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如何講學？

從小到大，我們上課、聽演講，經驗可太多了，誰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若今天是個傳統書院的講會，那又會怎麼樣呢？

一、書院講會的具體運作方式

以明末劉宗周《證人社會儀》為例。講會皆有一位司會，也就是主持人（日本至今仍保持著這個稱呼）。司會宣佈講會開始以後，敲雲板；雲板三聲之後，司贊，也就是司儀，命童子歌詩。歌詩畢，再傳雲板三聲，主講人才開講。

在主講人和聽眾之間，還要虛設兩席，虛位以侍。幹什麼？一位元叫秉筆者，也就是記錄；此外一位是講友。講友是來討論的。此外尚須“另設一案於堂中，以待質疑者”，要專設一位質疑者。

講友和質疑者，在講的過程中會不斷提問，或講畢代表聽眾來質疑，跟主講人展開討論。

這是明代的情況，起碼是浙江流行的方式。王陽明在紹興蕺山書院就是這樣，他的後學便也都維持了這樣的制度，且會詳細寫在書院的會約、會儀裡。

所謂會約，就是書院的規矩，告訴你講會該怎麼辦，有哪些儀程、要如何進行等等。我剛剛說的制度，就見於證人書院的會約。

會約規定的，不止是講會如何進行，還有許多。如現在辦活動，門口不是也常有簽到簿嗎？簽到簿，那時叫做會約簿。前面常有一段引言，很正式的一篇古文或駢文。我們現在也常有簽到簿，但都沒有引言。這引言是說明這次是什麼會、有何意義、有哪些規矩、會是怎麼辦的等等，其實甚為重要，我們現在皆是因陋就簡。

還有，大家來參加講會，但經費誰出呢？有些書院會自己出，有些則是參加的人繳費。證人書院就說要繳費，然只需交一錢以上、三錢以下。意思是說要繳費，但不要你繳多。

講會通常是早上七點鐘到十一點。十一點結束以後，就該吃午飯了。那午餐又怎麼辦呢？通常是四人一桌，菜兩葷兩素。若講會延續到晚上，那就葷素六色、酒數行。山長、地方官或比較尊貴的客人則“倍之”，更豐盛些。不像今天我們這樣不管飯。

從這個具體的情況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傳統書院有很多特點。

二、儀式性與契約精神

一是講會有高度的儀式性。不是一上來就開始演講，演講前要焚香、要擊雲板、要歌詩。歌詩非常重要，因為儒家的教育要“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禮，除了剛才說的以外，還有祭祀。每次講會前，司會都要先到孔子像前上香。上香後才開始主持講會。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講會的儀式性。

其次該注意的是會約。

許多人都知道或讀過《白鹿洞規約》一類文獻，但那只是大的、方向性地指明。每個書院在具體運營過程中，其實還有非常多、非常細的規範，包括怎樣吃飯、怎麼繳費、每個月聚幾次，是朔望集，還是每個月初三、初七聚會？每個聚會多少小時等等。這些規定必須非常細，否則群體生活便難以進行。

現代人講中國古代社會，常有個誤會，說西方人才有契約精神、才有社團契約；中國只講禮，只是宗族禮法型的有機社會，不是機械的社區社團組織，沒有契約精神，所以法治不彰等等。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的。講這話的的先生們，從費孝通以降，都不懂中國的社、團、行、會。

古代社團規章制度，自漢魏以來就非常完備了。書院的典章制度更是細密，這是它的第二個特點。

其中有許多生活性的規定，包括吃飯、喝茶。例如講會開始之前總會有來賓先到，到了以後幹嘛呢？閑晃？瞎扯？當然是先喝喝茶，以後再進行正式的講會。

傳統上書院都提供茶水，甚且供飯。固然有些書院要收會費，但也有不收的。如泰州學派的王艮（心齋），講課時就有個樵夫常來聽。他叫朱恕，後來也成了有名的學者。他每天砍柴都路過王心齋的書院。有次，聽了入神，以後就每天來聽，餓了、渴了就在書院裡吃，後來即拜王艮為師。這類例子並不少見。

這些會約、規約、規則、會儀文獻很多，只是今人不甚注意而已。每個書院的特色，從精神上理論上，可能還不太能分辨出來；但只要看看這些規約，立刻就能發現每個書院都是不一樣的，各自形成不同的風格和教學體系。

