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共同市場新起點與路徑思考

文-曹小衡/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兩岸共同市場〉是蕭萬長先生於2001年提出的一個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概念。2019年元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的講話中首次正式提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重要理念和政策主張。當前,深化兩岸經濟合作面臨來自方方面面的挑戰,但“不管遭遇多少干擾阻礙,兩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斷、不能少”①,在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的背景下,“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更是不能斷、不能停、不能等。

  一、“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理念的提出與演進

  “兩岸共同市場”在島內有較高的接受度。連戰先生曾說,兩岸“要簽FTA,是國與國的關係,大陸有顧慮;CEPA,一國兩制,台灣內部意見也很分歧;現在弄一個兩岸共同市場,它可以‘裝’所有應該要的東西在裡面,也可以不‘裝’彼此不要的東西”。②2005年兩黨領導人在北京舉行會談並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首次提出“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共同市場問題”;2006年以來馬英九也多次提出台海兩岸應建立共同市場,並在2008年就任後以推動兩岸簽署ECFA方式實質落實兩岸共同市場的建設;當前兩岸各界提出具有實操性的深化兩岸經濟關係的主張,“兩岸共同市場”這一概念大多也可以涵蓋。
2010年大陸與台灣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構建了一個兩岸經濟合作的制度性框架。2016年以來兩岸經濟的合作受到來自島內外各種因素的衝擊,這一衝擊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祭出種種手段試圖使兩岸經濟“脫鈎”,如“新南向”政策、“反滲透法”,對推動兩岸往來的各界人士進行嚇阻和懲治;二是來自美國在貿易、科技方面對大陸的打壓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等。儘管5年來兩岸經濟合作受到島內外這些非經濟因素的衝擊,但以ECFA為核心的兩岸在2016年以前簽署的23條協議依然是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護欄”,兩岸的貿易、投資仍逆勢上行,並取得了今人矚目的發展,說明兩岸經濟合作有其自身的規律,祇要順勢而為,其發展勢頭難以阻擋。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博采眾長,就對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就是其中之一。據蕭萬長先生透露,習近平主席早在2013年博鰲論壇會見他時就贊許“兩岸共同市場”是一個“很有遠見的理念”。6年後的2019年元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講話,首次正式提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重要理念和政策主張。他說“我們要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為發展增動力,為合作添活力,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習近平主席這一主張提出後,立即受到島內工商界的高度關注,被認為“仍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③。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這一重要理念和重大政策主張,為大陸方面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首先,明確了“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目的就是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將使兩岸經濟之所長的揮灑空間更大、有更大的動力和活力,是兩岸人民“共同創造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偉業④”的重要抓手。其次,我們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的具體形式就是要“打造”一個屬於“兩岸”的“共同市場”,推動兩岸在商品、資本、人員和服務方面的流動進一步開放,並在產業、財政、涉外等宏觀政策方面進一步協調發展。第三,“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已成為大陸方面對台經濟工作的重大政策主張。海峽兩岸的經濟聯繫、生產網絡、要素流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密切,這一特點又決定了兩岸必需進一步攜手,才能實現兩岸經濟合作的不斷優化,因此,大陸《“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將“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⑤列入,使之已成為未來五年、十五年乃至更長時間大陸方面的重要工作目標,不會被一時的紛擾所中斷、所影響。

