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立國意識形態

讓我們來審視 1965 年新馬分家後，兩地在意識形態方面有什麼表現。分家後的情 勢是，新馬之間不但越走越遠，而有各走極端的趨勢。

新加坡不得不走民族國家的道路，雖然基於東南亞地緣政治的關係，必須由衷地奉 行種族平等政策，以爭取國內外政治的安定。迫切的任務是如何在沒有資源的條件 下立國。李光耀說:“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 敵意的環境裡如何謀求生存呢?”20 他又說:“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 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效率......... 盡 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 業，有利可圖”21。任何國家，立國後第一要務實便是解決立國根本與民生問題。 新加坡自然無法例外，事實上，自 1959 年自治以來，行動党本著其建國原則，首 要任務是解決新加坡嚴峻的住房與就業問題。一方面在政治上面對著與左翼意識形 態劇烈鬥爭中謀求出路，一方面需負起執政黨的責任立即發展國家經濟與解決人民 生活的難題。李光耀與其人民行動黨面對的是嚴峻的政治考驗。在立國的政治考量 上，李光耀把新加坡的出路建立在與馬來亞聯合邦的合併上，對英殖民政權所炮 制、由馬來亞聯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提出來的大馬來西亞概念立即贊同。這當 中，也有李光耀的政治野心和偉大宏圖。因而在 1965 年退出大馬前，他把工作重 點都放在於大馬建立行動黨的架構和網路上以及與巫統為主的聯盟的政治角力方 面，一方面則在新加坡的建設上著力。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新馬，特別是新加坡，地處東南亞的要衝，對大國特別是英 國而言，在其環球政治、經濟、軍事的運籌帷幄各方面都特具戰略地位。英殖民政 府由於新加坡對英國遠東策略與戰略的重要性，一路來對新加坡與馬來半島便分別 對待，在政治上，一直以來都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新加坡是英國的直轄殖民地， 有別于作為英國屬地的馬來聯邦22。

著《蘇聯東歐國家的演變及其經驗教訓》，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0 《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2000(1998)年，第 16 頁。

21 《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2000 年，第 59 頁。

22 英帝自佔領檳城、新加坡與麻六甲並開發為其東印度公司所屬的港口以來，一直把這三處劃為

英國直轄殖民地。1946 年，英帝殖民政府提出“馬來邦聯”(Malayan Union)馬來亞憲制白皮 書，及之後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憲制藍皮書時，單獨把新加坡割離，照舊保留為英國直轄 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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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英國殖民政策對新加坡的特殊性，也造成人口種族成分的差異性。東南亞一直 以來便是華人南移開拓農、工、商業之地。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地理位置最為適中的 一個商業城市和世界最大轉口貿易港，眾多華商以新加坡為基地，發展東南亞的商 貿，勢之所趨，大量中國移民前來新加坡。英殖民政權自然高興看到華商所帶來的 繁榮興盛，對於大量華人移民則喜憂參半，故而在移民政策上，時松時緊。最終， 華人人口占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成為馬來亞華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從種 族政治的角度去考量，這是後來在合併入馬來西亞時，一個較為敏感的問題。在當 時，新加坡作為一個“市”加入馬來西亞，加上沙巴及砂勞越的華人人口，華巫人 口對比處在一個相對平衡的位置23，帶給馬來西亞總人口一個相當具衝擊性的政治 因素。因而一旦政治形勢出現傾斜，勢必引起某方面的情勢緊張或政治恐慌。

英殖民政權的種族分化政策造就了新馬種族政治體制。合併後的馬來西亞，一直處 於種族緊張狀態，一度還引發了在新加坡的種族暴動24。從事情的起因來研究，不 難看到這種族暴動背後的政治原因。歷史沒有假如，但以情勢推理作為可能性研究 還是許可的。因而我們設想得嚴重些，對合併兩年的兩地政權的合作與衝突看來， 假如 1965 年新馬不是採取分家的辦法，而持續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話，我們實在 不難推斷五一三種族大屠殺將提前到來。而在當時的情勢，衝突還可能嚴重升級， 甚或變成類似南斯拉夫的種族戰爭25。歷史若走了那樣一條路，這將近六十年的社 會變遷將又會是一個什麼模樣?1965 年割裂了馬來亞，新馬分家形成定局，這曆 史不可逆轉。往後多少年，新馬有可能再次合併，我們無從揣測。但有一個十分清 楚的指標可以說明，那就是只要新馬仍然奉行種族政治，再合併無由企望。

