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四大特殊群體

共和國四大特殊群體，特殊在哪裡，本文就這一話題作進一步分析闡釋。

1. 一. 非常態

在共和國歷史上，這四個特殊群體，他們的成長經歷，印刻了共和國從非常態向常態國家轉型的歷史，他們是轉型中國歷史見證人。這四個群體有一個重要特徵，非常態。

何謂非常態，就是正常的學習工作生活路徑被打斷，而進入了變幻莫測不確定的時期。不確定，難以清晰預期，這是非常態的基本特徵。

先看看老五屆，這是與共和國一同成長的群體。老五屆中相當部分未能完成基本學業，未能按時畢業分配。尤其是1965年進校的學生，唯讀了一年書。被人們戲稱“老高四”。大學畢業後，這些同學本應分配到與自身所學專業相相近的單位工作，但卻被安排去了工廠、礦山、軍墾農場和基層農村學校，絕大多數用非所學。而且在基層時間之長，沒有任何預期。改革開放後，老五屆在基層平均十年左右時間的豐富的經歷，成為他們從政的巨大優勢。而老五屆本身的稀缺性，以及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對人才的巨大需求，使得這一群體從政人數之多，層級之廣泛，從正國級到縣市局級，都創造了其他群體難以企及的紀錄。同樣屬於非常態。

老三屆非常態特徵更為顯著。原本是應當考入大學或高中的，特別是66級高中生，已經做好了考學準備。但突如其來的變革，使他們的人生之路完全改變。我的一位領導，S會長，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在自己的學術自傳中寫到，“我於1966年在北京第五十六中學高三畢業，當時正在為第一志願報考北大數學系還是報考哈工大工程物理系，與數學老師、物理老師多次商議”，“正當我猶疑不決之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老三屆的高考夢徹底粉碎了“。1966年6月6日，北京第一女子中學高三（4）班學生，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要求廢除高考制度，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當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佈“廢止現行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招生考試戛然而止！使他們的正常入學、就業路徑完全打破。成千上萬的老高三同學自此被擋在大學門外，成了他們一生的心痛。他們自此後所經歷的磨難，正是整個國家經歷十年浩劫的重要組成部分。整個中國自此四年（1966年至1969年）沒有招收過一個大學生，這在全球主要大國現代文明史上絕無僅有，對一個經濟欠發達國家來說，連續多年缺乏基本的人才供給，對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

老三屆的初中畢業生，則是共和國四大特殊群體更為特殊的群體。其中1966年入校的初一學生尤甚。1968年他們初中畢業，初中階段實際讀書不足一年時間。很多同學上山下鄉後，很難有再繼續讀書的機會。到了恢復高考的1977年，他們中大多數學業基本荒蕪，很難能夠與其他群體在考場上競爭。

社會學家周雪光和侯立仁進行的一項涉及6個省份、20個城市的抽樣研究成果顯示，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平均插隊時間為6年，其中10年以上的達19.3%，5－10年的達39.3%，5或5年以下的為41.4%。統計發現，接受過高等教育最高的是在農村插隊不到6年的知青群體(14.2%)，而超過6年以上的知青群體則明顯低於6年以下的群體(僅為9.5%)。插隊6年不到的知青群體上大學的比例所以最高，或許和知青們艱苦的生活經歷激勵他們要通過教育途徑重新找到他們的社會位置有關，但1977年恢復高考對那些在農村插隊6年以上的人來說確實來得太遲了。這也決定了這部分群體，相當多數難以通過高考改變自身命運。

工農兵學員，雖然十分幸運地在十年浩劫期間走進高等學校。但其中相當多數的學員，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水準。特別是前幾屆工農兵學員，他們進入大學時非常態運行，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工農兵上大學改造大學，使得他們在學校三年或三年半時間裡，專業學習時間十分有限。學校難以為學員提供系統的教育。他們走出學校時，無論是學校或社會都有強烈的認同，他們中的部分學員並不合格。這在前幾級尤甚。

