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籍教授記憶中的廣西大學往事〈上〉

蘇薌雨（1902年9月11日－1986年6月25日），名維霖，以字行。出生於新竹北門外沙侖（舊名蘆竹湳）。幼時就讀新竹公學校，1928年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先後任教于暨南大學中學部、河北省第四師範學校、北平市立一中學。1935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兩年後返中適逢七七事變則遂攜眷逃離北京。戰時擔任孫連仲帥第一集團軍、陸軍第31師師長池逢成顧問，參與台兒莊之役，然奉命陪同落軍團離魯南回漢口時遭日軍包圍，傷亡慘重。蘇氏倖免於難並轉任漢口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日本科。1939年自重慶遷至桂林任廣西省戰區司令部政治部，先後任遷至廣西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兼國民中學教育訓練班主任導師、國立廣西大學教授、廣西大學醫學院訓導主任、廣西大學一年級主任兼分部副主任等。 [1] 晚年作回憶錄《三友集》（又名《祖國廿五年回憶錄》），詳細記錄了他親歷廣西大學在抗戰期間的風雲往事。包括文化城的戲劇活動，大撤退中的苦難，光復後在廢墟中重建校園的艱辛歷程。

用日語宣傳抗日

1939年的桂林，建築業最為吃香，桂全公路興建、湘桂鐵路開通、桂林航線開闢……更有大量從內地撤來的機關、企業、學校需要興建新址。 同時，日軍轟炸機不斷滋擾桂林，投放炸彈，瘋狂摧毀民宅、街區。毀了再建，且越建約高越結實。

新年元旦，蘇薌雨來來到桂林，他對城市的第一印象很好：

桂林在抗戰人口不到五萬人，住民非常樸實，商店晚上八時閉門，早晨六時開門。

　　桂林是廣西省政府的省會，省政府的官員更是樸實，一律穿粗布的中山服，省主席坐三輪車，廳長以次人員一律步行。

　　隨戰事的發展，各省人士相繼來此，桂林的人口增加到卅余萬，成為西南大後方的重鎮，到了這個地步，大飯館蓋起來了，大旅館也蓋起來了，各種娛樂場也蓋起來了，民風轉變，至不是以前的桂林了。[2]

也許是那年代城市燃料短缺，市民都靠伐木砍柴度日，桂林市區內的山峰都是光禿禿的，所以，名滿天下的桂林山水，並沒有讓蘇薌雨感到驚豔。

世人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桂林到處奇峰突起，遠觀非常奇突，近看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一大堆石頭山。[2]

在桂林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蘇薌雨很快就領略到這“大堆石頭山”的好處。

蘇薌雨到達桂林時，恰逢依仁路一幢高樓建成竣工，這是桂林歷史上第一座無線電廣播電臺——桂林廣播電臺。電臺不僅用國語（普通話）、桂林話、粵語播報，還設置了外語節目，用日語、英語對外廣播，宣傳抗戰。蘇薌雨出生於日據時期的臺灣，又在東京上過大學，一口流利日語派上了大用場。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桂林，遇到老友盛成中兄，在廣西省政府任參議。這時候，廣西廣播電臺正建築竣工，廣西綏靖公署牢獄內有幾十名日本俘虜，正想利用這些人作對日廣播，盛先生對省主席黃旭初先生建議，留我在桂林，從事對日廣播工作。我還接受了省政府參議的聘書，開始工作，每日寫一篇日文，提出一名俘虜出來念，工作得相當起勁，不多久，敵機轟炸桂林，把這座電臺炸平了，電臺在山洞裡面改建，費了很久的時間。[2]

為避日機轟炸，發射台設在對河七星山下的會仙岩洞內。發射台有10千瓦中波發射機和1千瓦短波發射機，均裝設在會仙岩洞內。洞內還設煤氣引擎、75千瓦發電機，洞旁設煤氣室、冰冷室（即水冷池）等等。桂林雨水多，雨季的岩洞潮濕難耐，蚊蟲出沒。就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蘇薌雨和他的同事們，開展了大量對日宣傳工作。先後播出《告日本民眾》、《告日本士兵》等節目，揭露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罪行，忠告日本人民認清真正的敵人，參加反戰運動，打倒日本軍閥等。[3]

