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偉大在於：對內不折騰，對外有謀略！

鄧小平曾對金庸說：“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鄧小平的偉大在於：對內不折騰，對外韜光養晦，死死抓住這幾十年難得的國際環境，果斷把中國推上了一個臺階。

研究歷史的人總喜歡說歷史的必然，個人只是被歷史推動。這種觀點非常平庸，而且特別不符合中國國情。

有一種說法，認為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只是歷史的偶然，假如當時沒有鄧小平，其他領導人也會搞改革開放。

這樣的看法似乎立不住腳。

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

雖然是順應大勢，但改革是否必然，是否會有那樣的力度魄力，是否會用這種形式，這個速度、規模，那就不好說了。看看東邊的鄰居，他們未必沒有改革呼聲和歷史必要性，幾十年了，改了個啥？

今天的人，根本無法想像文革剛結束時整個社會思想僵化到什麼程度。當時如果沒有小平出來，最多就是回到50、60年代文革前的路線，當然會比文革10年務實，小修小補，但今天這種全面開放、市場經濟那是想都不用想。

再合理的歷史趨勢，假如沒有人以堅定意志強力推動，那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歷史大潮，稍縱即逝，奔流不回。看中國近代以來一些關鍵節點，都是陰差陽錯，與機遇失之交臂。

小平的可貴，就是對內不折騰，對外韜光養晦，死死抓住這幾十年難得的國際環境，果斷把中國推上了一個臺階。如果當時磨磨嘰嘰，優柔寡斷，拖到今天虎視眈眈的川普時代，再想開放也不成了。

小平的意義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識形態話語。他是個注重實際的人，他知道中國最關鍵的不是說，而是做，為老百姓要的是裡子，而不是面子。所以他說不爭論，他的策略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留給未來。

有些事情是爭論不出個所以然的，是爭論不出生產力的，是爭論不到綜合實力的。

沒有一個國家是靠打嘴仗勝利的。

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小平做了一個講話，題目叫《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別小看這個看上去普通的標題，其實包含了這之後中國驚天巨變的基本原力。

歷史是合力，但歷史也需要杠杆。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三句話有著豐富的潛臺詞、高度的政治智慧、無窮的後續可能性。就這三句話，除了小平，別人想也想不到，想到了也不敢說，說出來也沒用。

今天浩浩蕩蕩的留學大潮，也是小平拍板推動的。

穿越到1977年，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圍人當時的認識水準，就明白小平推動的思想解放實在了不起。僅此一點他就秒殺同儕。

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談會，會上當時教育改革的勇將溫元凱提出了十六個字的高考恢復方案：“自願報考，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

小平聽後當場說：溫元凱，至少採納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領導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准。

不需要領導批准。這簡直是破天荒，讓很多人大跌眼鏡，領導不批准，這事怎麼辦？會不會犯錯誤？領導不批准，領導的權威在哪裡？黨委的權威在哪裡？

對不起，有些事情就是個人的權利，真的還不需要領導批准。領導操心操的太多了，有時候是需要休息的。

小平就是這樣豁達而明朗。

停止上山下鄉，讓知青回城，當時城市沒有工作崗位，很難一下接受那麼多人，無法安置怎麼辦，搞出大亂子怎麼辦，誰敢拍這個板？鄧小平。

包產到戶，阻力重重，大多數幹部都不同意。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負責同志作了一次談話，在關鍵時刻專門表態支持阻力重重的農村包產到戶政策。《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收錄了這篇講話，定名為《關於農村政策問題》。

一個能真正推動歷史的人，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眼界、意志、威望。三者具其一，在1977年的中國並不少，三者具其二的，也有。三者俱備的，只有小平一人。

但小平看上去並不是一個具有宏大構思，思想深刻，滿懷理想遠景的人，今天批評他的人，常拿“貓論”“摸著石頭過河論”說事。其實，他們完全說反了。不搞宏大構思，摸著石頭過河，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歷史上，各種各樣空頭支票、漂亮口號把人害慘了，小平不願意那樣做 。

最令人敬佩的，是鄧小平對下麵的信任和放手。他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沒有什麼想法，就是讓下面的人解放思想，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先幹起來再說，錯了再改，別太出格就行。

這裡面體現的是中國的傳統治國理念，最上層是無為而治。上層無為，調動的是下面積極作為。

鄧小平曾說：“我們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盡可能少管。”

有人少管，就會有人多幹；上面的多幹是添亂，下面的多幹才是實實在在的生產力。

他還對金庸說：“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沒有那麼盡事皆知的聖人，領導更不可能主意多多，諸事皆管，講話必重要，指示必英明。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

所謂“不折騰”，就是無為而治。無為不是不為，恰恰相反，無為而無不為，給老百姓空間，給社會大眾選擇，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在。

