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殖民了中國？

本屆冬奧會，提供了許多驚喜。其一當然是使得愛國心爆棚，“文化自信”“厲害了我的國”等語，騰播人口。但因也有許多海外華裔或“歸化”回中國籍的選手參賽，而表現不俗，引發了體育應超越國籍，甚至可以弭和種族與國籍之界線的言論，為人所激賞。

體育能不能超越國籍，可能還需觀察。但在文學方面，我國的表現卻是非常明確的了。

一、分立的國和一體的文學

漢朝之後，三國鼎立，文壇卻仍是一體化格局。魏晉而後，南北分疆，北方五胡十六國更非漢族政權，可是文學亦並未分化，隋唐如之。

北宋建立（960年）時，契丹人已建立遼國幾十年了。最早定都上京（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後來攻佔了汴京（河南開封）。1007年又遷都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北宋才有機會以汴京為首都。

接著，北方又有西夏、金崛起，與北宋並存爭衡。而最終，金滅了遼、降伏了西夏，又滅了北宋。

西夏、遼、金等均非漢族政權。尤其北宋亡于金，近年更被某些西方漢學家拿來狠狠炒作了一番。他們把金、元、清看成是外族入侵，滅了中國這個國家，並佔領中國作為殖民地。這樣的“新宋史”“新元史”“新清學”，背景乃是西方悠久的殖民史觀、近代的民族國家論，以及要拆解中國的意圖，跟中國傳統的史學與文化觀也全是兩回事。不幸某些憤青不知原委，竟跟著喊“厓山之後無中國”“漢服、漢文化亡於清”等等，曲折地與外族殖民中國論相呼應了。

其實，中國本來由多民族構成，算不算中國或中國人，關鍵不在種族而在文化。故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裡；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若合符節，指的就是文化上的同一性，所謂夷夏之辨。

文學則是中國性中最重要、最關鍵的部分。

西夏、遼、金族屬不同，文化自異，但立國以後他們皆出現著漢化的趨向，就由於這個原因（漢化，是個不準確但已通用的語詞，更精確的描述是中國化）。西夏規仿漢字，自創文字；遼金則漸采漢字。其漢化程度不一，文學上的表現便也異趣。

二、遼文學

西夏無漢文學可言，遼始有之。但遼之漢化，主要是接受了一套漢傳佛教，漢文化之正宗大脈（也就是文學）還沒有太大發展。

據考有別集二十餘部。但在金、元時就已亡佚。元人蘇天爵雲：「遼人之書，有耶律儼《實錄》，故中書耶律楚材所藏，天曆間進入奎章閣。次則僧行均所撰《龍龕手鏡》。其他文集、小說亡者多矣」，即指其事。

遼人也沒有編過本朝人的作品總集。清代以降，才先後出現了五部全集性總集：韓小亭《遼文存》、繆荃孫《遼文存》、王仁俊《遼文萃》、黃任恒《遼文補錄》、羅福頤《遼文續拾》。當代學者陳述又輯成《全遼文》， 可見出其漢化之成績。

當然，整體上說，遼文所存不多，詞僅十首，小說絕無，其他約可分詩、文兩類，文又分駢文、散文。文學發展之大勢可分為：（一）文學啟蒙期（自太祖迄景宗五朝）；（二）文學生長期（聖宗興宗兩朝）；（三）文學極盛期（道宗天祚兩朝）。

遼自太祖耶律阿保機立國即濡染漢族文化，上層貴族中頗有工於辭章者，女作家懿德皇后蕭觀音和天祚文妃蕭瑟瑟的文學成就尤可稱道。可是畢竟時日尚短，且文獻難征，名家也就是耶律隆緒、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蕭觀音、蕭瑟瑟、耶律倍這幾個人，其餘只有歷史價值，顯示了北方民族從事漢文學的歷程。

因此陳衍在〈遼詩紀事序〉中就說遼代文化比較落後，文學不如金代：「遼地據朔漠，風氣大遠于中原；又全國貴仕不出耶律、蕭二族，中土文士非萬不得已，誰樂歸附者？完顏氏奄有山左右、河南北區域，出並燕趙之氣，濟以海岱河岳之英靈，益以大定、明昌、泰和數十年之作人，耆宿党懷英、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倫濡染沾溉；故黃華、閑閑、遺山、鶴鳴等，以逮河汾諸老，蔚為詩歌，視天水南渡，幾有過無不及。遼則名家寥寥，當于懿德皇后，首僂一指，次則文妃瑟瑟、耶律乙莘、東丹王諸人而已。」

其中，最可注意者是王鼎《焚椒錄》。此書記述道宗懿德皇后蕭觀音的生平、文學創作以及被耶律乙辛誣陷致死之始末，錄存其二十四首詩詞並詳述其創作緣由。其中涉及〈十香詞〉淫詞冤案，令人對遼國的文學情境充滿想像。

