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x梶谷真司｜不能自由交談，將也無法自由思考

龔鵬程教授：您好。您能介紹一下您在哲學領域的研究嗎？中國哲學對您的研究工作有什麼影響？

梶谷真司教授：龔教授，您好。我的研究覆蓋相當多的領域，可以大致分為五個主要領域：西方哲學、東方哲學、醫學史、宗教和哲學實踐。

西方哲學方面，我專門研究現象學，特別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主要以這兩位哲學家為基礎，探討了我們的肉體和情緒是如何構成人類存在的這一主題。

至於東方哲學，我對中醫做了一些研究，因為我一直對人類以肉體形式存在的生命感興趣，想把這個問題在西方和東方文化中進行比較。因此，我參與了醫學史的研究。在近代之前，日本已經汲取了中國的醫學的本質，但由於日本和中國在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日本化了。我研究了日本醫學與中國醫學的不同之處以及原因，特別涉及到了關於育兒和養生的文本材料。

在宗教方面，我並沒有對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很感興趣，而是對民間的信仰與節日感興趣。這些也與育兒及養生、健康和疾病密切相關，也與醫學史的研究相關。

最後，關於哲學實踐，它涵蓋了諸如哲學論壇、哲學教育、哲學諮詢和顧問等活動，這些都是以對話形式為基礎的。我一直在為各種各樣的人去創造場合，讓大家通過提問、交談以及相互傾聽的方式來共同思考，從而加深和拓寬自己的思維。我把這種哲學對話的活動命名為 “人人哲學"，並努力為教育、企業培訓和地方社區建設作出貢獻。

雖然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研究，但我真正感興趣的不是偉大的哲學家和他們思想的獨特性，而是普通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他們的思維是如何隨著時間和文化而變化的 。

  龔鵬程教授：您研究了現代西方世界和前現代亞洲世界中，人類以肉體形式存在的差異。您所說的肉體的存在形式是什麼意思，它在西方和前現代亞洲世界中有什麼不同？ 您如何解釋這種差異？

梶谷真司教授：這裡的存在是受海德格爾（Heidegger）的 "存在於世界 "的啟發，指的是肉體切實存在於世界之中。我們的 "自我 “不能離開肉體而存在，只有通過肉體，我們才能與他人一起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對我來說，現象學就是對人類這種生存模式的探索。

自然科學研究的是人類的客觀肉體形象，現象學研究的是人類的主觀身體感受。然而，現象學與自然科學相同，它試圖瞭解人類的各種方面。那麼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當人類的肉體存在於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文化中是否會有所不同？如果是的話，差異是如何產生的？

西方和東方關於人類的肉體存在方面的區別在於:

在西方，身體是個體化的，自我、他人和周圍世界之間的界限是很明確的。這種觀點早在笛卡爾的二元論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而在東方，根據一元論和整體論，即世界上的一切都由 "氣 “組成，身體不是個體化的，自我、他人和世界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這也表現在育兒和養生上，人格和心智容易受到身體和他人的影響，從而變得不穩定和脆弱。因此，與西方的心身二元論和唯我論相反，在東方，自我與他人的界限模糊不清，缺乏自主性，成為了一個嚴重的哲學和現實問題。

在現代化的影響下，更多的西方文化和科學被東方國家汲取，在日本，個體變得更加自主化，自我和他人之間的界限比以前更加清晰。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和社區層面，西方和前現代東亞之間似乎仍然存在類似的差異。

  龔鵬程教授：您是東京大學 "哲學中心 "的 "人人哲學 "專案的統籌者。這個專案的目的是什麼，到目前為止的主要成就是什麼？

梶谷真司教授：“人人哲學” 是受 “兒童哲學（P4C）” 的啟發。在2012年，我在夏威夷親身體驗了一次。在我參觀的一所小學和中學裡，學生們圍坐在一起討論他們選擇的問題。它既令人興奮又充滿哲理，我相信它不僅對孩子，而且對成年人來說也會很有趣。

從夏威夷回來後，我舉辦了一個名為 "人人哲學 "的研討會，參與者之多讓我感到驚訝，男女老少都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表示，他們對哲學知之甚少。我意識到，這裡對哲學的需求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在研討會上，我們一起討論和思考了一個問題，並遵循了幾個原則：你可以說任何你想說的話，但不要對別人持有消極態度 / 只聽不說也可以。/ 不要用你的知識，而是用你的經歷去交談。在場的所有參與者都在認真思考，像夏威夷P4C的孩子一樣享受。除此之外，通過僅僅一個多小時的哲學對話後，素不相識的人們竟然變得像好朋友一樣親密。

這就是為什麼我發起了 "人人哲學"（P4E）的專案。這個專案的兩個主要目標是 “創造共同思考的機會” 與 “創造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地方，讓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我還參與了以下活動：1）支持學校中的主動學習和探究學習；2）幫助撫養孩子的母親、老人和殘疾人群體，在那裡他們可以與各種人交談、互動；3）為公司、部委和其他組織提供團隊建設培訓；4）在人口減少的村鎮重振當地社區。通過這種方式，我試圖通過 “對話、質疑、思考、交流和傾聽”的經驗，使社會和哲學都更加包容地為社會服務。

  龔鵬程教授：在一個關於老齡化的會議上，您做了一個題為 “沒有思考自由的國家—通過哲學對話看日本社會的問題”的演講。您所說的 “沒有思考自由的國家” 是指什麼？

梶谷真司教授：我這裡所說的自由與受法律保護的 “思想自由” 大不相同。它是指在家庭、學校和工作中非常常見的日常情況。首先，如果我們不能自由交談，那我們也無法自由思考。此外，我們只有在有問題的時候才能思考。如果沒有問題，我們的腦子裡就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但是這並不是“思考”。因此，只有當我們可以說任何話，可以問任何問題的時候，我們才能自由地思考。

然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通常無法說任何想說的話。我們害怕如果我們說出這樣的話，會被人嘲笑、感到尷尬、冒犯別人，或者害怕如果我們這樣說會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這就代表著我們總是試圖說出人們期望我們說的話，而不是說出我們想說的話。自由地提問也很困難；當人們問問題時，他們往往是憤怒或沮喪的。當我們被問問題時，我們有時會覺得自己受到了指責，或者我們會懷疑對方為什麼要這樣問。

在日本，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工作中，問問題都是不受歡迎的。我們經常被期望只做被告知的事。在其他時候，在人們不需要開口問的情況下，猜測出他們的感受或想法，並滿足他們的需求，才被認為是好的。有時侯這被稱為日本的好客精神。在任何情況下，對我們自己和他人來說，不思考的才被認為是最理想的。

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沒有思考的自由。相反，在哲學對話中，只要你不對他人採取消極的態度，你就可以談論或詢問任何事情。在學校、公司和當地社區創造了這樣的機會後，我意識到許多人第一次體驗到了思考的自由，而我們在生活中通常沒有這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