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論是個偽命題

近幾年來，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議論，在主流媒體、學術論壇風靡一時，“中美 必有一戰”之說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那麼，這“註定一戰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著有《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一書，記述 西元前 5 世紀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對於這場戰爭的起因，作者認為“使戰爭變得不 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給斯巴達帶來的恐懼”。斯巴達是希臘半島南部的一個 城邦(City State)，崇尚武力，全民皆兵，軍力相對強大，到西元前 6 世紀末成為伯羅 奔尼撒同盟的盟主。而雅典則是半島中部的另一重要城邦，注重經濟發展以及政治、文化 的創新，不久也崛起成為新興強國，對斯巴達的盟主地位構成威脅。於是兩強之間的矛盾

與敵對，在西元前 431 年演變成戰爭，時斷時續，長達 27 年之久，結果以雅典戰敗告終， 史稱伯羅奔尼薩斯戰爭。

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資深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從這書中取得靈感，2015

年他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嗎》一文，2017

年他又將該文演繹一番，出版《註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從此“修昔底德陷

阱”(Thucydides’s Trap)一詞走紅天下，人云亦云者與日俱增，正是因為它畢竟出

自哈佛權威學者之手。 艾利森在哈佛大學領導的“修昔底德陷阱專案”專題研究，試圖以歷史案例為依據來

探討當前的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的前景。他們回顧 16 世紀以來的戰爭歷史，發現 所研究的 16 個案例中，都是一個新興強國崛起後，另一個現存主導強國的地位受到挑戰， 其中 12 個案例以戰爭終結，只有 4 個例外。倖免於戰爭的 4 個案例，則是因為挑戰者和 被挑戰者，都在行動上做出了重大調整與讓步。他由此得出結論:當一個新興強國威脅取 代現有守成強國時，所產生的結構性矛盾就會導致武裝衝突，幾乎無一例外。

艾利森認為，歷史家修昔底德找到了導致戰爭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懼、榮譽。其中 新興強國的自信會激發不切實際的期望，要求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更多利益與尊重;守成強 國對此難免產生恐懼心理，常常出現錯誤的認知、判斷;雙方尋求的榮譽則包括國家的自 我意識和民族的自豪感。艾利森主張的“修昔底德陷阱論”(以下簡稱“陷阱論”)是指:

一個新興強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強國，而後者也必然來回應這種挑戰與威脅，使得戰爭變得 不可避免(destined for war)!

  艾利森是研究國際關係的權威學者，不是像湯恩比這類的歷史學家，所以不擅於用曆

史主義(Historicism)來探討歷史課題。經過反復思考，我發現艾利森的“陷阱論”忽

視了許多關鍵性的事實，以致存在以下四大謬誤或缺陷。

  一、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是發生在冷兵器時代

斯巴達與雅典之間的戰爭，發生在 2 千 5 百多年前，雙方使用的當然是冷兵器。所

謂冷兵器，是指長矛、盾牌、弓箭、大刀、利劍等，所以戰爭的殺傷力畢竟有限。在一場 戰役中，受傷、俘虜、逃跑人數總是遠遠超過死亡人數，人們對於戰爭的恐懼心理並不強 烈。易言之，儘管戰爭是解決國家矛盾或民族矛盾的最後手段，但人們往往把它當成最佳 選項，乃至於唯一有效的選項。“視戰爭為兒戲”雖是誇大其詞，但卻曾經長期存在于冷 兵器時期。在部落時代是如此，國家產生之後還是如此;在古代希臘是如此，在古代中國 也是如此。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們豈能將冷兵器時代的古代戰爭歷史，搬到核 武器時代的今天來相提並論?艾利森這種“三段論”的思維邏輯，怎麼適用於日趨複雜的 人類社會(國際關係)? 這該是“陷阱論”最大的謬誤!