三、辯論求真的精神

我剛剛的介紹中有個細節，各位一定也注意到了：演講時要留一個位子給質疑者。

書院精神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質疑、問難、辯論之精神。這是書院的精神特點，但不是書院的創造。這是中國學術上本來有的傳統，書院不過繼承和發揚了它而已。

那麼，這個傳統從哪來？從漢代的講經來！

當然先秦諸子不用說了，各家各派都在相互辯論。儒家的師弟之間也是互相辯論的，各位讀《論語》《孟子》等都能看到。但漢人講經學時，把這種辯論的精神制度化了，剛剛說演講時規定要安排一位質疑者，就是要把這種精神用制度穩定下來。而這個制度是從漢代來的。

大家都知道漢代經學有師法、有家法。看來學派的師承傳統極其嚴格，今文家，就只講今文家的道理，決不會跟古文家混。今文家中又有不同的師法。比如同樣講今文《尚書》，還要分是歐陽《尚書》還是夏候《尚書》呢！這讓我們感覺門戶森嚴，師法很緊。但當時在老師講經時，會制度性地安排一個人，叫做“都講”。類似助教。學問也非常好，其職務就是協助主講。各位知道“都”字在漢字中即是主持之意。故他也負責講，但他主要做什麼呢？

我們平時講課，學生心中都有疑問，因聽講的過程中還不是很熟悉老師的思路, 或不熟悉老師所講的經典，所以聽不明白。想問，卻又擔心問題是不是太幼稚了，問了以後別的同學會不會笑話我；不斷的問，同學會不會嫌我煩，覺得我浪費大家的時間等等。所以就都不敢問。

針對這種現象，當時遂專設一人負責提問。“春王正月，大一統也”，老師剛解釋經文為什會這樣寫，都講就追問什麼叫“元”？什麼叫“正月”？什麼叫“大一統”？一統就一統，為什麼“大”等等，不斷追問之。這就構成了漢代講經的特點。像《公羊傳》徐彥的疏，翻開第一句“春王正月，大一統也”，底下就可看到它連續發了十幾二十問。

這個傳統在南北朝期間又擴大了。皇帝也常出來講經，由大臣問難。漢魏南北朝有個流行的文體就叫做“難”。難是動詞，以難倒別人為宗旨。有句成語叫“執經問難”，就是拿著經典和老師講：剛剛講錯了吧？或這兒沒講清楚，沒聽出它是什麼意思。經典中疑難的地方都要去質問，所以後來就形成難這種文體，如東方朔的《答客難》等等。難，這種論辯式的文體，是從經學中發展出來的，形成一種辯論的風氣。這種風氣在南北朝更是發揚光大，各位去讀《昭明文選》就可以知道，“難”也被列為一體，有很多著名的互相詰難，成為名作，一直發展到隋唐。

我的碩士論文是研究唐代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孔穎達就很有趣，他年輕時去聽人家講經，執經問難，不斷追問，結果讓主講者下不了臺，把人家問倒了。以致主講人竟派刺客去殺他，他躲進大臣楊玄感家裡才沒被殺。可見當時問難十分激烈。

後來更予擴大。每年祭孔的釋奠禮。祭祀（唐代的先聖是孔子，先師是顏回。有的時候還祭周公）後，典禮並沒結束，還要由皇太子或者是皇帝自己主持大型的講論，由五經博士等最有名望的儒家大師出來講。侍講、侍讀講畢，質疑者進而問難，再由皇太子或者皇帝主持吃一頓飯。席間，學士歌詩、作詩，最後才結束。

這是南北朝到唐代的制度。以後又擴大。自武德年間開始，光講儒家還不行。祭孔後，把儒、道、佛三教名家全找來，舉辦“三教講論”，讓三教相互攻難。這是正式的禮典，每年都要舉辦。

到了宋代，這風氣當然在書院中也得到了體現。所以書院會講在制度上才會設一名質疑者，目的就是專門找你碴，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辯論，以追求真理。

像朱熹辦白鹿洞書院時，他就請陸象山去講。各位都知道書院是要有宗旨的，每個書院，即代表一個學派或一位大師在此講那一派的學問。朱熹辦白鹿洞書院，亦是要講明他這一路的學問。而朱熹已經和陸象山辯過了，鵝湖之會，他已非常清楚象山乃他最大的論敵。但他竟特意請象山到白鹿洞書院來講課。象山也做了很好的準備，那天講的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這一章。講得極好，舉座動容！朱熹自己也在下面聽，非常感動，所以他還請象山把講義留下來，刻在白鹿洞書院裡。

