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戰爭與世界秩序重建？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二戰以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已經搖搖欲墜了。舊的秩序在迅速瓦解，強人政治在世界大國間再度流行起來，各國野心勃勃，虎視眈眈，希冀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尋找一切機會，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區域秩序乃至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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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普京總統就是其中一個強人。孱弱的國際秩序遭遇強人領導的大國政治，結果就是戰略力量的重組和碰撞。當然，舊秩序的倒塌並不意味著新秩序的確立。經驗地看，所有國際秩序的倒塌或者重新確立的背後都是血與火、暴力與戰爭。

俄羅斯很多年來一直在千方百計地拉攏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東部地區。這一次，普京為了尋求安全感，極地反擊，把目光擴大到整個烏克蘭，在未來誕生一個“小蘇聯”不是不可能了。出現這種情況當然與北約東擴在戰略上對俄羅斯步步緊逼有著必然關係。

美國西方把此歸結為普京本人的不安全，但這是對普京和俄羅斯民族的不理解甚至妖魔化。北約製造的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極度不安全。美國資深外交家喬治·肯南在北約開始東擴的時候就早已經預見了這場戰爭。

1998年5月2日，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了北約擴張計畫，《紐約時報》記者湯瑪斯·弗裡德曼給肯南打電話採訪他。肯南是美國成功遏制蘇聯政策的設計師，1926年開始在國務院工作，1952年出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被視為美國最厲害的俄羅斯問題專家。94歲的肯南當問到他對北約擴張的看法時，他回答如下：

“我認為這是一場新冷戰的開端。北約一旦擴張，俄羅斯將會逐步做出對美國相當不利的反應。我認為北約擴張是個可悲的錯誤，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這種擴張會讓我國的制憲元勳們九泉之下不得安寧。

“我們已簽署了同意保護一大批國家的協議，儘管我們既沒有資源，也不打算以任何認真的方式這樣做。（北約擴張）只不過是對外交事務沒有真正興趣的參議院的愚蠢舉動。讓我不安的是，整個參議院對這件事情的辯論如此膚淺無知。尤其讓我不安的是把俄羅斯說成是一個極想攻擊西歐的國家。

“人們難道不明白嗎？我們在冷戰時期反對的是蘇維埃共產主義政權。而現在我們正在背棄的，正是那些發動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蘇維埃政權的人。而且，俄羅斯的民主制度與我們剛剛簽了協議要保護的那些國家的一樣先進，如果不是更先進的話。俄羅斯當然會對北約擴張做出不好的反應，然後（主張北約擴張的人）會說，我們一直對你們說，俄羅斯人就是這樣，但這真的不對。”

今天所發生的情況正是肯南所預見的。如果說北約擴張是無知無畏政客們的決定，那麼今天美國政客們對普京的“無奈”也可以理解了。可以說，他們是眼睜睜地望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自己什麼也做不了。

不過，烏克蘭今天的局面不僅僅是美（北約）和俄羅斯兩大國互動的結果，烏克蘭本身也扮演了一個角色，甚至是關鍵角色。歷史上，無論是帝國時代還是主權國家時代，小國必須在大國之間的夾縫中生存，因此必須擁有具有高超政治算計能力的政治家和高超的外交才能。但所有這一切離今天的烏克蘭實在太遙遠了。

第一，天真的政治人物幻想著依靠美國和北約的力量以求得自己的安全。獨立以來，烏克蘭的不安全感是確實的，但烏克蘭的安全感只能在俄羅斯和北約之間來實現。烏克蘭領導人沒有這樣做，相反他們想通過“引狼入室”的方式來求得安全。但問題在於，一旦烏克蘭“引狼入室”，那麼俄羅斯就沒有安全感了。一旦當大國俄羅斯感到不安全了，小國烏克蘭必然成為自身行為的犧牲品。大國的這種行為在帝國時代司空見慣。近代以來，基於民族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在理論上說是要保護小國的。但是，這僅僅是理想，並沒有出現在實踐之中。

第二，知識份子的烏托邦化。冷戰結束之後，全國各國掀起了一波“民族建構”浪潮。史學家安德遜的《想像共同體》名噪一時，很多知識份子幻想著用一些世俗價值觀，例如“民主”“自由”和“人權”來構建“新民族”，並且在這個過程之中往往妖魔化原來自己所屬民族。烏克蘭的知識份子亦然。他們幻想著只要和自己具有同樣價值觀的西方站在一起，他們就有了安全感。但現實是殘酷的，這種道德勇氣很難轉化成為現實。