  二、新時代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新的起點

  (一)習近平主席賦予“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新內涵。關於“兩岸共同市場”主要存在二種論述,一是基於一般經濟一體化理論和共同市場理論的論述,二是兩岸業界學界對“兩岸共同市場”的相關的具象認知與論述,這二種論述均基於傳統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開始,這一論述就有了新的內涵,構成了習近平對台經濟工作重要理念和重大政策主張。筆者認為,這一重要理念和重大政策主張主要有以下二層含義:1、“兩岸共同市場”就是兩岸的“共同的市場”。“兩岸共同市場”有一般意義上 “共同市場”的意涵。即兩岸通過達成某種協議,實現自由貿易,建立共同的對外關稅和實現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又有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新的內涵。“兩岸共同市場“,其強調的是“兩岸共同市場”是根植於“中華民族經濟”之上,由兩岸共商、共建、共享、共贏,是共同復興中華民族經濟的一個重要平台和載體,也是中華民族經濟的構成要件,因此是新時代、有新內涵與外延的新概念。2,“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是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重要支點。在當前,“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應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在諸如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信息市場等兩岸有充滿活力且互補性很強的各類市場上開闢新路徑,推動兩岸經濟進一步深化融合。因此,筆者認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既是新時代推動深化兩岸經濟融合的戰略性框架,也是指導對台經濟工作推進的戰術性思路,體現了在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問題上戰略與戰術的辯證統一思維,是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和新時代國家統一理論在涉台經濟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打造兩岸共同市場需始終聚焦於國家重大規劃。回顧四十餘年兩岸經濟合作,成功的經驗有千條萬條,歸根結底,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兩岸經濟合作和發展需始終聚焦於國家重大規劃。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正在全力落實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這是深化兩岸經濟融合的新時期,也是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發力期。打造適應新形勢的兩岸合作新模式,使台商台企在這一輪大陸市場結構調整中不錯過新的機遇,也使兩岸企業有更多機會攜手跨越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各種障礙,找到新的、更大的合作空間。如,新時期“打造兩岸共同市場”需聚焦兩岸科技創新合作。“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把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並從國家層面、企業層面、人才層面和體制機制層面明確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的具體路徑,可以肯定,科技創新將持續成為未來五年乃至長遠的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詞。面對新的機遇,兩岸有必要攜手,藉助“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加強兩岸科技產業合作,建立新的架構流程、瞄準新的課題、開拓新客戶、進入新市場,推動兩岸科技創新合作有突破性成果。

  (三)打造兩岸共同市場需發揮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兩岸經濟合作已40年,有了較深的相互瞭解和較好的合作基礎,市場會最大限度地排除來自島內政治勢力的挑戰,同時,在中國大陸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台商台企將有機會在基於市場規則的基礎上進一步以更為平等的經濟主體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台商台企在未來若干年,在以下三方面將有更大的合作空間:在區域層面,參與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台商投資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福州新區、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等對台合作平台;在產業層面,在強化製造業合作的同時兩岸金融、兩岸資本市場將有機會開展多層次合作;在企業合作層面,兩岸企業將有機會進一步優勢互補、融合發展,企業間相互持股、合作創新、共創品牌、共拓市場,催生一批新的具有國際一流競爭力中華企業。

  總之,海峽兩岸經濟關係的本質首先是“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過往40年兩岸各界共同打下兩岸經濟合作的基礎的動能強、潛力大、韌性足,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這是新時期“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最為重要的基礎。
三、新時代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幾點思考

  從新時期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宏觀層面看:一方面,中國大陸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經濟基礎已較為堅強。如,在對外開放方面,大陸平均關稅總水平從2001年的15.3%下降到目前的9%左右,其中農產品平均關稅從18.8%降低到15%左右;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02年的6208億美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44670億美元,年均增長11.6%,纍計形成的貨物貿易順差達到5.16萬億美元;2002—2020年,大陸纍計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超過了1.4萬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的產業分布和企業結構更加多樣化;在對內改革方面,2000年以來中國大陸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使中國的市場准入條件更加透明和規範;整體經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具備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整體實力,通過人大、國務院各部門修訂325件,廢止830件,範圍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各個方面;地方政府清理出9萬多件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和其他政策措施,並分別進行了修改和廢止處理。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宏觀調控體系日趨完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經濟增長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達到101萬億元人民幣。按照101.6萬億人民幣計算,2020年,大陸的GDP總量,應該在14.7到14.8萬億美元之間,而2019年,美國的GDP總量為21.4萬億美元左右,換言之,中國的GDP總量與美國進一步接近達到了美國的74%左右。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纍積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研究顯示,海峽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程度偏低。我們以歐盟為參照系,將兩個經濟區進行貿易、投資、金融、人口流動、宏觀經濟聯動性、經濟發展差異性、制度這七大指標綜合測度對比發現,從動態或流量的視角看,近年來兩岸經濟一體化進展較快,兩岸七大方面的融合指標均有上升,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大陸經濟快速進展創造出的商機、兩岸經濟聯繫制度的建立、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動力所致;同時,從靜態或存量的視角看,相比歐盟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進程尚處在起步階段。尤其在兩岸貿易、投資、金融、人口流動一體化方面,水平較低不盡人意,最主要原因是單向障礙過大,即大陸方面進入台灣的貨品、資金、人員不能走台灣向海外開放之門,祇能通過專門為大陸辟出的小門進入,明顯拉低了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水平。

