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宣傳部門負責人、國民黨CC派的重要人物張道藩在南京辦了一所“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一天，學校的工作人員殷楊被捕，因為他是潛伏的地下黨員。張道藩出於對青年、對人才的愛護，利用自己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和地位，從當時的憲兵司令谷正倫手中將殷楊保釋出來，然後派自己的親信唐紹華將殷楊安全送出南京。
1949年，共產黨在國共戰爭中獲勝，國民黨失敗退出大陸。張道藩被中共列為“第二批內戰戰犯”之一，隨著國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臺灣。故事的兩個主角，張道藩的下屬唐紹華和殷楊之間，發生了戲劇性的故事。
當年送殷楊逃走的唐紹華沒有來得及逃離大陸，在上海被當作國民黨特務逮捕。根據當時中共的政策，像唐紹華這樣被作為小特務逮捕的（其實他只是個拍電影的文化人），起碼要勞改十年二十年，被殺的可能都有。關在監獄裡的唐紹華，彷徨不安地等待命運的判決。
一天，監獄看管告訴唐紹華，上海公安局長楊帆要見他。唐紹華很奇怪，他這個小案子難道需要公安局長親自審問嗎？待到了楊帆的辦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長楊帆，就是他當年送走的殷楊。已經是勝利者、掌握生殺大權的楊帆完全沒有把唐紹華當成犯人，而是當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問候：“道公好嗎？”
“道公”，是楊帆對張道藩的尊稱。從這一稱呼就可以看出，對當年的恩人、現在已名列“戰犯” 的張道藩，楊帆還保持著的尊敬和關心。
然後，楊帆問唐紹華自己有什麼打算。唐紹華說他希望去北京發展。這當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說明唐紹華對當時的政治環境還缺乏最起碼的瞭解。唐紹華身負特務之名，和國民黨CC派、和“戰犯”張道藩，都有割不斷的關係，哪裡還有機會讓他去北京發展他所希望從事的電影事業呢？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下，唐紹華能夠保命就已經是萬幸了。
楊帆當然知道唐紹華的想法非常危險，就說：“你不是在拍電影方面有興趣有才能嗎？何不帶著你的影片到香港去發展，為人民賺些外匯？而且國家也需要外匯。”
這明顯就是在暗示唐紹華逃離大陸。唐紹華心領神會，馬上表示願意去香港發展，為國家、為人民賺外匯。這樣，唐紹華走出監獄，手持上海市公安局發給的通行證，合法去了香港，後來又去了臺灣。
三位主角後來的命運令人感慨萬千
楊帆的命運眾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為內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潰，雙目失明，受盡迫害，直到1983年才徹底平反。所幸還得享高夀，1999以87歲高齡逝世。
張道藩到臺灣後，受到蔣氏父子重用，從1952年起任立法院長，一做就是十年。居官雖高，卻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熱心發展文化事業。1968年去世，身後留下《文集》、《畫集》（張道藩年輕時曾在英法學繪畫）各一部。
唐紹華呢？因楊帆義釋得以逃脫牢籠，一展戲劇長才。在港、台創作了大量戲劇作品。他一生創作舞臺劇五十餘種，電影劇作七十餘種，執導電影五十多部。除此之外，著有《電影藝術入門》等二十餘種書。他還擔任過臺灣影業公司副總經理，中英文版《觀光》月刊社社長，政工幹校、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學院教授，是港臺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離開了楊帆的義舉都無從談起。
毫無疑問，張道藩、唐紹華和楊帆，各自都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忠實黨員。但是，他們都沒有因對党的忠誠而變得鐵石心腸、冷酷無情。面對你死我活的國共鬥爭，三位主角都選擇了情義。這對張道藩、唐紹華來說，還不難做到，因為放走楊帆，無論是對張道藩還是對唐紹華來說，都不會有人身危險。
但對楊帆而言則完全不同。楊帆清楚，放走唐紹華之後他將面臨怎樣嚴重的後果。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軍工作的時期，就已經因內奸嫌疑而被審查、受過迫害，被關押了10個月。放走恩人唐紹華，將承擔怎樣的風險，楊帆心知肚明。在這個問題上，楊帆對情義、良知、道德的考量，超過了一切。從這一行為看來，後來他受到迫害，勢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們尊敬。楊帆在承擔巨大風險情況下作出的選擇，則更具有犧牲精神，更加崇高。張道藩的義舉引出了楊帆的義舉；楊帆的義舉給唐紹華的創作提供了可能；唐紹華的創作又使得終身從事文化發展工作的張道藩看到了自己事業的成績。
人世間的因果鏈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意味深長，給我們留下了想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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