新加坡人民行動党依靠馬共與左翼的力量取得政權後，立即全面進行對馬共與左翼 的封殺，逮捕左翼領袖、封禁左翼團體、削弱左翼的力量，極力摧毀共產意識形態 26。1965 年以前，行動黨主要藉馬來西亞政府對付左翼。1965 年以後，則需親自

23 按1964年馬來西亞的人口統計，馬來人占40.6%，華人占42.2%，印度人占9.4%，其他占 7.8%。如不包括新加坡，則同年馬來西亞人口的比例為:馬來人 45.9%，華人 35.7%，印度人 9.6%，其他 8.8%。

24 從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選過後，巫統秘書長塞加化阿峇藉馬來前鋒報不斷攻擊人民行動 党及李光耀，並在各種課題上挑撥新加坡馬來群眾的種族情緒。終於在 1964 年 7 月 21 日回教 先知穆罕默德誕辰日，2 萬 5000 千名回教徒的遊行中，爆發種族衝突事件，共 23 人死，454 人 傷。參閱:《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2000 年，第 610-616 頁。

25 1992 年 4 月南斯拉夫聯邦在其共產政權解體後，作為凝聚力的共產意識形態消散於無形。南斯 拉夫聯邦再分裂成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拉文尼亞、波士尼亞/赫爾采格維那(簡稱波黑)、 馬其頓與蒙甸尼格羅等數個小國並立即陷入種族、宗教滅族仇殺戰爭的泥沼中，塞爾維亞與克 羅地亞兩國捲入了波黑的穆斯林、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三族之間的戰爭，使之成為二戰以來， 歐洲最大、時間最長、最為慘烈和殘酷的戰爭。參閱:周新城、關雪淩等著《蘇聯東歐國家的 演變及其經驗教訓》，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12-314 頁;Patrick Brogan: World Conflict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1998(1992), 第 437-453 頁。

26 新加坡人民行動党成立於1954年，當時標榜民主社會主義的李光耀及其同僚均缺乏廣泛的群眾 基礎，需依靠馬共及其強大的左翼工農及文化團體的支持。1958 年 4 月，方壯璧代表馬共會見 李光耀，討論即將到來的大選問題。1959 年 5 月 30 日大選，馬共發動左翼力量和群眾，全面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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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雷厲風行地執行鎮壓左翼的政策。在意識形態上，與左翼劃清界限，巧妙地以國

