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中西論衡

我近來出了一本《龔鵬程中西論衡》，中國畫報社出版。有人見而哂之，以為書名太俗。我說：當年王充《論衡》，蔡邕倚為枕中鴻寶，書名何嘗俗了？後來章太炎寫《國故論衡》，亦不覺俗；是余英時《文明論衡》以後才俗爛了的，不知誰何之阿貓阿狗都來稱量世界、評判中西。

中西豈是好評判的？中國的書就都沒讀過多少，遑論西方。且說起西方，人人又都自以為知道是指什麼：不就是歐洲美國嗎？“中西比較”的詞彙漫山遍野，談的也都是中國和歐美的關係。我《中西論衡》這類名稱的書更是所在多有，人人都彷彿曉得它在談些什麼。

然而，我這本書其實與所有“中西論述”都不一樣。因為我的資歷與想法本來與眾不同。

一、“中/西”架構需要反思

目前我身上比較多的標籤是傳統主義者、國學大師。但標籤豈是真身？

我是中文系培養出來的。但任何一個外文系的教育，都不會讓其學生浸淫于中國經史子集，中文系卻相反。既要詩詞歌賦、經史子集，又要深入西學。

且不說西方美學與文學理論、比較文學，一直都是我們的主業；我們讀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讀的其實是新實在論；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讀的是叔本華；讀章太炎，讀的是無政府主義；讀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讀的是馬克思；讀新儒家，讀的則是康得、黑格爾……。

這是我們特殊的處境。學外文或現代政經社會科學的朋友，便無此兼顧東西的優勢了，中國學問，多未問津。

碩士畢業後，我機緣湊巧，更紮進了美國後工業社會理論的陣營，追隨當時的臺灣淡江大學張建邦校長去編《明日世界》。成為七十年代我國最早一批後現代、資訊社會和趨勢研究者。

1982年校長又和蔣緯國將軍，在淡江設立全亞洲大學第一所專業的戰略研究學府：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著述、編譯各種戰略研究經典著作，也協助政府《國防報告書》的編纂。我在該所主講戰略思想史多年，正好把中土傳統經世致用之學和歐美現代後現代理論結合起來，應用于現實。

1993年我開始籌辦南華大學，開設的政經管理科系，囿于現代學界規範，仍以西學為主，只是試圖在其中加上些傳統文化元素，略做些突破而已。西學方面當然也要有點突破，故1997便成立了歐洲研究所。當時歐盟（EU）剛成立不久，學界還沒反應過來，像大陸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都要到1981年才成立，《歐洲研究》雜誌更要到1984年才創刊。所以我這種整體式的歐洲研究所也是全國最早的，我自己去開的課則是：歐洲的中國觀。

這其實就跟現在我《中西論衡》的意思很相近了，當時講的是西方怎麼看中國。

西方看中國，千奇百怪，中國人看西方也同樣光怪陸離。但只陳述這些“印象”，如後來歐美漢學界流行一時的“印象研究”那般，海客談瀛，稗販異聞，算不上是什麼研究。研究，要問一些更根本的問題。例如：地球是圓的，中與西或東與西，怎麼劃分？為什麼有人自認為居中，有人自稱或被稱為西方？

可見中西也者，根本上只是腦子裡的建構。

中國人的西方觀、西方人的中國觀，乃至彼此的中西觀，更是腦子裡的事，與地理區塊中的人情物事不一不異、亦合亦離。

而現實生活上，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西亦早已不是兩個區域、兩個文化體系。“西方”介入我們中國人的生活領域甚深。食衣住行、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中國哪一樣不是處在一個“中西共構”的世界裡？

從你父母談戀愛、結婚，你們家、你讀的學校、學校教育的方式……，一一數下來，恐怕還是西式的多些吧，或至少也彷彿趙孟頫老婆管道升《我儂詞》說的：泥塑的你我，打破了用水調和，再撚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那原先的“中”早已不知春歸何處矣。

可是管道升講來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我們的中西共構卻常神經錯亂、異夢同床，慶倖揉雜著痛悔、驚悸孿生於誇耀。

因為“中”已然極為複雜，“西”亦非鐵板一塊。近代國人以“西方”為方法，試圖與中國揉合出新的泥塊。結果就是：不但西泥與中泥各種不對盤、各種廝殺；引入的英國泥、法蘭西泥、德國泥、美國泥也彼此呲謷、油水不溶；還有日本、俄國等已經“脫亞入歐”者洶洶然摻和於其間（他們自己也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其他各種戰，至今還在扭打）。以致中外共構、共力，在我們思維和現實生活中打成一團。

