇無需在他們中推廣農奴制，但政治壓迫則比波蘭更明顯。所以，烏克蘭人與波蘭的矛盾具有更多的階級矛盾色彩，而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的矛盾則具有專制體制下官民矛盾色彩，在不同的時期與地域，兩者的權重不同，也影響著烏克蘭人的親俄還是親波。
▌波蘭人的烏克蘭觀為何從趨異到趨同？
幾百年來，烏克蘭既有親俄反波的勢力，也有親波反俄的勢力，當然還有既反俄也反波的勢力，二戰期間這最後一種勢力主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曾經給蘇俄與波蘭都造成很大打擊。蘇聯二戰中陣亡的最高階名將之一、蘇聯紅軍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司令瓦杜丁大將和共產黨波蘭首任軍方二把手希維爾切夫斯基大將都是被烏克蘭遊擊隊襲擊身亡的，而烏克蘭人遭遇的報復就更不用說了。
有趣的是，這類衝突與意識形態分歧往往交叉多於重疊。1918年烏克蘭右派蓋特曼斯柯洛帕茨基曾先後親德和親俄（指民族主義的俄國白軍），而左派領袖彼特留拉卻曾聯波抗俄（既抗蘇俄紅軍也抗俄國白軍）。在沙皇俄國，猶太族、波蘭族和格魯吉亞族是有名的“三大社會主義族群”，二十世紀初那一代左派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信徒和工人運動精英高度集中于這三個帝俄少數民族中。
據說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百分之七十都是這三個民族出身。其中最著名的波蘭人有契卡之父捷爾任斯基、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狄克、烏克蘭共產黨創建者柯秀爾、白俄羅斯共產黨創建者博古茨基等。就烏克蘭而言，可以說引入馬克思主義，並把烏克蘭最終帶進蘇聯的很多都是柯秀爾這樣的左派波蘭人，但在烏克蘭最敵視蘇俄的也是波蘭人。布爾什維克早期最著名的“紅歌”之一就是“華沙革命歌”，但1920年紅軍恰恰就在華沙栽了最大的跟鬥。
耐人尋味的是：隨著社會主義運動後來的“俄羅斯化”，這三個民族的革命家幾乎都被清洗出局。就波蘭人而言，除早死的捷爾任斯基外，上面提到的拉狄克、柯秀爾、博古茨基等波蘭族布爾什維克後來都在蘇聯死於非命；旅居蘇聯的波蘭共產黨領導層更是在“共產國際解散波共”事件中幾乎全部被殺。經過大清洗和大遷徙，烏克蘭西部原來眾多的波蘭人，不分紅白基本上都消失了，不同的是白色波蘭人多數是在大遷徙中被驅逐，紅色波蘭人則多數像柯秀爾那樣，在大清洗中被殺。像希維爾切夫斯基那樣死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紅色波蘭人也遠不如像柯秀爾那樣死於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多。
對波蘭人而言，烏克蘭問題是一頁痛史，其痛主要來自俄羅斯，波蘭人對此的態度也歷來比較一致。但對烏克蘭人就不同，由於烏克蘭既有反俄、也有反波的歷史，波蘭人一向對烏克蘭也是態度分歧，而且這種分歧不但存在於左右之間，在左右派各自內部也存在。例如在反俄（蘇）的波蘭“右派”中，就既有支持烏克蘭抗俄的“親烏派”，也有擔心烏克蘭與俄羅斯聯手反波的“疑烏派”；反之，在親蘇俄的波蘭劇變前當局中，有把烏克蘭與俄羅斯都當成“蘇聯老大哥”的組成者來敬的，也有把烏克蘭民族主義當成蘇波當局共同敵人來鎮壓的。
當代烏克蘭局勢的發展更牽動著波蘭的神經和脈搏。十年前的烏克蘭“大選風波”曾引起這裡人們的高度關注，十年後的“俄烏衝突”使烏克蘭再度成為焦點。波蘭是歐盟的東部屏障，波蘭對烏克蘭問題的敏銳程度在歐盟國家中也是無人能比。
但是與以往這類問題爭論很多的情況不同，今天絕大部分波蘭人和烏克蘭人都前所未有地一邊倒“親烏反俄”，歷史上的波烏矛盾則幾乎隱沒不見。2014年7、8月間我們的波蘭之行中，僅在華沙就看到兩次聲援烏克蘭的遊行。我們還發現這裡親烏社團與NGO十分活躍，而原先的一些疑烏社團則銷聲匿跡。我們看到華沙大學附近的新世界大街上就新出現了一個“烏克蘭世界”社團，據說其辦公地本是個“極左派”社團，最近“待不下去了”，“烏克蘭世界”遂繼而入駐。華沙的“烏克蘭熱”由此可見一斑。
這時烏克蘭幾乎成為一個“支配性”的話題，我們分別與波蘭外交部一些專家、民間智庫波蘭國際關係研究所、華沙大學一些學者，以及毗鄰烏克蘭的盧布林省有關人士以及烏克蘭人-烏僑協會的負責人聊過烏克蘭的局勢，得到不少認識。其中主要的一點，就是如今烏克蘭問題在波蘭國內與國際的含義與歷史上已經大有不同，許多分歧之源已不存在，而波蘭人對烏克蘭態度的全民一致性則是前所未有的。