家民族主義作為新意識形態來團結國民，確立非共民主社會主義民生政策，標榜議

會民主、民族平等、經濟建國的務實政策，建立民族國家。實行一黨專政、威權政

治的統治，以務實主義、以外資建立和發展國家經濟。作為彈丸之地的新加坡，處

於動盪的東南亞、夾在印尼與馬來西亞之間，如果沒有大國的支持與作為後盾，處

境是十分脆弱與危險的。然而尋求任何一個大國作為後盾都極容易成為附庸。新加

坡以多國外資入駐新加坡，一方面通過外資進入國際市場，一方面外資成了新加坡

的保護盾牌。新加坡逐漸從外資的引進發展經濟和累積並轉化為國家資本主義的道

路，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在獨立之初，如何使國人能齊心一意來共同建國?新加坡剛從混亂的意識形態鬥爭 中、剛從與狹隘馬來民族主義的較量敗陣下，如何整合人民的思想，為立國建設奮 鬥而不再糾纏於各種政見的爭辯，李光耀與行動黨把“國家存亡”擺在了一切考慮 的首要地位。從這開始，因勢利導，在國民意識的塑造與建立方面，行動党有計 劃、有步驟地以憂患意識、外來與內在的種種威脅、經濟立國的需要等共同課題， 一再強調新加坡的脆弱性，一再塑造新加坡人的共同信念，建立國民歸屬感27。工 業化、現代化、“新加坡民族主義”(新加坡國民意識)實際上是新加坡立國與維 系人民與統一思想的“生存意識形態”28。從此，行動黨人不再提起前此標榜的民 主社會主義，而以務實主義掛帥。這種務實的意識形態最初為著建設國家政策的合 理化而設，後來漸次從經濟領域展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新加坡立國後長達 數十年的時段裡，這意識形態為行動黨造就了穩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投資環境、 安定合理的勞工制度、活躍的商貿空間以及成功地解決失業問題(1965 年失業率 為 14%)到全民就業、居者有其屋計畫成功改造新加坡的居住條件、提升人民的 生活素質29。新加坡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是在一黨獨大、政治威權合理化的條件 下取得成就，使新加坡從一個殖民地轉口貿易港迅速發展轉變為工業化現代國度。 行動党標榜民主社會主義，但在經濟建設上，新加坡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而

持人民行動黨贏得壓倒性勝利，獲得立法議會 51 席中的 43 席。參閱:《李光耀回憶錄 1923- 1965》，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年，第 324-332 頁、第 407-409 頁;方壯璧“〈天若有情〉談 笑間----對賽.紮哈利先生〈人間正道〉的批評的初步回應”，2001 年。

27 參閱:李光耀於1966年6月5日在新加坡大學對學生的演講，SingaporeYearbook,1967第27 頁;吳作棟於 1988 年 2 月 15 日在新加坡國會的致詞“Agenda and Action:Goals and

Challenges”, Green Paper to Parliament, 1988.

28 參閱: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第 2 頁。Diane K. Mauzy and R.S. Milne: 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第 51 頁;Chan Heng Chee: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65-19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第 48-53 頁。

29 1959 年自治時，屋荒是新加坡嚴重的社會問題。“84%市區居民住在擁擠的店鋪與木屋區，其中 40%居住於貧民窟及窩棚之中。1965 年獨立時，人均居住面積只得 6.9 平方米”。行動党於 1960 年，成立建屋發展局，大量建造組屋以解決屋荒，並創導“居者有其屋”計畫。在第一個 五年計劃完成的 1965 年，總共建成 54000 間組屋。至“1989 年，人均面積達到 21 平方米，98% 的人民解決了住房問題”，根據 2005 年的統計，全民 85%人口居住於政府建造的高層組屋而其 中超過 90%擁有組屋的所有權。參閱:建屋發展局歷年常年報告。引文參閱:馬志剛著《新加 坡道路及發展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 年，第 4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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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社會主義制度30。英軍撤退時期，新加坡一度面對困難，但工業發展計畫取得 長足的進展及大量外來投資疏解了這個危機31。行動黨政權在經濟發展上充分發揮 其作用，政府全面控制了工會，一方面制定了有效的勞工政策和相關法令，有效地 鉗制了工人的罷工行動;一方面以協商與仲裁程式，保障工人的利益。這些措施創 設了和諧的勞資關係，從而完善了穩定的工業環境32。威權政治管理的成效可從逐 年增加的新加坡人均收入中看到。它從 1959 年的四百元美金增加到 1990 年的一萬 二千二百美元，從 1999 年的二萬二千美元增加到今天的五萬五千美元。這在二戰 後成立的民族國家中屬佼佼者。

行動黨通過由政府設立的廣泛的基層組織而不是黨支部來貫徹其意識形態與各種政 策，也通過這些組織達到培養人民參政的意識並收集民意33。顯然的，也避免人們 認為這些基層組織為政府的代理人而裹足不前，行動黨另設許多其它管道例如民意 組、以及與社區、社團、青年組織等組織不定期對話，以達到既獲得民意所向，又 做到意識形態的灌輸和對各種政策的討論與說明。每年的國慶，勢必隆重舉行，並 通過不斷宣揚的生存危機與建立“新加坡人”的共識，以為培育、強化和灌輸國民 意識34。自進入 1980 年代，行動黨加速了其自我更新的過程，大量招納傑出專才