第三，精明政治家的消失。對小國來說，外交是生死問題，不是兒戲。但在民粹主義時代，越來越多的“政治局外人”登上政治舞臺，執掌最高權力。這些人往往既無內政治理能力，更缺失國家所需要的在夾縫中生存的高超外交能力。除了挾持老百姓的能力，他們一無所長。結果往往把國家帶向災難。

無論如何，烏克蘭危機只是舊國際秩序解體的表像之一。北約和俄羅斯你來我往的行動模式，正好反映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各國的行動邏輯，而它們的行動在效果上又反過來加劇了舊國際秩序的崩壞和新國際秩序的形成。

今天回過頭來看，1991年蘇聯解體的那一刻既意味著建立在冷戰兩極格局基礎之上的世界秩序瓦解，也意味著新秩序種子的萌芽。19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理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這一理論廣為流傳。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英兩國主導確立了“自由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歐洲國家之間進行的一戰和二戰，這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甚至是西方文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建立“自由世界秩序”的首要目標就是要確保以後不再出現導致一戰、二戰那樣的國際條件。但荒唐的是，這個“自由世界秩序”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的起點便是這個秩序的“全面勝利”，即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

儘管蘇聯和以其為核心的蘇聯集團的解體有其內部複雜的因素，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勝利。這一判斷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內外部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一個表現就是就是美國帝國的擴張過度。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蘇聯集團解體之後，美西方很快佔據了蘇聯的地緣政治空間，尤其在東歐和中亞。俄羅斯的不安全自然是北約過度擴張的結果。

也就是說，舊冷戰秩序解體表面上看是西方秩序的全面勝利，但實際上就在那一刻起開始孕育新的國際秩序了。新國際秩序是沿著兩條歷史主線展開的。

第一條主線是北約東擴對俄羅斯戰略空間的極度擠壓和由此而來的俄羅斯的極度不安全感。北約是冷戰的產物。現年68歲的普京當年就曾以克格勃特工的身份活躍在冷戰的最前線，尤其是東德。普京在2004年曾經對蘇聯的解體感歎地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上的最大災難，對俄羅斯人民來說這是一個悲劇。”北約在冷戰結束後，並沒有隨著其對手華約的解散而消亡，反而繼續擴大。

對普京來說，北約東擴與西方領導人在東西德統一時對俄做出的允諾背道而馳，是對俄羅斯歷史性的背叛。在學界和政策研究界，人們往往認為，普京所說的這個“君子協定”並沒有載入官方檔中，這場爭議遂成為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歷史公案。但即使登入了官方檔也不會對大國的行為構成任何有效的制約，因為世界秩序的本質是國際關係學者所說的“無政府狀態”。

北約在1999年第一次擴員，並在2004年吸納了蘇聯在波羅的海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伴隨著新千年後的一波“顏色革命”，局勢對俄羅斯越來越不利。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2003年）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04年）都以政權更替的形式告終，親西方的領導人上臺後就不遺餘力地要求加入北約和歐盟，不斷激化著與俄羅斯的矛盾。2008年的俄格戰爭就是矛盾失控的結果。

2021年底，北約重申了2008年確定的、烏克蘭最終加入北約的既定方針，這無疑再次勾起了俄羅斯人基於恐懼感和空間壓迫感的怒火。對俄羅斯來說，烏克蘭比格魯吉亞重要得多，這不僅是因為烏克蘭人多地廣，更源於俄羅斯人對烏克蘭難以割捨的民族情感。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歷史上第一個俄羅斯民族國家的誕生地，作家果戈裡、政治人物托洛茨基和勃列日涅夫等人都出生在烏克蘭。

俄羅斯人自認為與烏克蘭人“同文同種”，普京等人至今還把俄烏分裂比作“一個巨大的共同災難”、一個“用傷痛包裹的傷痛”。只要對俄羅斯歷史有所瞭解，只要對俄羅斯今天所面臨的極度不安全有所瞭解，人們便不會對普京的烏克蘭戰爭感到任何驚訝，驚訝的只是普京高超的手腕和精明的政治算計

第二條主線是中國的崛起和美國對中國的防範。蘇聯的解體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霸權，以北約的名義侵入往日蘇聯的地盤只是美國的一條戰線，美國的另一條更為重要的戰線是在亞洲應對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