朱熹自己也一樣。例如岳麓書院為什麼有名呢?就是因為朱熹跑去那裡跟張南軒反覆辯論，他最重要的“中和新說”即形成於此。什麼叫“參究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人活著就有喜怒哀樂，你怎麼能回到這喜怒哀樂未發的境地呢？對於此一難題，朱熹前後思想上是不一致的。所以跟張南軒反覆討論，南軒的思想發生了變化，朱熹也有變化，兩人都受益，成為理學發展史上的大事。

諸如此類故事，均可見不同思想的交鋒、辯論，在書院中是十分常見的。

當時禪林間也有這樣的風氣。因為禪宗本來就是在中國社會中形成的，吸收了這種風氣。有開講、有小參、有大參、還有晚參。小參是隨機開講，晚參是晚上開講。聽者除了在講堂上質疑之外，還可到住持的住處去質疑問難，這跟書院是非常類似的。

四、講學的傳統

書院是要講學的，講會只是其中一環。我們現在這樣說，你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但你要知道“書院是講學的”這句話本身就很特別。為什麼？因為傳統的學校是不講學的！

古代學校就跟我們現在的小學、中學一樣。它們講學嗎？只有考試啊！讓學生反復練習要考試的內容，反復背誦、反復記憶、反復做習題，然後周考、月考、期考，慢慢讓你學到一套答題的技巧、應答的本領。因為它們不講學，故不需要談什麼宗旨講什麼學問；書院卻要講學，所以跟學校迥異。

除了剛剛說的講會之外，山長就要講課。這跟講會不太一樣，主要是本門內部的講習，講自己的學問。

學派內部也有很多爭論，並不因是山長講學，其質疑和辯論就少了。像朱子學派在南宋時期有個後學叫王柏，在“詩經學”上很有建樹。民國初年，疑古派就經常談到他的《詩疑》。王柏是何基的學生，何基文集三十卷，裡面居然有十八卷都是跟他這學生的往復辯論，有時一件事兩人來往信函辯論可達到十幾通。這不是很有趣嗎？

可見學派內的辯論甚是激烈。所謂“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考”即是靠這種有制度化保障的書院精神來發展的，不似現在僅成一句空話。

朱子後學黃東發，則常參加別的學派的辯論。這些不同學派之間的辯論，因為已成為風氣了，有時還會發生一些趣事。

如明代的湛若水，跟陽明很熟，學術宗旨比較接近，但也微有異同。他非常喜歡辯論，到了人家都怕了的地步。九十歲時到江西，陽明的學生鄒東廓，正在江西吉安安福辦書院，還告誡弟子說：湛老先生來了，他好論辯，你們不要與他輕啟論端！

其實湛若水是非常有趣的學者，在廣東辦書院時，門下有一百零二歲的、八十多歲的、九十多歲的，都來聽課。他九十多歲了還到處和別人辯論，因為已養成習慣了。

五、自學成材的模式

所以這就代表了書院的精神。我剛剛講了它的儀式性、質疑辯難的風氣等等，底下就要介紹山長的主講。

其實山長主講並不常有，跟我們現在大學每個禮拜老師都要講課不同。書院山長大概一兩個月講一次，平常並不講，那麼平常書院的精神是什麼呢？是自學！就是你自己學習。

書院有個方向，告訴學生應該遵從什，有個精神上的導引，這些都由山長提點，而其他皆靠學者自學。有時學生程度太差了（入學時因為“有教無類”嘛，什麼樣的學生都有），山長會讓入門較早的學長先帶他。如陸象山通常會讓學生鄒約去帶新生學禮。平常我們都以為陽明、象山都只講本心良知。其實不然。他們其實甚重禮學，故先帶他們學禮，其後老師再教。

象山在應天山書院時，建了個講堂，而他自己住在另一處，叫“方丈”。每次開講，都從方丈坐著轎子到講堂，來時擊鼓為號。學生聽到鼓聲就聚集了，講畢，他坐著轎子回到方丈，學生有什麼問題再到方丈去質疑問難，所以山長講學本身也有儀式性。不然為什麼要擊鼓、坐轎子？

老師講課通常會有講義，因為他不是經常講，講通常是一個專題。比如說陽明在蕺山書院講《大學》，就只講“萬物與我同體”這一專題。這就會有一篇講稿叫講義，如陸象山在白鹿洞講“君子喻于義，小從喻於利”那樣。講完後，質疑問難的記錄則是語錄。

