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

文-魯迅 /民國時代作家

〈引言〉單讀開啟“重讀”欄目,重返經典文本,為今日的困境尋找答案。今天正逢“五·四”青年節,我們首先重讀魯迅於 1927 年 2 月 16 日在香港青年會做的講演《無聲的中國》。

當時的中國正在四處打仗,同時帝國頑疾積重難返,可是哪裡見得到中國人用自己的語言,好好說出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語言淪為附庸風雅的玩具,而不再用於記錄、交流與思考。因此,魯迅提出要從革新語言開始革新思想。

他這樣呼告:“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今天的我們早已拋下了古文,現代漢語普及,卻未能真正打碎中文背負的思想枷鎖。真心話難表,相似的命題也留給了當代青年。

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撰文:魯迅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裡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裡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瞭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瞭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裡,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裡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籲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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