二、以西方為方法

面對當代“中西共構”的情境，我基本是以西方為方法的。

這一點又頗能令現代人驚異。因為現代人老是把“三千年之變局”掛在嘴邊，以為談西方、學西方是近代最大的特徵。

其實，以西方為方法，乃是中國人最傳統的。因為我們的特徵是“反求諸己”，故不管別人是否取鑒於我，我先得借鑒、學習別人，以便完善自我。《詩經·邶風·簡兮》已說：「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西方很早就已被當成是一個理想的處所，是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之所在地，代表希望。故《詩經》說西方有美人而我思之。《楚辭．離騷》則說：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石道夫崑侖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殗曖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天津兮，夕餘至乎西極。……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津梁兮，詔西皇使涉餘。……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人在現實世界中遭到了困阨，只好離去，遠涉流沙，前往西方崑侖。流沙，即大沙漠；赤水，神話中的河名，相傳出自崑侖山；不周山，也在西北海外，大荒之隅，見《山海經·大荒西經》。故這是一趟超越之旅，也是一趟希望與理想的追尋之旅，由東方走向西方。

這樣的西方觀，當然跟周穆王西征、西王母故事、崑侖層城仙境傳說等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西方又為神仙不死之地。

這種西方觀，到佛教傳入中國後，更加強化了。

佛教認為人生是苦、現實世界是穢土，所以人要修證，以解脫生老病死、業力輪回之苦，超離穢土、往生淨土。其中「西方極樂世界」的講法，剛好與中國原有的西方觀相吻合。國人乃大談西方極樂世界；崑侖西方之說遂漸衰了。

而且中國人體認到此土之外尚有文明，文化不是由我這個中心輻射出去，反倒是由彼處傳播進來的。中土之外，尚有佛國。

許多學者懷疑《列子》寫作于魏晉時期，就是因為該書說：「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反映了這種新的世界觀。中國正式居於東方，而另有一個西方世界與之相對。

在佛教方面，則以印度為中國、為西天，謂中土為東土，而且兩者之地位並不是平等的。

西方代表真理之發源地，中土則為接受者、被拯救、被治療者。無數佛教徒或赴西方取經、或來到東方傳教，都以行動表達著這樣的世界觀。法顯《佛國記》謂印度為中國、中土為邊陲，實不足為奇。

明末耶穌會教士來華，則形成第二次中國世界觀的震動，另一個西方極樂世界之觀念出現於中土。

當時傳教士來自大西洋，故簡稱西洋、西土、西教。其曆法幾何學水法等則稱為西法西學，如李之藻有〈請譯西洋曆法疏〉，以西曆與中國曆法相對而說，於是一種「中／西」的論述架構乃逐漸出現。

利馬竇等傳教士更有意使用這類中西對比方式，來凸顯其地位與價值。使西方成為真理的發源地，中土則只做為接受者、學習者、被拯救者。

於是歐洲成了新的佛國、新的西方淨土。新的取經者，如留學生、學者專家、政要等，絡繹於途。移民赴歐洲，追求另一種「往生」（前往該地生存，或往該地才能獲得新的生命）的人也日益增多。《詩經》「彼美人兮，西方之人！雲誰之思，西方美人」的歌詠，遂亦有了新的意義。

三、比較文化之方法

可見以西方為方法，結果也可能如過去皈依於佛教、受洗於基督教和近代西方工商文明這樣，把自己給丟失了。

所以以西方為方法，還應有個輔助原則。這原則不是附加的，而是如莊子告訴惠施那樣：“請循其本”，回到出發點：為什麼要考較中西。

對於這個問題，錢鍾書先生高自標置，竟說他是要講明“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所以努力找證據去說不同文化之間的通性。

嘿嘿，我相反，主要在辨明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也就是特性。

通性其實不用說，貓有通性，波斯貓、暹羅貓心理攸同；人，各地各族人當然也基本相同。但這些通性，人盡皆知，不需說，說了也沒有文化研究的意義。文化研究是要從人與人、國與國、群與群不同處說的。

人群當然會交流、器物也常會被別的民族喜歡或取用；可就像日本，它學了中國多少東西去，但是一種日本味，自然洋溢於其間。研究日本文化，要探究的，就是這種日本味，而不是講“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這樣的空話。