三、金文學

金屬女真族，與我國史書中的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淵源，遼的契丹族則源出鮮卑宇文部的一支，二者族源不同。

金之濡染漢族文化，較遼為後。太祖滅遼後，漢文化才漸行。破了北宋後，大取經籍圖書，設庠序，定禮樂，皇帝祀孔廟，北面執弟子禮，諸王執經講論。又以詞賦、經義、策論、律科等科取士，漢文化乃大昌。

故清人莊仲方〈金文雅．序〉雲：「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始言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後先歸之，而文字蔚興」。

這些人，早期的，本是遼人，因此可說遼文學對金之發展漢文學起了很好的過渡或接引作用。後來繼而推展漢文學的，又都本是宋人，其文學表現自然仍與北宋相銜接，只是換了國籍發聲罷了。

金朝自己培養起來的文士，則要到世宗以後。世宗大定元年到衛紹王崇慶元年（即南宋高宗三十一年至甯宗嘉定五年，1161-1212）是金文學大盛之時。後來元好問（1190-1257）曾描述道：「大定以還，文治既洽，教化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文集，卷十八，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世宗是賢君，時稱「小堯舜」。在位二十九年，與宋媾和，文教昌明。章宗繼位，尤好文儒，漢化益深，文士輩出。

宣宗貞祐元年以後，蒙古崛起，金面臨了衰亡的威脅，文人也不能不感時憂亂起來。所以貞祐以至國亡（1213-1234)，別為一期，國家不幸詩家幸，文學的表現更為可觀。

由元好問的話裡，我們就可以看出金人在文學上是瞧不起五代和遼的，他們喜歡北宋文學，並以北宋文學的繼承人自居。原因是他們向慕漢文化，自海陵王以後便「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大金國志．卷十三）。據有中原之後，更以中原正統自命。

元好問〈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詩〉有雲：「正賴天民有先覺，豈容文統落私權」，大倡文統；又另有〈閑閑公墓誌銘〉說：「文之廢興可考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唐宋文派乃得正傳」。唐宋文派的“宋”指北宋。

此文派一脈相承，元遺山就認為趙秉文等金朝文人是得其正傳的。後來郝經替元氏作墓誌銘也說元氏又繼承了這個文統：「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識斯學之正，而傳其命脈，系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此均可見他們是有意識地要傳承北宋。

金人對漢文化之經史儒業是整體吸收了的，既論“道統”亦論“文統”。道統以程伊川之學為主，文學以東坡為核心。

他們亦言「文與道俱」，往往原本六經，多見道之語。古文或宗韓愈，或學歐陽，清剛雋上，足繼北宋。詩則從北宋歐蘇入手，以進窺三唐。詞，也走詩化的路子，宗法東坡。

當時最重要的文學批評家王若虛曾說：「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茅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雲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滹南遺老集）。元遺山也說：「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新新樂府引）。

合二說以觀之，我們即曉得他們推崇東坡之故，系因彼等擁有跟東坡他們一樣的文學觀：文學不只是文字技藝，重點應要表達一種士夫的人格心境，詩應如此，詞亦然。

凡此，均可見金源文學乃是北宋文風之沿續。近人或擔心如此說會被批評是漢文化中心主義，轉而說少數民族雖傾慕中原文明，對漢文化表現出強烈的認同；但少數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斷地向中原地區彙聚，為漢文化輸入了新鮮血液，使多元一體、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化形成兼收並蓄多民族文化之長的完整體系云云。

其實，有這個必要嗎？

四、金繼承北宋，與南宋形成了文化對抗？

金若以承繼北宋正統自命，與南宋文風豈非形成了對抗意識？在他們宗本東坡之際，南方正流行著江西詩派，南北詩風是否即因此而異？

有許多人確實是這麼認為的，錢鍾書先生《談藝錄》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可惜錢先生的功力都在“小結裹”上，“大判斷”動輒失誤。

金朝確實有些人（例如王若虛）是不喜黃山谷的，元遺山〈題中州集末〉也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之語，〈論詩絕句〉更說：「論詩甯向涪翁拜，不作江西社裡人」，看來北方確實是薄黃而尊蘇了。

其實大謬不然。金人承繼北宋，乃其大勢。在學北宋時，學蘇的人雖然多，學黃也不少，故《歸潛志》載金朝「子弟輩讀蘇黃詩」；即使元遺山也「甯向涪翁拜」，可見薄黃並無普遍性。

相反的，王若虛之反黃，才是對時代風氣的逆反心理。因為當時黃詩已甚流行，有人甚至認為黃超過了蘇，所以他才要反擊。〈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党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餘嘗戲作四絕雲〉，其中之一說：「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嗣法複何人？」依此，即可知當日北方其實正流行著江西宗派詩。

