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薄今⼈愛古⼈——談王安⽯和龔鵬程

本文發表於2022年四月臺灣《觀察》雜誌

「不薄今人愛古人」典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戲為六絕句〉，原詩僅錄絕句後二首如下：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複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杜甫這六首七言絕句組詩，前三首評騭詩人，後三首論詩宗旨，是其詩歌文本實踐經驗的總結。「不薄今人愛古人」在文學修辭學裡應是屬於「互文格」，古今的人都要「不薄」，都要「愛」的意思。

我寫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的，緣於之前某一年，我在某場聚會裡偶遇金門縣政府秘書長林德恭，他那天興致很好，席間突然問我在唐宋八大家裡，最有學問的是誰？我想了下，回答他是王安石。林秘書長立表贊同，對我的點評深感其「吾道不孤」、「心有所戚戚焉」。

依古人立三不朽，王安石的立德、立言、立功三者，在唐宋八大家裡都堪稱佼佼者。立德，如王安石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造福黎民。立功者，如熙寧二年被宋神宗升為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贈為太傅、舒王，諡號「文」，世稱王文公。立言，如其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其散文簡潔峻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名列唐宋八大家；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曾鞏對王安石的評價是：「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王安石在歷史上毀譽參半者，是在政治方面。在海外，他聲名堪稱顯赫，即如蘇聯的締造者列寧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曾提到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耶穌會士、法國的漢學家杜赫德著作《中華帝國全志》將王安石介紹到歐洲。法國傳教士古伯察的《中華帝國紀行》則將王安石的主張和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潮等同起來：「在西元11世紀，生活在宋王朝的中國人上演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與後來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所看到的情況比較接近。」

在中國國內，在政治上則反對變法者眾，贊成變法者寡。除富弼外，蘇洵、蘇轍、鄭俠、司馬光等人，對王安石的態度都是否定的。

王安石與富弼最著名的爭論是關於天變之說，王安石主張天變不足畏，富弼則否定了他的說法。

日後梁啟超著有一卷《王安石評傳》，為宋史宋儒之誹謗醜詆王安石而抱不平，而為其翻案。惟梁啟超的評騭是以發揮王荊公的政術為首義。

梁啟超文章裡有一章節，則論列了王安石用人及交友，但有一點為梁啟超所未遑評論的，即王安石對其寒蹇時期交往的友人五令（王令字逢原）的那份情至性，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人性幽光。

王令英年早逝。從《王臨川全集》收錄的文字裡，可證明王安石對這位窮秀才充滿了終生孺慕之情。生前，兩人相互論學，王安石且為其權充冰人。王令夭歿，王安石為其作挽辭，作墓誌銘，不斷賦詩作詞悼念他，在和寫給其他人的書信中也常痛惜這位摯友的懷才不遇及英年早逝。他有七律〈思王逢原三首〉，文句都很是惋傷，如「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陳跡可憐隨手盡，欲歡無複似當時。」

王安石何以對忘年交的王逢原的友誼如此看重？一是王安石交友原來就少，二是「窮交所以能久」，兩人交往是在王安石尚未得政發跡時，王逢原去世那年，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還不算顯貴，兩人以貧賤交，品學相互砥礪。梁啟超說王逢原為荊公生平第一畏友，王逢原之節守尤為王安石欽敬。至交好友的遽逝，帶給他無限的傷痛。他在好友的身上看見自己的身影，因此此傷痛亦為一自傷。

談過古人，接下來談談今人秀異之士龔鵬程。

龔鵬程籍貫江西省吉安市，出生於臺灣臺北市。歷任臺灣佛光大學與南華大學校長，盧森堡歐亞大學馬來西亞校區校長，遊歷中國大陸，任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校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四川大學講座教授、山東大學專任講席教授等教職。之前曾任海峽兩岸梁實秋研究學會臺灣會長、當代思潮研究社理事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倫敦終身教育學院董事、中華兩岸文化統合會理事長等重要職位。其著作計有《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國史鏡原：改變中國的劃時代文獻》《中國小說史論叢》《文學與美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論》《詩史本色與妙悟》《中國文學史上、下冊》《文化文學與美學》《文學批評的視野》《中國文學史》《龔鵬程述學》等百餘種。

總是唐裝一襲的前佛光大學校長的龔鵬程，或該用中國傳統的「士」的眼光來「見微知彰」其人及其文章名山事業。但或可以借諸一個較具現代性的辭義即「人文主義」，來彰顯出他一個最具代表性的特質及形象。

人文主義，依前牛津大學副校長Alan Bullock所說，是一種寬廣的傾向，一個思想和信仰的維度，一場持續不斷的辯論。龔鵬程其學識文章為晚近中文學界所罕見，他所展現的，與其說深湛，毋寧說是廣博。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新論》書中論及清中葉文史大家章學誠時，借其自況家書說他是：「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重輕。」謂當時人分考訂、義理、文辭為三家，而章學誠欲泯三家為畛域。

把郭紹虞稱述章學誠的這番話移到龔鵬程身上，亦恰如其分。（當然，當代學者也有人並不這般稱許章氏之學，即如甫過世的余英時在《論戴震與章學誠》書中，便這樣說：「東原（戴震）從來沒有把實齋放在眼裡。」不過話說回來，這是因為把戴、章二氏並較高下的說法，即便如此，余英時也不能不承認戴、章兩人是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

龔鵬程學術生涯外亦兼做淑世行政工作，遍歷校系主任，所長、院長、行政院文教處長，校長等等繁雜職務。在此情況下，他依然能寫出數千萬言的學術著作。

以往我總想他「為何要做行政工作？」「假如他專注學術研究，其成就，其光景不知較之現在更驚人多少倍？」近日讀到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引孟子「義理之悅我心，猶芻拳之悅我口」來說明義理不可空言。章學誠是以此論敘義理、博學、文章三者必須合一，不可偏廢，我即聯想到，龔鵬程以學術，實用二者合一，並不高高在上、默守在學術的象牙塔里，其道理莫非自是如此吧？

自教職退休後，龔鵬程頻繁往來於海峽兩岸以及東南亞地區，多次主辦海峽兩岸及港、澳、新、馬等地的學術研討會，為中華文化的整體性交流做出卓越的貢獻，在在令人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