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邱吉爾-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

1965年1月24日，領導英國人民取得二戰勝利的溫斯頓·邱吉爾逝世。對於邱吉爾的評價，世人往往過於臉譜化，有人稱他為“偉大英雄”，有人認為他是“無恥混蛋”，卻常常忽略了他作為一個人的內在本質。

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存在，越是大人物，就越“多面”。謹以此文紀念邱吉爾，看見“多面”邱吉爾那穩定的內心世界和道德系統。

2002年，英國BBC在對“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票選活動中，溫斯頓·邱吉爾高居榜首，超過了四百年來一直作為英國名片的莎士比亞。

然而，他的政敵對其評價卻是：多個相互齟齬角色的合體。連他的父親藍道夫·邱吉爾，都曾說自己的兒子不過是個“社會不齒之人”。

還好，我們對邱吉爾的認識，沒有太臉譜化：

他是二戰三巨頭之一，抵抗法西斯主義的世界英雄；

二戰後，呼籲西方世界抵制蘇聯激進主義，從而拉開冷戰帷幕；

他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極力反對戰爭擴大化，但在香港回歸問題上，一度對中國不是很友好，等等。

不過，一個人無論外在表現有多“複雜”“多面”，其功過是非無論有多難以蓋棺定論，他的內心世界和道德系統，卻是穩定、一貫的。

因為，一個人很難同時擁有兩套價值系統，而道德良知，是任何一種價值系統的地基。

然而，內心世界和道德良知，外人常常看不見，摸不著，怎樣才能把握或者量度呢？

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忠於自己的良知，在犯錯之後，依然不避忌錯誤，並用一生去懺悔。因此，一個人怎樣對待他犯下的錯誤，意味著他是什麼樣的“英雄”。邱吉爾，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1914年，發生在塞拉耶佛的一場刺殺王儲事件，引爆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意、奧組成的同盟國，與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開戰。

戰爭開始，雙方都篤定：勝利將會很快到來。然而，馬恩河戰役讓彼此陷入拉鋸，無暇顧及其他。

到了1915年，在北線同時遭受德、奧匈、奧斯曼攻擊的俄國，請求英國海軍在達達尼爾海峽開闢新的戰線，以緩解俄國多線作戰的壓力。時任海軍大臣邱吉爾建議：從加里波利登陸，配合盟友，夾擊伊斯坦布爾，逼迫奧斯曼退出戰爭，從而減輕北線壓力。

這一高瞻遠矚的計畫，至少需要投入5萬兵力。然而，此時西線對德作戰已進入第二階段，根本無法抽調更多士兵另辟戰場，能給邱吉爾的，只有2萬英軍士兵和其他雜牌軍。

而要迎戰的，則是八萬多以逸待勞、裝備精良的敵軍。接下來發生的故事，並不是我們熟悉的出奇制勝、以少勝多的版本，而是英軍慘敗——實力懸殊，加上地理劣勢，導致1.6萬英國士兵殞命，邱吉爾也因這場戰役，被罷黜海軍大臣一職。

人類的行為，永遠受兩種東西的約束：世俗的律法和心中的良知。律法的約束是外部的，強制的，而良知的約束是內心的，非強制的。

公允地說，失敗的責任，不全在邱吉爾。罷黜海軍大臣，是為了告慰枉死士兵。

在被罷黜海軍大臣兩年後，首相勞合·喬治又重新啟用邱吉爾，並任命為軍需大臣。這至少說明，這場失敗其實沒有影響到邱吉爾的聲譽和政治生涯。

這場失利戰役的懲罰，在邱吉爾的政治生涯中看似慢慢消除，但卻在他的內心世界飽受折磨，餘生揮之不去。戰爭結束後，邱吉爾用長達十年的時間，寫成了轟動一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由於邱吉爾的特殊身份，以及生花妙筆，讓《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一時間“倫敦紙貴”。不過，有人看到的是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有人看到的卻是邱吉爾對歷史和戰爭的反思，卻很少有人看到懺悔。

除了寫作，邱吉爾曾試圖通過畫畫排憂解難，可當空白畫布置於眼前，提筆真動手時，“畫筆卻重若千斤，性命攸關，懸於空中無處著手。”

後來，邱吉爾在與詩人布倫特聊天中談到那場戰役，回憶著說：“我這雙手沾的鮮血多過油彩呀！”

律法、制度對錯誤的懲罰，讓犯錯者，甚至犯罪者難逃法網。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良知，才能讓人所信奉的東西，成為懺悔的容器。記住錯誤，懺悔錯誤，才是對自己良知的交代。

當自我懲罰成為頭頂的一把戒尺，便不再規定期限，再也不能自欺欺人，甚至終生無法擺脫。

人類似乎很難擺脫墨菲定律的詛咒：最擔心的壞事情，一定會發生。

政治家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時局的判斷，邱吉爾在戰術層面犯過數不清的錯誤，但在戰略高度一次次的踩准歷史前進的踏板，一戰結束後不久，敏銳的邱吉爾就預言：用不了多久，德意志的軍旗，還會插在法蘭西的土地。果然，不到20年，納粹德國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隨後，我們熟知的，是歐洲歷史上的至暗時刻，卻也是邱吉爾一生的高光時刻。正如《邱吉爾傳》的作者所說：“邱吉爾出任戰時首相之前的66年的磨煉都是為了人類社會民主自由的終極一役蓄力的”。

