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亞緊急狀態的血腥歲月簡說

馬來亞緊急狀態（1948-1960）是馬來亞當代史上最為血腥的戰爭時期。馬來亞共產黨在二戰後的兩年多的所謂和平時期，雖然遵循英殖民政府認同的憲制鬥爭途徑，尋求自治、獨立的立國訴求，但一直遭到英殖民政府越來越嚴酷的鎮壓，並於1948年6月16日起，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動用軍隊進行剿共戰爭，而馬共最終被逼採取武裝鬥爭的手段。

英殖民政府把馬共這個二戰時期戰友的武裝鬥爭標籤為叛變、恐怖主義行動；馬來半島獨立後，民選政府則以馬共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意在推翻實行資本主義的現政權而繼承英殖民政府的剿共戰爭。

事實上，緊急狀態也是一場國際冷戰的較量，從屬於當時兩大陣營在馬來亞的鬥爭，但卻是以漫天炮火、真刀真槍、血腥肉搏的熱戰來進行。

從戰爭的性質來說，它同時是一場武裝的民族主義解放運動，又是一場以意識形態為分野的國際冷戰範疇的熱戰。1957年8月31日馬來半島獨立後，雖然剿共行動仍然主宰在英軍手中，但在國家的名義上，這場戰爭卻突然轉變成為一場內戰。這內戰，到了1968年以後，在二次緊急狀態下，它真正成為事實上的內戰。

到了1989-90年，東歐變色、蘇聯解體，國際共運分崩離析，冷戰驟然結束。馬來亞或馬來西亞，長達41年的遊擊戰爭也於1989年12月2日達至和平協議，馬共結束武裝鬥爭，解甲歸田。

時過境遷，一度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不論是冷戰的諜影幢幢、策反顛覆，還是熱戰的炮火連天、血肉交鋒，驟然間硝煙盡散，握手言歡。因而，現在來談意識形態相關的人和事，不再敏感和怕觸動雷區。不論是討論意識形態理論和鬥爭歷史的對錯和是是非非，還是細數風流人物的豐功或是戰爭販子的劣績抑或他們的成敗得失，都不用再瞻前顧後、遮遮掩掩、戰戰兢兢。

馬來亞或後來馬來西亞的意識形態鬥爭起自1920年代，延至1990年代，跨時70年，越過戰前殖民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戰後和平時期及緊急狀態時期（或稱抗英戰爭時期）、獨立建國為馬來亞聯合邦以及合併後馬來西亞時期（或稱內戰時期）共六個時代。

這當中，最為悲壯慘烈的意識形態鬥爭年代，便是官方稱為緊急狀態年代，而馬共及左翼則稱之為抗英戰爭年代。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回想起來，仍然堪稱驚心動魄、撕心裂肺、肝腸寸斷、令人悲歎！令人神傷！不勝唏噓！

我們有幸或不幸經歷了這樣一個多災多難和血腥的年代，部分見證了這時代殘酷的現實。有幸是生逢其時，或多或少參與了這項世紀大鬥爭，這閱歷和人生經驗或彌足珍貴，而不是庸庸碌碌虛度一生。不幸的是或遭遇重大變故，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犧牲一生幸福，甚或命喪黃泉，屍骨無存。

帝國主義者不會輕言放棄其殖民地，以便持續霸佔其資源。馬來亞的橡膠、錫礦和其他產物，一直是大英帝國的財富與物資生命線，尤其在二戰之後，全憑馬來亞的天然資源才解救了英國因戰爭負累瀕臨破產的困境。

馬來亞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無疑對大英帝國是沉重的打擊，意識形態的差異成就了大英帝國鎮壓要求獨立的馬來亞人民的最佳藉口。英帝國主義者於是動用戰爭手段來對付馬共領導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

戰爭是殘酷的，但在國際戰場上，戰鬥雙方仍然必須遵從國際戰爭慣例和法則，以免遭致國際輿論的譴責和事後可能面對索賠等戰爭負累。狡猾的英帝國主義者把抗爭的馬共劃歸“暴徒”（Bandit）一類，以緊急狀態、鎮壓叛變為名，把戰爭行為掩蓋成為局部剿亂行動，以掩國際耳目；同時，既不是戰爭的定性，便得以維持產業保險，又保障了其經濟利益。大英帝國不愧是老牌殖民主義者，這真是一石二鳥的奸詐詭計。