2001年小布希政府剛執政就形成了新保守主義對華政策。新保守主義主要是想通過建立亞洲“小北約”來圍堵中國。只是本·拉登製造的“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暫時放棄了這個策略，把精力放到了反恐戰爭。

奧巴馬是冷戰後首位將美國戰略關注點東移到中國的總統，標誌性政策是“重返亞洲”戰略。“重返亞洲”的安全目標主要是維護太平洋安全和穩定，但美國的一系列行動反而增加了亞太安全局勢的緊張程度。“重返亞洲”的經濟支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這是一個“排除中國的（貿易投資）俱樂部”，最終由於美國中產反對和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失敗。

特朗普政府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論調，宣佈放棄長期對華接觸政策，中美競爭取而代之；戰略上“印太”概念取代了“亞太”，並發佈了首個《印太戰略報告》，亞洲安全的主要政策支點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

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經濟和科技政策極具進攻性，聲稱“中國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破壞規則，損害美國全球利益”。特朗普沒有用多邊協議排擠中國，而是直接開始了對華貿易戰。科技產業競爭政策上，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直接鎖定了企業和技術，運用制裁、金融脫鉤、投資審查、技術禁運、外交抵制等一系列手段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和技術進步。

拜登政府的國安團隊大部分繼承自奧巴馬政府。坎貝爾曾是“重返亞洲”的關鍵設計者，現正為拜登政府組織研究“對華戰略”和“印太戰略”。拜登和奧巴馬的對華戰略在“人權”和“軍事化印太”的目標上高度相似，科技和產業鏈成為拜登對華戰略的關注要點。儘管拜登和特朗普幾乎在所有問題上（包括在俄羅斯問題）都表現為“死敵”，但在中國問題上，拜登與特朗普政府的思路非常類似，並且成為特朗普對華政策的細化者和忠實的執行者。

美國今天的對華政策已經超越經濟領域，轉向聚焦於所謂的“中國帶來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政治威脅”。拜登政府在2020年5月發佈《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正式確立美中兩國的競爭關係。近期又出臺了新版《印太戰略》。

在行動上，美國構建著各式各樣的所謂的同盟，包括美英澳三國核心聯盟、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和“五眼聯盟”等。所有這些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針對中國，尤其是阻礙中國的國家統一。圍繞著南海問題和臺灣問題，亞洲的軍事化正在加速度進行。越來越多的戰略家擔憂，亞洲正在成為新一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桶”。

但現在，普京用一場全面的烏克蘭戰爭震驚了歐洲，震驚了美國，震驚了全世界。美國通過出兵烏克蘭的方式參與這場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但美國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戰略判斷失誤，意識到普京和俄羅斯依然不可小看。這將大大延緩美國的戰略精力從歐洲轉移到印太地區的步伐。

接下來，普京預計還有15年-20年時間爭取進一步組建和完善一個“小蘇聯”。對美國人來說，這些年來“中國是美國頭號威脅”的論斷是可以質疑的了。這意味著只要我們自己不犯顛覆性的戰略錯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但不會被美國所中斷，中國還可以在新世界秩序構建過程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

地緣政治的天枰再次傾向中國。

美國主導的北約的行為表明，原本一超多強的世界秩序，美國已經無力維持，新的世界秩序朝著多元化深度發展，即“深層多元主義”。今天的世界群雄逐鹿，不僅有普京的俄羅斯，而且有莫迪的印度，有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有歐盟的法國和德國，等等。

在新世界秩序的孕育期，每個大國都在構建自己關於未來世界秩序的圖景，而它們的期待往往彼此衝突，在根本利益上無法達成戰略共識，甚至缺乏做出戰略妥協的意願。正在形成中的新國際秩序體現為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更分散，沒有超級強權，只有大國和區域型強國。西方自由意識形態會繼續存在，但不再主導國際秩序。

對中國來說，烏克蘭戰爭讓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加複雜化。國際局勢雲譎波詭，我們更需要冷靜分析大國互動中的新變化和新趨勢，更加理性，來不得半點情緒化，任何情緒化的衝動都會帶來顛覆性戰略錯誤。但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大國之所以為大國，或者之所以被視為大國，並不在於其挑戰舊秩序，更不在於其進行戰爭的能力，而在於其推進和維持國際和平的責任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