那麼，他們是不薄蘇黃而不屑於江西嗎？也不對！元遺山〈寄謝常君卿詩〉雲：「百過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於學江西詩者，未嘗不推重之。《中州集》卷三載劉仲尹事也說仲尹「詩、樂府俱有蘊藉，參涪翁而得法者也」。

論者每牽引遺山〈自題中州集後五首〉之二「北人不拾江西唾」語，而忽略此等推重時人學習江西之例，故非篤論。且北人不拾江西唾云云，究竟說的是啥，錢鍾書們也還不知道哩！

案：遺山詩曰：「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詩是為自己選編《中州集》編成而作的，自負衡鑒，故以王安石選《唐百詩選》自況。謂陶謝而後，文采風流者，王安石已選為百家。選擷很精。今我之選錄中州人物，自有體例，也非拾人牙慧者。「江西唾」，非指江西詩社宗派，乃指荊公與曾慥。

王安石是江西人；曾慥，字端伯，為魯公裔孫，守贛州。嘗選《皇宋詩選》五十七卷，錄寇准以下二百餘家，系續王編而作。然不選歐王蘇黃。故《直齋書錄解題》謂其識見不高，去取無法。元遺山之編《中州集》亦是繼王編而作，手眼則與曾慥異趣，三四句云云，正是與曾編爭勝之意。

讀詩者完全不考其立說之原委，驟見「江西」二字，便以為是指江西詩社，複牽聯而生南北文藝不同之想。再以臆度和聯想，混雜在出主入奴的宗派意識中，投射到歷史事件上。於是虛構出文人意識上的南北對抗、尊黃與尊蘇的對抗等等，亂點鴛鴦譜矣！

也就是說：金人雖以繼承北宋文統自居，但南北畛域之見不深，對南宋的文學表現並不排斥，亦無敵體意識。詩之外，論詞便極推辛稼軒，元氏〈遺山樂府引〉謂：「樂府以來，東坡第一，以後便到辛稼軒」。同樣，南宋張炎也在《詞源》中讚賞元氏：「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鍊力，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足證南北地域及政權雖別，卻不因此而影響文學的審美判斷，對彼方的文學表現並不一味排斥。

五、遼、金、漢人共同推動的漢文化進程

遼金國祚皆短。金朝最重要的文學家元好問，金亡之後又在蒙古統治下生活了廿五年，卒後三年（1260）忽必烈才即太汗位。文學之難以用朝代來劃分，正因此類事例太多。

當時的文人及文學，大抵即是金源所產，猶如金初文人本屬遼及北宋那樣。至元十三年（1276）攻陷臨安以後，南宋文人又入了元朝，宋金遺民俱成為元代文學史上的主力了。

所謂遺民，此處是泛指。一種是重氣節，不仕異朝的，如北方之元好問、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劉因，南方的謝翱、鄭思肖、汪元量。另一種是成長于宋金，入元後在仕，但仍為保存漢文化而努力者，如北方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姚樞、郝經、王惲，南方的程巨夫、趙孟頫、戴表元、方回等文化遺民。兩類人都對漢文化之保存與發揚貢獻不小。

如元遺山於北渡前上書耶律楚材，推薦各地名儒文士五十四人，對元初政治及推展漢文化影響非細。

又上表奉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請蠲免儒戶兵賦，使儒生地位得以提高，生活獲有保障。

再則來往于山東山西河北河南等處講學。徐世隆〈遺山先生文集序〉稱：「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絕，起敝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己任，周流乎齊魯魏晉燕趙之間幾三十年」。所著《中州集》《唐詩鼓吹》《杜詩學》《東坡詩雅》《東坡樂府集選》等，實開元詩之端。

這樣的人，以「野史」自名，獨為文化之繼絕存亡而努力，自堪欽敬。可是仕元者也未必可輕，如耶律楚材就很可注意。

耶律楚材（1189—1241），是元代成吉思汗、窩闊台汗兩朝最受重視的人物，對蒙古人統治中原、樹立制度頗有貢獻。他曾請窩闊台恢復漢地的秩序及安揖士人。並設置十路徵收課程使，以儒者為之（1229），恢復衍聖公的職位（1233），設立編修所、經籍所（1239）、以及考選儒士、設置儒戶（1237）等，都有利於安定秩序、存續漢文化。他又建議設立國子學。《元史》本傳說他「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顯然就是著眼於他在恢復儒學地位上的貢獻。他對佛教也有深切的信仰，早年曾學禪于萬松老人秀行門下，後則主張「以儒治國，以佛治心」。