二、16 世紀以來的戰爭起因極為錯綜複雜

艾利森“陷阱論”所依據的歷史例案絕大多數取自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對抗、衝突 與戰爭，包括葡萄牙與西班牙、法國與英國、德國與英國、蘇俄與美國等等。歷史明確告 訴我們，這些戰爭的起因極為錯綜複雜，有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有遠因、近因還有 導火線。同時，更重要的是每一場戰爭的性質、起因，基本上並不相同，“陷阱論”哪能 夠隨意套用呢?例如:“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起因，是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

路德教諸侯組成“福音同盟”，削弱了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皇帝)的統治地位，由披著 宗教外衣的內戰，演變為丹麥、瑞典、法國、西班牙先後介入的國際戰爭，以及最後導致 法國波旁王朝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長期博弈。在法奧兩國博弈之中，究竟何者是守成 強國?何者是新興強國?界限並不分明，我們實在難以區分、斷定。又如:第一次世界大 戰(1914--1918)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戰爭，參戰主角都是帝國主義國家，其起因更加

複雜多端，不一而足，有法德矛盾(普法戰爭後遺症)、英德矛盾(海外殖民地爭奪戰)、

俄奧矛盾(重點在巴爾幹半島)，並且由此產生的英俄法“三國協約”與德意奧“三國同

盟”兩大軍事集團的仇視、對抗。儘管其中的德意屬於新興強國，但戰爭起因哪是“一個

新興強國挑戰另一個現存強國”?況且其盟友奧匈帝國應屬於現存強國。

  三、進入核武器時代後戰爭決不能成為選項

前文說過，在冷兵器時代，戰爭是解決國際矛盾的唯一有效手段，雙方通過談判來避 免戰爭的案例，非常罕見乃至根本不存在。即使進入熱兵器時代，槍炮的殺傷力非常之大， 人們依然將戰爭作為你死我活的主要選項，當然包括“陷阱論”所依據的 12 場戰爭。第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到 20 年，就發生了日本侵華戰爭，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但是，1945 年二戰終結後，至今已有 70 多年了，全球性的國際大戰並未發生，儘管期

間出現美蘇、中美長期對抗。其根本原因何在?顯然是國際社會驟然改觀，進入核武器時 代後，全面戰爭決不能成為處理擁核國家爭端的選項。如今，擁有核武國家除了美俄中法 英五強，還有印度與巴基斯坦，全世界已經步入“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時代。 任何新興核強國與守成核強國如果發生全面戰爭，很容易會轉變為核戰爭，必然導致交戰 雙方乃至全人類的徹底毀滅。這點政治智慧與理性共識，我想世界各大國領導人都是具備 的，艾利森“陷阱論”哪還能派上用場?其最終命運可能與“骨牌論”、“崩潰論”完全 相似。

  四、“陷阱論”同樣不適用於當今中美關係

  艾利森將“陷阱論”套用在其所研究的中美關係中，似乎有兩個動機或目的:一個是

警告中國或提醒雙方，在中美關係發展道路上，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另一個是中美關

系既然是世人最關注的的焦點、熱點，任何與之相關的標新立異的言論，都能帶來嘩眾取

寵的效果，其大作肯定成為全球暢銷書!無論其動機如何，在我看來，“陷阱論”同樣或

更加不能用在中美關係，因為艾利森不諳中文，對於中國的社會現狀、歷史文化(即中國

國情)，都缺乏應有的足夠認知。他也無法正確解讀中國歷屆領導層的外交戰略思想:從

“和平共處”、“永不稱霸”到“韜光養晦”、“和平崛起”、“偉大復興”，都是一脈

相承、堅定不移的。至於中國主張中美應該友好合作，在“和而不同”的基礎上，建立新

型大國關係，艾利森恐怕也難以理解與接受。他認為中美武裝衝突難以避免，因為兩國政

治體制、價值觀念大不相同，而中國野心勃勃，不願接受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他的主

要立論依據，除了參照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還大量引用某些政治人物如李光耀的錯

誤看法，顯然含有“威脅論”與“朝貢論”的成分。另一方面，必須指出:雖然中美長期

博弈在所難免，中國領導人與專家學者卻認為它將是“鬥而不破”，完全否定“修昔底德

陷阱”的真實存在!

總而言之，艾利森的“中美註定一戰論”屬於不折不扣的偽命題(false proposition)，因 為它不僅忽略了戰爭起因的時代性與複雜性，立論缺乏足夠的事實依 據，而且在本質上屬於“歷史宿命論”(historical fa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