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x羅格諾尼｜樂器保護的一些基本問題仍待解決

龔鵬程教授：您好。談到物質文化與音樂的關係，我立刻會想起：中國音樂的基本分類，正是由物質定的，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合稱“八音”，代表音樂的整體。有些地方的“八音會”未必八種物器齊備，也仍要以八音來標榜。相對來說，西方好像沒這麼強調物器之聲。例如音樂只大體分為管弦樂或打擊樂，就其演奏的行為說，而不是就其物器說。談到提琴，也不會像中國這樣，要強調是“絲桐”，且絲桐就是古琴的代稱。您覺得這算是中西方的一種差異嗎？

加布裡埃爾·羅格諾尼

教授：龔教授，您好。我總是被人們對人類經驗的巨大分類方式所吸引，因為這些方式往往反映了人們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瑪格麗特-卡托米在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樂器的概念和分類》一書中精彩地抓住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關注樂器研究和音樂本身研究之間的區別。

談到樂器，西方在許多世紀以來採用了不同的分類系統，通常將其劃分為絃樂器、管樂器和打擊樂器。

然而，自19世紀末以來，維克多·查理斯·馬榮、法蘭西斯·加爾平和科特·薩赫、埃裡克·馮·霍恩博斯特爾根據每件樂器的發聲元件（產生聲波的部分）開發了一個更準確的系統，形成了體鳴樂器（如鐘等樂器，其振動是由三維物體產生的），膜鳴樂器（振動是由二維表面產生的），弦鳴樂器（振動是由線性體產生的）和氣鳴樂器（所有樂器的聲音是由空氣的振動產生的。振動是由三維物體產生的），膜樂器（振動是由二維表面產生的），和絃樂器（振動是由線性體產生的）和空氣樂器（所有樂器的聲音是由空氣體積的振動產生的）。

後來，又增加了電子樂器的類別。這種分類——及其眾多的細分——有助於比較不同地域和時間的樂器，有時還能突出音樂傳統之間的聯繫，否則就不明顯了。

這個故事中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部分，我覺得特別吸引人，那就是馬榮——他在布魯塞爾生活和工作——顯然從印度的分類系統中獲得了他的分類的靈感，這就再次強調了知識流通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可以從彼此的傳統中學習到多少東西。

我一直很喜歡基於材料的中國分類系統的想法，因為反過來我相信它有可能向我展示特別吸引我的不同聯繫。

然而，我想知道它是如何處理今天使用的各種合成材料和樂器的，如鋼琴，其中普遍的結構材料與聲音的產生沒有關係（鋼琴主體可以由木頭、金屬、有機玻璃，甚至玻璃製成），或如長笛這類樂器，是用木材、金屬、象牙和玻璃製成。

然而，雖然沒有一個分類系統是完美的，但許多學者試圖開發新的和更明確的方法，來對複雜的樂器進行分類，但沒有人能夠在一個系統中涵蓋所有的東西，而且要保持簡單和直接，並可以應用。

我想知道，一個新的多文化的方法，結合幾個世紀的傳統方法，是否會帶來新的和有趣的想法。

龔鵬程教授：現代音樂教育似乎越來越偏于培養或成就藝術家，物質文化與音樂的關係，被認為屬於工匠的事，不受重視。音樂家只練習演奏，偶爾作曲，基本不會造琴。琴都是買的或借的。中國彈古琴的也一樣，通常不會斵琴修琴。您覺得這種“藝術和工技的區分”是必要或合理的嗎？

加布裡埃爾·羅格諾尼教授：曾幾何時，直到17世紀，歐洲音樂家們還普遍具有樂器製作和維修的技能。從那時起，這些技能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以至於同一個人在這兩方面都很出色變得非常困難，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另外，音樂家們有時也深怕毀掉他們的藝術所依賴的昂貴樂器，而更喜歡專業製作者或修理者所提供的安全感。

然而，我認識幾個優秀的專業音樂家——尤其是木管樂器演奏家——他們製作了自己演奏的樂器，往往達到了非常高的標準，所有的雙簧管和巴松管演奏家都花時間製作自己的簧片。

總的來說，音樂家和他們的樂器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物理性的，樂器對演奏者的影響，就像演奏者在某種特定的樂器上表現一樣出色，但有時在類似的樂器上卻不盡如人意。

因此，我相信鼓勵學生熟悉他們所演奏的樂器的物質性，對鼓勵心靈和身體之間更深的聯繫有非常有益的影響，並將音樂體驗擴展為更全面的綜合體驗。現在鍵盤手可以學習鋼琴和大鍵琴的調音課程，而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龔鵬程教授：由於工業化和社會變動，音樂與物器的關係也會有變化。例如中國本來有笛子，後來因胡漢交流加劇出現了羌人的樂器：羌笛，類似竹笛，但有簧片。近代則因文化大革命，製作古琴絲弦的人才斷層了，只好研究用鋼絲包尼龍線來代替。這似乎都是觀察物質文化與音樂關係的例子。您在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會給我們更多啟發。