他是遼東丹王八世孫。從傳統華夷觀念來看，似應屬於「夷」。但華夷之辨，關鍵不在種族，而在文化。據耶律楚材看，他們遼國才是個傳承儒家禮樂的地方：

遼家遵漢制，孔教祖宣尼。煥若文章備，康哉攻事熙。朝廷嚴袞冕，郊廟奏壎箎，校獵溫馳射，行營習正奇。南州走玉帛，諸國畏鞭笞。……後遼興大石，西域統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武元平宋地，殷禮雜宗姬（湛然居士集，卷十二，懷古一百韻贈張敏之）。

所謂“殷禮雜宗姬”，是說遼與金自認為是箕子的後裔，秉持殷禮，兼用周禮。其後又接受了孔子的名教思想，故其禮樂文化，巍然為華夏之代表。

這是耶律楚材對自己國族歷史文化的認識，也是他用世的憑藉。在遼金滅亡後，進入大蒙古帝國，他即一心一意想將這套禮樂文化帶進新的帝國，為這個以武力著稱的王朝開創文明新世紀。

他本身即是懷抱著這樣的理想，才會來到汗庭的。曾有〈和耶律子春見寄之二〉說：「生遇于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施仁發政非無據，論道經邦自有人，聖世規模能法古，舊汙習染得惟新」。基於這樣的身世與歷史文化觀，他原本即是個「殷周禮樂真余事，唐舜規模本素心」（卷十，李孟卿和餘詩見寄，複用原韻以謝之）的人物，其後也終於如願以償，將儒家禮樂名教推行於大蒙古帝國。

此外，研究元史的人都知道當時道教與漢文化之保存的關係。成吉思汗信任丘處機，丘處機也利用這個機會保全中原文化。其他道教各派亦均志在保種存文、與漢人文士緊密結合。

舉個例子。歷代的國子學及太學，向來為儒家所掌握，而大蒙古國國子學卻由全真教士所主宰，可謂一特殊現象。

元自太宗窩闊台時期即設立之國子學，有總教官三人，下設管勾二人，由儒人（秀才）充任。教讀者四人，其中儒人與道士各半，皆由總教官揀撰。國子學有關人員中，最重要的是三名總教官。其中李志常、馮志亨皆為全真道士。可見不但在一般意義的保存漢文化方面，全真教成為主力。連國子學也由道士主持，所講授者，除《老子》外，俱為儒家經典，如《易》《傳》《書》《孝經》等等。

由耶律楚材、全真教和元遺山的事例，可知蒙古之接受漢文化，主要是在破金以後，經由耶律楚材和元遺山等在朝在野兩類人之努力，形成了基本文化路線。爾後持發皇之，並于破宋之後，由宋遺民再繼續灌注漢文化之汁液，遂合南北綜益之效，形成一段奇異的文學景觀。

六、蒙元「九儒十丐」，鄙視儒生？

但蒙元不是十分鄙視儒生嗎？所謂「九儒十丐」，儒者地位甚低，所以才有不少人沈淪下僚或流落勾欄瓦舍，編曲謀生。過去解釋元曲之所以興盛，不都以此為主要理由嗎？

嗨！此說當然也是錯的。如前所述，大蒙古國早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即已建立國子學，兼收各族官員子弟，教以漢文典籍；並考選儒生，設置儒戶。一二六○年忽必烈建國于中原後，更將以草原為重心的大蒙古國改建為以漢地為重心的元朝，恢復中土官僚制政府。至元七年重建國子學，以大儒許衡主持。後繼者鐵穆耳汗，大德八年（1304）起又實施國子貢法，國子生考試及格即可任官。延祐元年（1314）再恢復科舉制度，完全與漢式文官傳統接軌了。

元朝科舉前後共舉行十六科，錄取進士一一三九人，其中蒙古人約占三百人。因此像黃仁宇那樣，說元朝反對儒家思想，也不願依中國傳統文官制度運作；為達目的，忽必烈甚至奉喇嘛教為國教，以「構成政教合一，同時也要將中層的知識份子剷除」，均可謂瞎說。

元朝被滅後，明人以漢族文化政權自居，刻意強調元朝是個夷狄政權，突顯其反漢文化反儒的性質，謂其時「九儒十丐」，儒學與儒者地位均不受重視，草原民族亦長於征伐而不善治國。

這個觀點，過去曾是許多研究元史者的「基本視域」。但研究終究是有進展的，不準確的視域與焦距，也終究要遭到調整。今日論元史，當知他是繼遼金漢化的持續發展，沒有這樣的漢化，也就不會出現一個異族政權下的新的文壇。而文學又顯然是扭合漢人、契丹人、蒙古人、黨項人、女真人之物，珍重“文統”以存道統、以見天統，遂因此是各民族共同的事業。

被種族、國籍、戰火、敵意、殺戮切割揉碎了幾百年的中國，終於在文學中獲得整合而重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