英軍的剿共行動極其殘酷而不受國際監督，再加新聞封鎖，其罄竹難書的惡劣行為與二戰時期日本侵略者不遑多讓，以剿共之名，焚燒村莊、亂殺無辜村民，甚至姦淫婦女，特別在緊急狀態初期更為殘酷。敢問蒼天，公道向誰追討？諸如峇冬加里（Batang Kali）英軍射殺26名手無寸鐵的膠農，把村莊夷為平地的惡行，不在少數。雖然事隔60多年，主持正義、追討這筆血債的跨國法律行動猶在進行。

英帝國為保障其經濟利益，對這場戰爭的投入數目龐大。除派出英軍119個兵團之外，總共還動用了超過12個英聯邦國家的20多個兵團，其中又以澳洲、紐西蘭、羅得西亞（Rhodesia）、菲濟（Fiji）等為主，總兵力共達139個兵團。

其中，作戰部隊4萬人、員警部隊6萬7千人、特警部隊4萬5千人、自衛團團員30萬人，總數超過45萬人。武器裝備精良，加上轟炸機、運輸機、直升機、廣播機無數。單英澳戰機出勤轟炸航次便達2萬5000多次，投下的炸彈3萬3千多噸，發射的火箭彈超過10萬枚，這還不包括空投的燃燒彈和落葉劑化學彈、以及發自游戈於海岸線的戰艦的長程炮轟。

據不完全統計，英帝國為此支出超過14億7千多英鎊。而它所要對付的馬共遊擊隊，在最高峰時期的1951年也只僅僅7300多人，其所持武器也是日降後埋藏起來的二戰時期甚為落後的槍支彈藥，有些甚至還打不響。

對英軍來說，他們是把膠山、礦場、農村的華人全算上，認為他們要不是馬共的支持者就是同情者，有的甚至就是隱身的馬共人員。殺手鐧就是實行所謂“布裡茲計畫”堅壁清野政策，把礦場、膠園、農村、芭邊（森林邊緣）的近60萬民眾全數驅趕到所謂新村的550個集中營去，全副武裝森嚴地監管起來，實行糧食、藥物等物資嚴格配額控制，並限制民眾的作息和行動，有效斷絕馬共的糧食、醫藥和情報的供應。

加上任意搜查、宵禁、戒嚴、威嚇、逮捕等等心理震懾行動，以斷絕村民與馬共的聯繫。在緊急法令實施期間，全馬遭逮捕和被驅逐的無辜民眾就達近十萬名之數。遭逮捕的民眾一律遭受酷刑逼供，以致遍體鱗傷，甚或喪失生命。許多倖存者，至今仍病痛纏身。英軍剿共部隊所幹壞事及不人道的舉措不勝枚舉，罄竹難書。

許多當代青壯年，雖然並未經歷悲慘歲月，但若在新村長大，從前輩的壯烈或慘痛的記憶和口述歷史中，也領略認識緊急法令帶給前輩們的苦難以及親身體驗後期新村的艱辛生活。眾多的用鮮血譜寫的鮮活而生動的傳奇故事讓他們萌生了揮之不去的好奇心，誓必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找出事實真相。

史家司馬遷說：治史的目的在於“述往事思來者”，也就是“以史為鑒”的意思。抗英戰爭時期的種種史實，有助我們今天仔細思量，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無論是戰士還是平民的逝者，還是倖存的前輩們，不失為對他們的崇敬，對他們在馬來亞獨立前的獻身和犧牲，表達我們的一份哀悼和感恩。

歷史是人類事件的演述，事件雖是單元獨立性的，一系列或延續事件的歷史演述便是事件史。事件具有偶發性的特點，但事件進程的演化中，它就有其必然性。抗英戰爭一個個形如偶然發生的的事件，卻是歷史進程中勢必發生的。事件具有很強的敘述性質，這也是為史者所專長的，他們使事件再現再生，讓讀者興味盎然。深挖歷史的根源。對這場被遺忘的和被扭曲的戰爭歲月，可以做些歷史還原的工作，為倖存的對事實情況不甚了然的前輩們，以及那些略有所知或一無所知的後輩們提供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