30 當年的副總理吳慶瑞是新加坡的經濟規劃師，精心策劃新加坡的經濟轉型，建立製造業，使新加 坡從依賴轉口貿易經濟轉變為導向型工業出口型經濟。他在 1961 年，成立經濟發展局，1968 年 成立裕廊鎮管理局，積極引進跨國外資並提供一站式投資服務。另一方面，大力培植國家企 業，以國家資本建立，以私營方式經營的政聯企業，成立數個控股公司如淡馬錫控股、勝利公 司等來經營如新加坡發展銀行、新加坡航空公司、三巴旺造船廠等數個造船廠、新加坡科技從 事電子產品/武器裝備製造、國企貿易公司等數十家國家企業，實質上仿效日本及歐美的跨國企 業經營，取得輝煌成就。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方式被普遍稱為“新加坡模式”。參閱:經濟發展 局歷年常年報告;馬志剛著《新加坡道路及發展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 年，第 80- 125 頁、第 218-225 頁。

31 英國在新加坡的駐軍達25000兵員並擁有許多重要軍事建設與配備。1968年，英國開始自新加 坡撤軍，於 1968 至 1971 年這三年間，新加坡蒙受喪失英軍開支(約占生產總值的 20%)和麵

對三萬以上軍事基地工人失業。參閱:《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

2000 年，第 63 頁。

32 二戰前後，新加坡工運基本上掌握在馬共與左翼手中。1948年6月20日緊急法令頒佈後，左翼

工會幾乎全數被禁而致使工運全面瓦解。1950 年代伊始，英帝殖民政府再度開放工會註冊，左 翼工會再度組織起來並漸趨蓬勃，罷工頻繁。1953 年至 1960 年代中，左翼工會成為反殖群 眾運動的基層組織。1961 年馬共與行動黨的統一戰線崩潰後，雙方都在爭奪各條戰線的基層力 量。行動黨一方面組織全國職總以取代馬共控制的左翼工會，一方面對所有左翼工會採取鎮壓 與封禁的措施，終於全面掌控了新加坡的工運。這是行動黨政府為穩定工業環境，為外來投資 製造一個勞資關係穩定的工業發展局面。為滿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職總扮演工人的談判代 表，一方面疏導工人的情緒，一方面以協商的態度為工人向資方爭取基本工作條件。換言之， 新加坡政府干預了工運，形成所謂勞、資、政三方寫作的勞工體制。

33 行動党於1959年執政後，立即在各選區成立眾多的居民委員會和民眾聯絡所，並在其中設立人 民諮詢委員會，以作為親民、與民溝通、頒佈政策、解析政策、收集民意、教育民眾、基層參 政等多功能的基層組織。民眾聯絡所在近年改稱為民眾俱絡部，除保持原有的功能外，並增加 眾多康樂設施、主辦更多親民、青年文娛及康樂活動，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該區的國會議員 自然成為該聯絡所或後來的俱樂部的當然顧問與指導並在其中接見民眾。這是行動黨非常有效 的政治週邊組織，發揮著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高效率的政治疏導與溝通的作用。

34 新加坡政府每年花費在國慶慶典上的費用相當不菲。這也是建立和打造國民意識的重要工具與場 10

以增強黨的實力與新陳代謝，保持黨的年輕化。行動党在建國實踐中強調政治穩定 優先于政治民主，而政治穩定需建立在經濟發展與繁榮的基礎上。“一黨獨大”與 “指導性民主”或“家長式民主”強調全民的一致性、紀律性和統一性，國家的需 要淩駕個人甚或社會的需要35。因而偶有“不愉快的政策”，人民基於國家的理由 不得不接受。這種新加坡式的民主、民權、與言論自由經常引起世人詬病。這正是 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的中心部分。自 2011 年以來，新加坡反對黨獲選議員略有上 升，但仍然未曾達至足以與人民行動黨抗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