與前三個群體相比，新三屆形成於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由於向常態國家邁出了重要步伐，新三屆非常態成份則大為減弱。但與80級及以後的同學相比，他們的非常態也十分明顯。首先是生源的非常態，特別是7778級同學，年齡相差十幾歲。筆者入校時，所學專業同學年齡跨度從1947年到1961年共14年。其次是學校管理的非常態現象顯著。學校也是百廢待興，師資隊伍參差不齊，所學專業不適應形勢要求，課程內容陳舊。筆者入學時所學專業是政治系政治理論專業。一年半後，為適應形勢變化，一個政治系裂變成四個系和一個教研部。一同入校的政治系105名同學，三分之二轉到經濟系，三分之一轉入哲學系。筆者轉到經濟系後，所學專業和課程都有了重大調整。

1. 二. 犧牲、努力和奉獻

共和國四個特殊群體另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為國家發展做出重大犧牲，且努力不懈，奉獻巨大。這是共和國其他群體難以比擬的特徵。在那個時代，他們是革命的螺絲釘，黨分配到哪裡就去哪。這樣的語言在今天看或許需要重新審閱，但在那個時代，卻是每個人基本遵循。包括新三屆在內，畢業後都是組織分配。不論你願意與否，組織分配都是必須服從的。以老五屆為例，他們大學畢業後，去了工廠、礦山、軍墾農場和基層農村學校。沒有人知道這種安排未來會有怎樣的前景，但對老五屆來說，都把這種安排看作知識份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很好形式，都在各自崗位上努力工作，努力地與基層工人打成一片。並普遍得到基層群眾的認可。筆者認識的Z主任，這是一位著名的體改專家，1969年8月畢業於北京鋼鐵學院後，分配到河北邯鄲冶金礦建指揮部，從技術員做起。工作9年後，1978年8月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專業獲經濟學碩士。畢業後分配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以後成為中國有影響的改革大家。而在河北邯鄲冶金礦建指揮部9年工作，對他瞭解中國基層，提出改革措施更能夠切合實際，奠定了厚實基礎。

老五屆基層工作經歷，許多人為此付出了青春和熱血。一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老五屆在文革中最慘烈的損失，是在廣東的牛田洋軍墾農場，兩千多名老五屆在那裡勞動鍛煉。1969年7月28日，颱風來襲，人們在“人在大堤在”口號鼓動下，跳進決口以人牆堵決口，結果83名大學生與470名部隊官兵犧牲了寶貴生命。

老五屆的犧牲，還在於黨叫幹啥就幹啥，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以溫元凱老師為例，溫老師是我的朋友，1946年出生，江蘇無錫人  ，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1973年調入中國科大任教，也為恢復高考做出了重要貢獻，77級同學因此十分感恩（十多年前，我與溫老師被同一機構多次邀請在廣東作報告，我的開場白就感恩溫老師為恢復高考所做貢獻）。1977年31歲的溫老師被提為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1978年下半年，32歲時曾到我校作科技報告，筆者有幸聆聽。此時溫老師激情豪邁，具備了一個科研工作者優秀素養，遺憾的是科研工作沒有堅持幾年，就被上級機構安排擔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這並不是溫老師本意，但只有服從。由於為改革鼓與呼，1988年，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雲人物之一。但從政風險大，個人難把控。改革也有起伏。80年末期溫老師去美國，90年代初期闖蕩華爾街從事金融工作。現在溫老師在北京從事經濟諮詢工作。擔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裁。

     老三屆為共和國所作的犧牲，與老五屆不同，或許更值得品味。他們中的大部分同學，1968年下鄉，一部分人十年後，也就是直至1978年才回城。十年插隊，或是兵團，或是農場，或是插隊生產隊，老三屆付出了青春，有些人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據統計，知識青年中的老三屆，全國有幾百人犧牲在兵團、農場，幾乎都是為保護國家和集體財產。回城後，很多人由於學歷不高，或去工廠、包括街道工廠，或自謀職業。他們大部分工資收入低，其中一些人為改革轉型作出犧牲，不少人提前下崗。這是為共和國發展做出重大犧牲的群體。

四大特殊群體最值得人們推崇的是為共和國40多年的發展所做努力和奉獻，並建立了豐功偉業。共和國在60至70年代培養出的大學學歷人才共255萬雲集於此。他們走向社會後很快成為各個各行各業的骨幹。