加布裡埃爾·羅格諾尼教授：樂器確實是複雜的文化物品，因為它們處於技術、經濟和劇碼之間的交叉點。此外，它們還需要適應人體的限制和音樂場所的要求。所有這些因素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因此，樂器也在變化，試圖滿足特定時間、地點和人群的不同需求和時機。這使得樂器不僅是產生聲音的物品，而且是社會和人類文化的有力代表。

我們博物館所收藏的樂器之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吉他。當我們看到它時，我們可能會想彈奏它，聽聽它的聲音。然而，我們也可以想想它精美的工藝，這是550年前里斯本木匠能力的一個典型代表，或者想一下它的材料，這些材料來自遙遠的南美和非洲，代表了當時葡萄牙帝國的廣度。還可以把它作為一個起點，瞭解擁有和演奏它的特殊家庭的生活。然而，我們也可以研究這種樂器在今天如何在現代吉他演奏者中引發強大的反應，他們經常長途跋涉，來看看他們所演奏的樂器的最古老存在，或者它如何喚醒人們深刻的記憶，將吉他與他們生活中的重要時刻聯繫起來。

因此，這種樂器跨越時間和空間將成千上萬的人聯繫在一起，產生了遠遠超過其自身歷史的記憶和想法。

龔鵬程教授：我們近年在古書保存和修復的技術傳承和人才培養方面，都有了些成果，樂器的物質性保存和修復也同樣受到了重視。這方面，可以請教您們是怎麼做的？

加布裡埃爾·羅格諾尼教授：自從我在這個領域開始工作以來，大約25年前，技術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應用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我清楚地記得，二十年前某些技術是多麼的冒險和複雜，而現在這些技術幾乎已經司空見慣。其中，CT掃描的使用，碳14用於木材測年，測年和材料分析技術往往是從醫療、軍事和安全行業中借用的，在這些行業中，更多的投資是集中於此。

然而，樂器保護的一些基本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因為它們涉及到道德決定而不是科學：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一件舊樂器，以使其可以再次演奏？在做出這些決定時，應該以什麼觀點為准？我們應該追求什麼樣的聲音理想？樂器的使用/維護/修理往往導致歷史證據的破壞和新材料的加入，但它也使人們能夠欣賞和理解該樂器的演奏方式，並加強該物品與音樂家和公眾之間的聯繫。

雖然我相信科學和技術將永遠向前發展，並導致新的驚人的發現，但我相信這些問題的答案將一直變化，因為它們與不斷變化的文化觀念有關。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在我的領域裡看到的最有趣的發展，是視角的擴展和學科障礙的消除，所以今天我們知道我們與許多其他類型的物體——例如歷史上的汽車、衣服、科技產物——共用其中的一些問題，我們可以討論包容更多複雜程度的想法。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們正逐漸把樂器看作不是孤立的物品，而是作為具有特定功能的更廣泛的人類人工製品文化的一部分。

當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事進行討論時，這種討論變得更加有趣，因為每個文化傳統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都有不同的優先事項和關於對錯的想法，這表明我們也許應該放棄對錯的分類，而是關注我們今天如何與我們過去的物質記憶聯繫起來。

龔鵬程教授：對於數位技術對音樂遺產的記錄和傳播，您們又是怎麼做的？

加布裡埃爾·羅格諾尼教授：數位人文領域的技術發展甚至更快，線上和數位資源的數量和品質幾乎已經讓人無法跟上。出於這個原因，每個機構在投資數位專案時，都需要確定一些可管理的優先事項來關注。就我而言，我認為我們領域最緊迫的兩個優先事項是鞏固和擴大網路，以及在更廣泛和不同類型的受眾中建立對我們領域的複雜性和興趣的認識。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相信沒有一個音樂博物館足夠大，足夠引人注目，可以單獨出類拔萃，數位技術可以幫助我們與其他可比的機構，無論大小，在我們的領域和相關領域，擴大我們的影響力和聯繫。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開發了兩個大型專案。第一個項目彙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64,000多件樂器，第二個項目專注於英國的200多個收藏，可以讓人訪問超過20,000件樂器。這種類型的集合增加了樂器在文化遺產大世界中的影響，多年來產生了許多進一步的項目，使不同時代和文化的樂器得到比較，並促進了與其他研究領域的合作。

此外，我堅信社交媒體連接人們的力量，儘管我也意識到這個不斷發展的新世界的風險和弱點。然而，我也意識到，技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平等獲得的，當我們把資源集中在技術上時，我們有可能把大量可能有身體、經濟或文化障礙而無法使用技術的人排除在外。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特別小心，確保每一個數字專案都有對它可能造成的障礙的仔細研究，以及解決如何減輕這些障礙的周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