這種一致性甚至超過了俄羅斯。我們知道，這些年，鐵腕的普京對反對派打壓明顯，而在烏克蘭問題上，支持普京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也確實是民意的主流，但即便如此，反對普京政策的“親烏克蘭聲音”仍然是明顯存在的。這次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莫斯科等地都多次發生過反普京、聲援烏克蘭的反對派遊行示威，有的達到數萬人規模。俄羅斯“總統直屬人權委員會”（一個葉利欽時代設立的官方機構，如今其地位雖已邊緣化，但仍是官方身份）也發表過對克裡米亞“公投”結果的指責性調查，在烏克蘭陣亡俄軍的家屬更是有如當年阿富汗陣亡者家屬，對其親人的“秘密死亡”發出了強烈質疑。這一切一方面表明俄羅斯的“民主倒退”如今尚屬有限，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俄羅斯社會對烏克蘭問題確實存在分歧。
反觀波蘭，儘管波蘭的民主化與政治多元化水準比俄羅斯明顯要高出若干數量級，在許多問題上都是眾說紛紜，但是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無論左派或右派、執政者還是反對黨，具體細節會有區別，基本態度可以說是高度一致，都是強烈“反俄親烏”的。這是為什麼？
我們的思考是：現今烏克蘭問題對於波蘭的國內與國際意義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但俄羅斯並非如此。
▌波蘭人眼中的烏克蘭問題：國內與國際
就國內而言，戰前的波蘭和俄羅斯都是多民族國家，波蘭第二共和國（1918-1939）版圖內的烏克蘭人很多，就像沙俄版圖內也有很多烏克蘭人和波蘭人一樣。但是1945年民族大遷徙後，蘇聯仍然是多民族國家，仍然面臨烏克蘭分離傾向的問題，波蘭卻基本上變成了單一民族國家。絕大部分戰前“東波蘭”的烏克蘭人被劃在了蘇聯的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烏克蘭少數民族權利問題因此也從戰前俄波兩國共同面臨的問題變成了蘇聯（俄羅斯）獨有的問題。雖然1945年後波蘭的海烏姆等地仍有少量烏克蘭人，他們在舊體制下也遭到過強制遷徙和宗教壓制，但本來波蘭這類問題就遠比蘇聯溫和，1989年後波蘭遷徙、宗教完全自由，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1985年波蘭恢復烏克蘭東正教團契，1991年後當年被迫遷到西部的部分烏克蘭人返回，2005年1月6日波蘭出臺新的少數民族權利法案，進一步落實烏克蘭人的宗教、語言自治。波蘭烏克蘭人對此普遍滿意。
當然，由於民族情感的非理性特徵，有時優惠的民族政策反倒會鼓勵更多的民族訴求。但是波蘭的烏克蘭人人數很少，事實上難以形成民族運動，這與蘇聯、俄羅斯和如今的烏克蘭等國是完全不同的。況且近年來波蘭經濟政治狀況不但優於烏克蘭，而且差距越來越大，烏克蘭本國人都想向西跑——富人想把資產從動盪的本國向西邊轉移，窮人也想在經濟更為繁榮的西邊尋找工作機會。
波蘭私有化過程中很多工廠的買家居然是烏克蘭投資者，這樣的資本外流對於嚴重缺乏資本的烏克蘭而言不是好事，但是既然那邊的烏克蘭人大都想向西靠，波蘭本國數量不多的烏克蘭族在邊界那邊的同胞看來算是幸運兒，自然沒有叛離波蘭之理。何況，早在社會主義時代，波蘭、烏克蘭兩國的經濟社會結構都已根本改變，兩國都經歷了幾十年的經濟國有化，經濟上當年那種“烏克蘭農民對波蘭貴族、烏克蘭鄉村對波蘭人城市”的“階級對立”卻已經不存在，因此無論經濟、社會、政治還是種族構成方面，過去波蘭國內的波烏兩族矛盾都已沒了土壤。
在國際方面，過去波蘭是與俄羅斯爭奪烏克蘭，兩國都以烏克蘭的主人自居，除了兩者的矛盾，自然就還有烏克蘭人與這兩個“主子”的矛盾存在。現在俄羅斯很多人恐怕還是這樣想，但波蘭人從1945年以後就為擺脫蘇聯“主子”而奮鬥，與烏克蘭人只有同病相憐的份了。劇變後波蘭固然站了起來，但離與俄羅斯爭霸還遠不夠格。即便按俄羅斯的說法，據說西方在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其實就是勢力範圍的同義詞），那也從無擴張“波蘭的戰略空間”之說吧。