老五屆和新三屆，入校都經歷了嚴格的入學考試。雖然老五屆接受系統教育不完整，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直至整個80年代，又有很多學習深造機會。他們經過十年基層歷練，以後陸續受到重用，走上了領導崗位居多。新三界，由於接受了系統的教育，畢業後正趕上改革開放好時機，他們幾乎在各行各業都有卓越表現。

工農兵學員，雖然畢業後水準參差不齊。但幾乎所有的學員，走出高校後都在自己崗位上努力工作。並抓住改革開放後提供的各種學習機會，通過學習深造，或公派留學，或考取碩士、博士，在提升自己受教育水準同時，提升社會的認可度。一些人從政成為高層領導甚至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些人成為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研究員、教授，甚至成為中國兩院院士。例如，在疫情防控有卓越表現、畢業于浙江醫科大學基礎醫學系（1974年9月—1975年6月)的李蘭娟院士等。

老三屆情況較為複雜。一些人畢業後去了工廠、農村和部隊，這其中一些人作為工農兵學員入學深造，一些人通過高考成為新三屆，改革開放後，也有一些人通過努力考上研究生、上電視大學、成人教育獲得系統學習的機會。他們通過自身努力，成為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才，為國家發展做出了貢獻。筆者在前文提及的S會長，他的努力拼搏精神讓人感動。S會長在文革初期，高考取消後，組織同學成立了一個COM共產主義學習小組，提出毛澤東思想要一分為二，反對個人迷信，結果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的頭目被關押了一年零八個月。25歲後到北京內燃機總廠從學徒工做起，因政治問題報名廠辦大學被拒絕，理由是沒有資格。1977年參加高考，總分可以入清華，政治考試北京市第一，但陰錯陽差最終沒有錄取。但始終不放棄。然後繼續努力，終成正果。1980年33歲時報考北京經濟學院研究生被錄取，以後為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做出了很大成績。S會長的奮鬥歷程，實際是老三屆這一群體自強不息的一個縮影。

老三屆中的大部分是普通的勞動者，他們在自己崗位上努力工作，並承擔了改革的一些陣痛，他們為中國改革所做出的犧牲和為國家的繁榮富強做出的努力，成為共和國70年歷史的重要內容。

1. 三. 中國精英群體的主要來源

共和國四大特殊群體之所以特殊，還在於這個群體是中國精英群體的主要來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產生出一些有影響的作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科學家，包括一些政治人物等。其中相當多數出自這一群體。

共和國四大特殊群體之所以是中國精英群體的主要來源，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四類群體，雲集了255萬中國大學學歷人才。而且歷經坎坷，經過非常態歲月。他們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的機會。國家進入常態發展之後，又為這群體成長提供了國內外各種展示自身才能的機會和平臺，在此基礎上脫穎而出，也就順理成章。

即使四大特殊群體中的老三屆，雖然這一群體很多人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但由於中國社會進入常態發展之後，為堅持學習的人提供了大量學習機會。許多老三屆堅持不懈，在一些領域做出了出色成績，成為中國的精英人才。

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一些社會的問題。有些問題呈現出的矛盾性和尖銳性，超出人們的預期。如何應對，考驗執政黨和政府的智慧。

中國加入WTO之後，順應了全球化浪潮，在國際舞臺上的強勢崛起，也面臨角色轉化帶來的一系列衝突和問題。如何融入全球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更多福音，而不是相反，需要凝聚智慧，從容應對。

當下中國正面臨重要的歷史關口。作為轉型國家，正面臨諸多轉型方面的挑戰。重要的是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如何尊重常識，尊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推進社會共識，對共和國四大特殊群體也是一個考驗。畢竟，四大特殊群體經歷了國家從非常態向常態國家轉變的歷史過程；”文化大革命“的慘痛經歷，很多人至今仍然記憶猶新。”文革“作為一場歷史浩劫也寫進了黨的歷史決議。如何汲取歷史教訓，推進國家向常態國家邁進步伐，作為四大特殊群體中的一員，應當對正面臨重要歷史關口的中國如何跨越，交出一份合格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