然而，邱吉爾身邊的親人，他的盟友艾森豪等人，看到的卻是一個粗魯，甚至迂腐的邱吉爾。

1944年6月6日，艾森豪率領盟軍渡過英吉利海峽，登陸諾曼第，發起對納粹德國的反攻。邱吉爾“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演講，不僅響徹英倫三島，也給遭受法西斯蹂躪的世界人民送去了信心與希望：

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無法生存。

但誰又能想到，曾經激情昂揚的首相，就在前幾天的諾曼第作戰會議中，極力阻止諾曼地登陸計畫，因為這是當年加里波利登陸的“昨日重現”。用邱吉爾自己的話說：即將發生的一幕，我曾在加里波利目睹過它失敗後的慘狀。

在邱吉爾看來，諾曼地登陸計畫雖然可行，但傷亡可能過於慘痛，因此，他建議將從納粹勢力薄弱的地中海地區登陸，盡可能的減少傷亡。

事實上，從諾曼地登陸的計畫，是在納粹德國東線節節失利的背景下，為了乘勢阻止納粹休整，盡最大可能縮短戰爭時間，避免更大的傷亡。從決策的角度，應該是正確可行的。相反，邱吉爾的建議顯得不切實際、近乎幼稚。

然而，以旁聽身份參與會議的邱吉爾，在不具有發言權的情況下，與時任盟軍西區總司令艾森豪起爭執，對著戰功赫赫的將軍，偏執地訴說著一戰期間，自己在加里波利慘痛的教訓，不顧將自己置於外交與軍事的尷尬局面，極力懇請艾森豪引以為戒。

從作戰會議後到諾曼地登陸的幾天時間裡，邱吉爾將自己的失意、憂慮和不滿，以不可理喻的方式，發洩給身邊幾乎所有的人。粗野、暴躁、迂腐、自說自話、杞人憂天，這就是這位二戰英雄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政客在乎的，是一時的名聲；政治家在乎的，是內心的安寧。

因為在乎一時名聲，可能會掩蓋錯誤，並鑄成更大錯誤；

因為追求內心安寧，可能謹小慎微到做出錯判，但卻贏得永久的美德。

加里波利戰役的錯誤，以及由此造成的上萬名士兵枉死，早已深鑿在邱吉爾的心底，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讓他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近乎置大局於不顧，偏執到不可理喻。

即便諾曼地登陸被史學家普遍認為是成功的，但邱吉爾卻在更為宏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依然堅持己見，固執的認為，當時存在其他傷亡更少的替代方案。

方案的錯對或優劣，或許很難去考證。但能把自己的錯誤和恥辱，攤在桌面，當成說服他人的反面教材，不顧旁人的恥笑和譏諷，這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良知。

如果不是內心的不安，誰會近乎偏執的、瘋子式的揭自己的傷疤，並與整個現實抗衡呢。更何況，即便諾曼地登陸失敗，承擔錯誤的，是艾森豪。

利可以令智昏，而良知的驅使，也可能令智昏，但古語有雲：心安，即是歸處。

21世紀，世界曾興起一股“邱吉爾熱”。以邱吉爾為題材的影視作品，不斷角逐奧斯卡金獎；邱吉爾本人的三部史詩作品，也持續熱賣。

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學者對邱吉爾產生濃厚的興趣。除了雷根、柴契爾夫人奉邱吉爾為保守主義政治家的典範，美國前總統布希也曾表示非常崇拜邱吉爾。

英國現任首相詹森，更是邱吉爾的“鐵粉”，力主英國脫歐自不必說，因抗擊新冠病毒導致高燒不退期間，詹森仍抱病工作，對此，許多內閣成員認為他“太熱衷於效仿他心目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溫斯頓·邱吉爾”。

問題是，我們應該向邱吉爾學什麼？排在最前面的答案經常是：

演講與口才、幽默與智慧、文學才華、領導力……

然而，就像買櫝還珠的寓言所揭示的，造就了邱吉爾的恰恰是他一生的經歷——閱讀的積累，朋友圈的積累，生與死的歷練等等所造就的精神、氣質，卻常常被忽略了：

◎敬畏道德秩序：歸根結底，世界是受道德法則支配的，所有正義的律法，都是被發現的道德秩序，而不是被制定的強制秩序。

◎尊重個體價值：對個體生命與價值的漠視，對個體尊嚴的踐踏，是一切悲劇的根源。

◎謙卑與審慎：任何決策的好壞，都以它所能為現實中的美好生活創造的條件多少為尺度，因而，謙卑、審慎的品質，可以防止“大惡”。

邱吉爾的這些保守主義的精神或氣質，或許不能像邱吉爾的演講技巧或文學才華一樣，讓普通人拿來即可受益，但卻是將邱吉爾和他的對手希特勒，從根本上區分開來的東西；也是為什麼他暴躁粗魯，甚至犯過大錯，卻依然被評選為“最偉大的英國人”的根本原因。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唯有捍衛人類自由與尊嚴的精神力量才是永恆的。而汲取他的精神力量的最好方式，就是閱讀他的作品與他的人生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