鄧小平的眼界、意志、與威望，是他一生經歷積累形成的。沒有多少人像他這樣一次次大起大落，他經歷了黨政軍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等一切關鍵崗位鍛煉，見識的多了，思考的也就多了，思維就不那麼狹窄。

16歲去法國，從1920到1926年，他在法國度過了一個人最黃金的青春年華，也是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塑造的關鍵時期。

1975年訪問法國時，他參觀了工廠和農村，目睹了法國發生的巨大變化。鄧小平赴聯大演講，別人問他最想看什麼，他說：華爾街。

鄧小平是睜眼看世界的人，心裡裝著國家，眼裡看著世界，不封閉，也不亂來。他在世時，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國全面對抗。鄧小平說：我是會打橋牌的，不要以為你有四個K就了不起了，別忘了人家還有四個A呢。

不對抗並不意味著就是軟弱。在外交方面，鄧小平堅持的是務實主義路線，這也是國際通行的準則。

他訪問完美國，就對越南對手，狠狠地教訓了這個惡鄰，也讓蘇聯有所顧忌，老實收斂起來，從而為中國開創一個良好的開放環境。

他不是個不會彎腰的人，但他有他的底線。

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時候都有不少人罵他，這其實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時代罵罵領導人試試就明白了。那麼，是他沒有能力讓罵他的人閉嘴嗎？不是的，他是個超級政治強人，有這個能力。他也沒有在他威望達到頂峰的時候搞個人崇拜，假如他那麼搞的話，在中國很容易成神，今天罵他的人只會頂禮膜拜了。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有一位領導人全世界公認的，那就是鄧小平。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小平同志也必須接受歷史的評價，而無論評價如何，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最主要的開創者，正是他主導的改革，徹底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後長時間的“短缺經濟”的現實，也由此，主觀、客觀地推動了中國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領域的變革。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的歷史會被改寫。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小平同志的人望是無可比擬的，因而有了鄧小平理論，這是全黨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共識。這也反映了絕大多數人對於改革開放的認識。

然而，似乎在最近幾年，對於小平同志的評價，社會上產生了一些分歧，而分歧的焦點在於，改革開放過程中衍生出來的一些“副產品”——腐敗、貧富差距、意識形態混亂、新自由主義氾濫、道德滑坡，等等問題，很多被歸結到了小平同志身上，仿佛他的方針政策導致了以後的消極現象。

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如何評價一位領導人。

對於一個領導人的評價，有三個維度：使命、擔當和“局限”，從這三個維度來評價小平同志。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問題，而問題的集中表現，就是一個時代的主要矛盾。對主要矛盾進行破題、突破、解決，就是當代領導人的使命，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才是符合歷史決定論的。

那個時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當務之急是，蘇共已垮臺，如果中國人民再窮下去，社會主義就沒有出路。能不能認識到這一主要矛盾、能不能看到這一歷史使命，是對領導人的第一個“大考”，毫無疑問，鄧小平始終清醒。

使命在肩，但未必每個人都敢於擔當。戈巴契夫臨陣逃脫一敗塗地，時刻提醒我們領導人擔當的重要性。而在擔當的問題上，小平同志是沒有絲毫猶豫的。

對於改革開放，黨內的阻力遠比我們想像的大，面對阻力，小平同志不是“小步慢走”，而是“大步快走”，以至於連西方世界都對中國產生了誤判（以為中國已經“和平演變”）。這樣大步子的改革，對於鄧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壓力和同志們的不解，可以說，沒有小平同志的擔當，今天的中國不會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最後我們要談到“局限”，之所以要打上雙引號，是因為這個局限，並非領導人個人的局限，而是歷史的局限。

一代人克服、解決那一代最迫切、最危急的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不能指望一個人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那樣的話還要後人幹什麼？

隨著一個個問題的解決，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變到質變，產生新的一個個問題，從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在這舊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新的問題，這就是歷史的局限性，有待在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條件下，予以解決。

鄧小平的方針政策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正確的，但隨著時間、環境條件的變化，這些方針政策必須有新的調整。所有的這些，又構成了繼承者的新的使命，這才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把新的問題推給歷史人物，是不負責任的。

同樣，用現在的眼光和標準去苛求過去的意識與行為，同樣是不科學、不理性的。

腐敗、貧富差距、意識形態混亂、新自由主義氾濫、道德滑坡……這些問題確實存在，有些也確實因為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政策失誤所致，但所有的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研究和解決的。

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這些問題的苗頭，並且予以警示，可以說，他的歷史使命已經超額完成，我們沒有理由苛求他。我們需要的是有鄧小平的智慧與膽略，來解決好當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