現在的波蘭作為歐盟成員國，本國的主權都已讓渡出去不少，豈有不受歐盟約束自顧與俄爭雄之理？而歐盟這些年內部問題成堆，維持尚且不遑，哪有主動“東擴”的雅興？只是東邊那些在咄咄逼人的北極熊面前患了恐俄症的國家一個個拼命想向西靠，自身也有點恐俄的歐盟如果冷酷無情推拒太甚，於國內國際都無法交代而已。有些論者，一方面說“西方”或歐盟在全力與俄羅斯爭奪烏克蘭，後者的“親歐”全是西方拽的；另一方面又說歐盟百般刁難烏克蘭，設置種種苛刻條件不願接納烏克蘭，如此自相矛盾怎能自圓其說？還有人極力聲稱入歐對烏克蘭沒什麼經濟好處，而與俄結盟則有許多甜頭可吃。假如真是如此，為什麼除東部小片地區外絕大多數烏克蘭人還是反俄親歐？難道他們是傻子？
其實只要認識到恐俄是東歐各國爭相謀求“入歐”的主要動力，上述現象就很好理解。如今歐洲大陸到俄羅斯邊界為止，基本上是越東邊、越靠近俄羅斯的國家越恐俄、反俄（白俄羅斯算是唯一的例外），而越西邊的國家越不想開罪於俄羅斯。烏克蘭比波蘭、匈牙利恐俄，波蘭、匈牙利又比德國和法國恐俄，而歐陸最西邊、離俄羅斯最遠的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國就對俄最軟弱，對制裁俄羅斯的興趣最小。假如是西歐拉東歐加入“反俄陣營”，那情況不應該正相反嗎？
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即便“入歐”的經濟好處不如“結俄”（當然這個說法本身值得懷疑），那些國家仍然要入歐——因為他們本來首先要考慮的就不是經濟好處，甚至在一個國家內也是如此。比如烏克蘭確實有親歐、親俄兩派，但除俄羅斯直接給予軍事支援的克裡米亞與頓巴斯外，親俄派都失勢于親歐派了。為什麼？因為親俄派（亞努科維奇等）不喜歡入歐和親歐派不喜歡結俄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前者親俄但並不恐歐，親俄不成按他們的算計也就是少了點經濟利益，不會被歐盟給滅了。而後者親歐首先是恐俄，親歐不成首先就有被俄滅了的危險。所以後者的抗爭意志要比前者強。本來這個區別還不明顯，所以兩者可以輪替。2004年橙色革命中亞努科維奇敗選下臺，不幾年也就東山再起了。
但是2008年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用兵，就把不少人嚇壞了，他們覺得沒有西方的保護就隨時可能被俄羅斯吞噬。不久後全球金融危機波及烏克蘭，烏經濟遭受重創。人們又從經濟上更加感到烏克蘭需要保護。但到底向東還是向西尋求這種保護，對立就更加凸顯。應該說如果兩邊都能給予保護，所有烏克蘭人都不會反對。但如果兩者只能得一，那麼親俄烏克蘭人的危機感就遠不如親歐烏克蘭人。
因為有了格魯吉亞事件的教訓後，前者儘管親俄，卻並不擔心歐洲會侵略烏克蘭；而後者不但親歐，還非常擔心俄羅斯的霸權威脅烏克蘭的生存。至於入歐還是靠俄哪邊獲得的經濟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今天我們這裡常有些自作聰明者算計歐盟能夠給烏克蘭的好處是否足以彌補與俄羅斯交惡會帶來的經濟損失。這樣的論證如果說在格魯吉亞事件以前還能有點說服力，在此以後就會被嗤之以鼻了。
所以加快入歐對於親俄烏克蘭人的刺激，遠不如中止入歐對親歐烏克蘭人的刺激大。亞努科維奇如果只是親俄，東部人會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後能夠東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亞努科維奇如果絕歐，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東部人倒不見得會大力支持他——歐羅邁丹之後亞努科維奇在東部也無法立足，連地區黨也拋棄了他，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總之，歷史上是有波蘭與俄羅斯長期爭奪烏克蘭的問題，但如今俄羅斯或者說普京仍然是老思維，波蘭或者歐盟卻已經變了。波蘭人害怕俄國人重建帝國，當然非常關心和支持烏克蘭自立並擋住俄羅斯的擴張，但他們並不想做烏克蘭的“主子”，與烏克蘭也就沒有了歷史上那種矛盾。同時在波蘭人內部也少了過去那種如何看待烏克蘭獨立運動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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