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兢《貞觀政要》窺探唐太宗治國之道

吳兢為人剛正不阿，是唐代最著名的歷史家之一。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給予他很恰當的高度評價：“吳兢始而能秉筆直書，繼而又敢於承擔責任，不徇人情，即使面對權貴，也無所阿容。他之被譽為‘當今董狐’，是當之無愧的”。

吳兢始終堅持秉筆直書，力求保存歷史記載的真實性，為的是要發揮歷史的借鑒功能。關於這點，從《貞觀政要》序言與上表（唐玄宗）所闡明的編撰目的中，可以窺見一斑。

作為吳兢碩果僅存的著作，《貞觀政要》由他“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編撰而成的，是一部非常難得的政論性文集。全書分為十卷四十篇，每篇都有一個中心課題，涵蓋範圍甚廣，從君王的個人修養到治國平天下之道，都涵蓋在內，所以內容充實、多樣，可讀性很高。從表述方式來說，《貞觀政要》屬於語錄體，基本上採用的是對話式，即以君臣對話的方式，將唐太宗和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齡等數十名大臣的言論集錄而成；其中還包含大臣的奏章和唐太宗的詔書，同樣屬於君臣對話的性質。政治對話的議題，包括了君道、政體、任賢、求諫、納諫、分封、仁義、誠信、禮樂、務農、刑法、貢賦、征伐、安邊等共四十個名目。

君臣對話的內容雖相當廣泛，但主要環繞著以下的幾個課題：應如何成為“明君”？作為“明君”應如何知人善用？如何處理大臣們的直諫不諱？如何善待黎民百姓？作為“天可汗”的大唐天子，應如何對待境內外的少數民族？應如何鞏固唐帝國的政治大一統？應如何避免重蹈隋王朝速亡之覆轍？而十分有趣而又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每個主要課題，都涉及“以史為鑒”，或者離不開以歷史為其理論依據。由於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社稷安危，國家治亂，在於一人而已”

（魏徵語），他們議論的話題便從“為君之道”開始。例如貞觀元年某日，唐太宗對身邊大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諫議大夫魏徵聽了表示很贊同，並援引史事說明太宗所言“實同古義”，即帝王“治國”必須從他們個人“修身”著手。

貞觀二年某日，唐王朝君臣再議論為君之道時，太宗問魏徵：“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回答道：“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接著他列舉了大量史事為例證，說明君王不可“偏信”，必須“兼聽納下”，“而下情必得上通”。魏徵以史論證“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令此至理名言不僅對古代帝王具有鑒戒作用，而且還可作現代政治家的座右銘！

貞觀十年某日，太宗向侍從大臣提出一道政治難題：“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的答案是“草創為難”，但魏徵不以為然，認為“守成則難”。房、魏雙方各持己見，唐太宗深知雙方都有道理，都以史實為依據。因此，由他總結辯論，得出“創業惟艱，守成不易”的著名結論。但依我看來，太宗似乎更重視、更讚賞魏徵的見解，因為“創業惟艱”畢竟已成為過去，成為歷史，而“守成不易”卻是他所面對的政治現狀與國家未來。或者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即“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為了維持唐帝國的長治久安與政治大一統，唐太宗非常重視直諫與納諫。貞觀六年某日，太宗對侍臣們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他對朝代興衰更替的因素，認識十分深刻，既與統治者（君王、大臣）素質、朝廷政策有關，也與黎民百姓的心理向背，息息相關。因此，魏徵聽後便直言不諱，提醒太宗要“能留心治道”，要居安思危，要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更要牢記：“水，民也；舟，君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貞觀四年，唐太宗下詔徵調士兵去東都洛陽重修乾元殿，作為他日後巡視之行宮。大臣張玄素上疏表示反對，並規諫太宗改變初衷。他所持的理由，不外乎大興土木勢必勞民傷財；但我認為奏疏中最能說服唐太宗的，恐怕是“以秦為鑒”和“以隋為鑒”的兩段話語。在奏疏末段說“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的確令人膽顫心驚，深具前車可鑒的作用。看來太宗非常重視此一奏疏，所以終止了重修乾元殿，還特地召見、表揚張玄素。

《詩經》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原本是針對周人而言；對于唐王朝君臣來說，“殷鑒”畢竟很遙遠的事。因此，唐太宗最關心的，還是秦、隋兩代速亡，尤其是隋王朝速亡的原因。在涉及以史為鑒的君臣對話裡，“以隋為鑒”在《貞觀政要》裡出現的頻率最高，就證明了這一點。唐太宗甚至多次告誡大臣，要求君臣共同以隋亡為鑒。

皇太子是皇位的繼承者，是未來的皇帝，所以其個人素質也直接決定封建王朝的興衰存亡。由於他自幼“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如果不從小細心調教，將來勢必“好尚驕逸”。貞觀七年某日，唐太宗對于志甯、杜正倫說：“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百姓間利害事”。不久太宗又下詔要求魏徵編輯《諸王善惡錄》，分發給太子諸王閱讀，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唐太宗比較傾向于分封諸王侯，因他錯誤地認為“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貞觀十一年，太宗再次分封荊王李元景、功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三十五人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馬上撰寫了一篇奏疏，強烈反對世襲官爵，獲得中書舍人馬周的大力支持。唐太宗最終採納了包括這兩位大臣在內的反對意見，取消了分封世襲刺使的詔令。這也成了唐太宗從諫如流的歷史佳話之一。當然，必須指出，所謂“從諫如流”，不等於對諫言每次都“言聽計從”，況且諫官們的意見往往並不一致，太宗只能採納他認為正確的。

到了唐代，諫議制度已經確立、完善，諫官們多出自門下、中書兩省；求諫、直諫與納諫這三位一體，並非抽象的政治理念，而是一種具有實用功能的政治建構、模式。太宗及其侍臣們利用它來治理大唐帝國，締造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罕見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也為唐太宗贏得了知人善用、從諫如流的“開明君主”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