  如今,大陸經濟社會發展已邁入從量的積纍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時期。如何尋找和培育增長新動能,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如何促進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釋放兩岸融合發展的潛力和動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考慮到當前兩岸關係,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工作不能停、不能等,不能無所作為,同時考慮到現實情況,建議當前新時期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可否先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一)聚焦新科技,由兩岸專家學者或民間組織建立共同的技術標準。著重前瞻與優勢,才有可能引領潮流。新一代科技正以迅猛的速度發展,部分領域尚未形成全球性的技術標準。為加快相關產業的轉型進程,兩岸需在相關技術標準的制定方面先行一步,提升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如,當前大陸地區在5G、物聯網等技術的標準制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華為占到全球5G標準必要專利總數的30%以上,競爭力十分突出;物聯網技術方面,大陸地區自主研發的TRAIS—P技術與TRAIS—X技術均已成為國際技術標準規範,台灣則在相關硬件製造領域有明顯的優勢。未來兩岸可否考慮在相關領域進一步合作,在集成電路、5G通訊設備等方面的合作進一步深化,攜手走在世界前列。並在這一兩岸較高的合作平台上,建立共同的技術標準,強化兩岸業界的互信,為培育新的增長點、增長極,發展兩岸經濟合作新動能提供遵循和樣板。

  (二)建立新平台,由兩岸相應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參與謀劃。一段時間以來,兩岸相當一部分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呈現低地位、高參與度的狀況,使兩岸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被支配的地位,僅能獲取較低的產品附加值,其影響力、發言權和安全發展都受到全球價值鏈主導者及不合理經濟秩序的約束與控制,這對兩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有低端鎖定和易於被替代的隱憂。為突破上述兩岸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普遍遭遇的所謂“路徑依賴”、“低端鎖定”和受到相關產業價值鏈主導者對產品利潤的“雙向擠壓”困境,兩岸有必要藉助“兩岸共同市場”這個巨大且快速增長的市場,在全方位參與現有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通過完善制度環境、打造一個由兩岸相應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參與謀劃資源整合和要素聚集、在產業鏈和價值鏈方面進行更為安全和更有效率的合作的新平台。

  (三)尋找新路徑,由兩岸智庫部門及各領域專家參與建立共同的智力平台。包括:第一,推進台灣經濟智庫部門、學界和不同層級單位共建多層級有影響力的資訊、經濟、科技和管理方面的平台,加深雙方的互信和瞭解;第二,並在此基礎上,考慮在大陸制定重大規劃時,儘可能吸收台灣相關“智者”以相應方式實質性參與;第三,還要積極推動人才交流,鼓勵兩岸相同或相近產業內企業間信息技術共享,科技、管理人才的交流交往,齊頭並進;第四,兩岸可否在這一平台上討論諸如“兩岸共同市場發展綱領”、“兩岸共同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規劃”、“兩岸次區域合作綱要”、“兩岸產業合作規劃”之類的有前瞻性、有影響力,沒有實際約束力但在條件成熟時具有備胎作用的基礎性文件,使兩岸經濟合作的正能量不斷溢出。
注釋:

  ①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②台灣《遠見》月刊2005年6月號

  ③2019年1月13日《工商時報》(台)社論

  ④新華社2021年10月9日,習近平《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⑤《中央關於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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