講中國文化，該注意的，也是這種中國性。百年來，學者們都熱衷談中外交流史，方向卻可惜都錯了。整天在談域外哪些人、哪些族群、哪些宗教、哪些器物、哪些技術、哪些學說或學派流入並影響了中國。這和說中國如何如何影響了日本一樣，固然可供談助，但層次甚淺，且也不應只限於此。

例如商周的青銅文明，那麼燦爛。可是從時間上，比西亞晚了一兩千年；技術，如紅銅冶煉、範鑄法、失蠟法、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錫鉛青銅，也幾乎都是從西方傳進來的。學者該不該闡明這一點呢？該，但光說這個有何意義？傳進來的技術，到我們手上有沒有大放異彩，才是關鍵。

有與西方不同之處，才有文化價值，才具有中國性（就像西方人吃飯，中國人也吃飯，但吃什麼、怎麼吃，差別甚大。就是把西方人吃的麥子引進來，蒸包子煮麵條，也絕不同於西方之制餅、烤麵包，而西方至今也尚無蒸餃子煮麵條的技藝、尚未能發明吃火鍋夾麵條的筷子）。

青銅方面，在器物上鑄造文字，形成銘文，就是我們鮮明的特色，別處是沒有的。

銘文規模極大，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收錄1988年之前發現的銘文就將近12000件，加上近年臺北藝文印書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中華書局《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等等，更是洋洋大觀，無論史學還是藝術價值都極高。

這就是青銅文化深具中國性的地方。事實上，青銅器沒有銘文，再精美，也只是工藝品；有銘文，則是文物文獻，價值不可同日而語，這也是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共識。

銘文之功能，一是標示所有權、二是紀事、三是旌德、四是勸戒，交叉為用。勸戒有時只對自己子孫，如“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有時就具有普遍的道德意涵，如湯之盤銘“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金人銘“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等等，對國人思想影響深遠。而凡有銘文者，皆是重器，鑄刻精良，更是書法史上最常被拿來摩習的典範。

西方青銅無此龐大的銘文文化，甚且根本沒有由此發展出來的書法藝術。所以直到現在，其考古仍然只重器物、工藝而不重視文獻；其收藏、拍賣，仍以器物工藝品為主，中國繪畫的價格遠低於金銀銅鐵工藝品，書法更在繪畫之下。這在傳統中國人看來，就只是笑話。

無奈西力東漸以來，以西方眼目看世界、看中國、看人生，成了主流，中國傳統文化不但現代人已看不懂了，更成為被鄙夷被打倒的對象。

四、撥亂解蔽之書

我之前寫過一本《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即為此而作，想為已不熟悉傳統文化的中國人補補課。

其方法，就是上文說的這種比較文化法。當年這樣講傳統文化，其實非常冒險，因為百餘年來講中國文化都不是這麼講的。

但蹊徑別開反而才走對了路，書還比較受歡迎，迄今已數十刷，被許多學校選為教本；又被國家社科基金評為中書外譯專案，將陸續譯為英文、韓文、泰文、阿拉伯文。

傳統文化在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負面的、被批判的對象。八十年代以後，配合現代化發展，認為傳統文化也有可助力於現代化發展之處，故棄其糟粕之外，還可取其精華。各級教科書依此原則編寫，直到現在，大體仍是如此。我則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發展迄今，已出現許多問題，必須檢視、反省。而傳統文化恰好可以提供許多足以對照、反省的資源。所以目前談傳統文化，不但應把過去被遮蔽的許多內涵重新挖掘出來，還應開發許多與西方可以對照的資源，以利我們未來的發展。

本此，該書縱的敘述，從中國人對“人”的認定開始，依序講體氣、飲食、男女、家邦、天人關係、禮制社會、歷史意識、思維模式、抒情藝術、德業擔當、文化實踐等。每一講都採取橫向的中西印度比較文化方法，來說明中國文化的特殊或優勝之處。

如此介紹了傳統文化主要特點之後，再從反面說明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鄙夷和誤解其實來自西方。對孟德斯鳩以來的中國觀、西方對中國法制體系之不瞭解等等，分別闡析之。最後以華夏文明之再生為未來期望作結。

這種觀點、立場、結構、方法，在課堂上曾燃起許多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信心和熱情，也被不少學校陸續采為教材。臺灣、香港、新加坡亦採購了版權。可見頗獲認同。

現在還要繼續，《龔鵬程中西論衡》這本書，便是延申我這種比較文化之作，要在中西共構的世界中繼續發揚這種以西方為方法的討論，稍為國人解蔽。《荀子·解蔽篇》曰：“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我則荀卿之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