我剛剛已說了，每次講會都會有記錄，山長在書院裡與學生問答，也都有人記錄，所以你去看朱熹的《語類》，非常繁複。

要看這些語錄你才能明白這些老師有多麼了不起。因為學生隨時問，問題千奇百怪，老師隨時作答，倉促間既不能查考文獻、也無暇思考。因當時老師與學生的關係非常緊密，學生隨時請教，老師也義理精熟，故能如此。

語錄比較龐雜，講義就較明確，主要是專題。其過程也不像我們現在在大學裡教書這樣，他們只是指點性的。像陽明講《大學》只講其中一句，你由此去想，整本書就能夠掌握了，不必從頭到尾把《大學》一章一句地串講一遍。

從頭到尾串講下去，是小學或蒙學才做的事，不是大學之道。現在大學便是從頭到尾講、一章一句串講。

書院教學法是啟發式的，辯論、啟發、指點而已。山長亦不常講，學生基本上只是自學。自己學、自己下功夫，學到某個地步，老師才給個指引或做個印證。這才是書院教學的方式。

六、書院還要對外宣講

書院對外另有宣講，屬於社會性的講學。有時即在書院講，但聽眾不只是書院原有的師生，還有外面社會上的人士。

書院，你不能把它想像成我們現在的學校，是封閉式的。不！書院在山林之中或建在城市中，雖總有個規模，但其本質是社會性的，所以它的講學是開放的，面對整個社會，有點像西方的傳教士宣教。

這種講，和講會或山長的主講又不一樣，連說話方法都不相同。像陽明就教學生說：你們講學，都拿著個聖人去和別人講，別人看見聖人來了，都嚇得跑了；所以你要像觀世音渡化老百姓一樣，要跟老百姓是一樣的，用一套愚夫愚婦的語言態度，人家才聽得進去。其後學顏山農，講什麼是良知時，甚至會在地上打滾，說看我“現成良知”。

這種面對社會的講學，旨在教化，目的是要讓社會風俗更為淳美。

古代書院的山長們在這方面頗有表現，有很多故事。如清代詩人施閏章（愚山）主持一個書院，有天來了兩兄弟，寫了狀子到書院告狀，要爭祖產。愚山說：我這裡是書院，是講學的地方，不是衙門；你們要告狀，需到衙門去。但既然來了，那我們也不妨聊聊。就讓兩兄弟坐下來，跟他們談兄弟友愛之道，結果講得這兩兄弟相擁痛哭，當場就把狀子燒了回家去。

這些書院的山長啊，不是只有我們現在大學教授的這點本領！我們都是概念性的術語、抽象化的學問，一般老百姓是聽不懂的。但中國書院講學至少有兩套語言，一套是書院內部的，像《朱子語類》這種說理、論辯式的語言，還有一種是教化世俗的，像泰州學派這些。

他們為什麼能在社會上產生很大的作用呢？就是因為書院面對社會公眾時，有一套愚夫愚婦的語言體系，能產生非常大的作用。這是另一個特點。

此外就是隨機講學。隨機講學就更多了，也很有意思。它不像上面介紹的講會有充分的儀式性，有規矩。例如陽明到滁州，各位都讀過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醉翁亭旁邊有個湖，還有釀泉可以制酒，晚上陽明和學生就在那邊論學、唱歌、聊天，歌聲震動山谷。

這類故事很多，故陽明的年譜說：“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于登遊山水間也”。此即隨機講學，通常是帶著學生到山林去遊玩。為什麼後人常說王學有狂者氣象呢？就從這方面來，有孔子“吾與點也”那種暮春三月歌詩的味道。

像嘉靖三年在天泉橋大會弟子，著名的“天泉證道”就發生在那時。有記載說當時“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或擊鼓、或泛舟”。大家可以想像其氣味！《朱子語類》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當年清華大學辦國學院時，有天梁啟超把學生都帶到中山公園去玩，提醒學生說：我們現在辦國學院，要恢復的是中國書院傳統，而書院教育不是只有在課堂上，更重要的是師友講習。他講的，就是這種優遊講習的方式，可見書院這種傳統對後世還是有很大影響的。

現在的大學，通常下了課，老師和學生就沒什麼來往；同時你也不太可能帶著學生出去玩，在山水之間講學。……總之，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