　　盛成（1899年2月6日－1996年），原名延禧，字成中，男，江蘇儀征人，中國學者、作家、社會活動家，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獲得者。1931年起先後執教於北京大學、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和蘭州大學。

投身教育事業

會仙岩所在的七星山，已經成為七星公園的一個部分，抗戰之前，山前山后都是自然村落、居民街區和菜園農田。抗戰爆發後，因為崇山庇護之便，很多難民到這裡租住房屋，一些內地醫院、機關、學校也在山下落戶。一天，蘇薌雨在山認識了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長高陽。

高陽（1892年2月20日－1943年7月6日），字踐西，江蘇無錫人，教育家。早年先後就讀於吳淞中國公學、蘇州東吳大學，後赴美國留學，獲康奈爾大學文科碩士學位。1917年返回國內，擔任過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商科主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總務主任、教務主任，後創辦私立無錫中學。1928年起，任江蘇省立民眾教育學院（後改為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長。抗日戰爭期間學校遷往桂林。

1938年 9月，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在院長高陽的帶領下，由無錫遷至桂林，院址設在園背村（六合路）。同年12月，創辦兒童教育團。次年，與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桂林農業推廣實驗中心推廣區共同建立輔導區，作為學生的實驗場所。在輔導區內開辦國民基礎學校3所和成人教育班5班，並協助當地農民改良農作物品種，開展各種文化活動。[4]

在高校長的邀請下，37歲的蘇薌雨開始投身於教育事業，此後近半個世紀中，先生即以教育為終身職業。

這中間，盛先生介紹我和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先生見面，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本來設在江蘇省無錫，戰時承廣西省教育廳雷廳長的協助搬來桂林，校址設在六和路。（即六合路，作者注）

　　高先生過去擔任過暨南學校的高科主任，認識我，一見面，話談得很投機，邀約我擔任教育學院教授兼國民中學教員訓練班主任導師。教育學院在桂林替廣西辦了一班國民中學教員訓練班，學員大部分是現任國中教員，少部分是招來的大學畢業生，辦得有聲有色。

教育學院於民國卅年奉教育部的命令，和四川重慶國立白沙師範學院合併，遷到四川，而高院長則被發表接任國立廣西大學校長。

　　廣西大學設在桂林郊外良豐良豐原名為雁山別墅，或西林公園；是岑西林(春煊)的別墅，後來捐給廣西省政府充作廣西大學的。園內庭園樓閣，佈置得秀麗堂皇。庭園桂樹成行，水流其間，秋間桂花盛開時，芬香撲鼻；

樓閣右邊有一棵大紅豆樹，開花結實滿地是紅豆，左邊有兩棵丹桂，開的花是朱紅的，一樣的清香。園內增蓋有教室，教員宿舍和女生宿舍，整個環境，說是大觀園，亦不過分。樓閣則充校長室。

工學院在園外，是名人馬君武先生擔任校長時建築的，規模相當宏偉。農學院在柳州沙塘。高校長接任時帶我同往，因此，我得以留在桂林。

大概是我壯年時代幹勁兒很大，一切做得不錯，得到廣西省政府的認識，所以教育廳長蘇子美(1890年－1970，名希洵，壯族，武鳴人，法學家)先生要我替廣西辦一所最大的高級中學，我沒有接受。

高校長是一位力行者，把廣西大學整理得井井有條，廣西省當局對，廣西省當局對他非常欽佩。[2]

高陽先生1942年出任廣西大學校長。1943年3月因病辭免，同年7月逝世，年僅51歲。後由李運華（任期：1943年9月—1946年3月，廣西貴縣人，美國威士康新大學化學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師及哲學博士）先生繼任。

當時的廣西大學。已由省立升為國立，設有文法、醫學、理工、農學4個學院11個系科，辦學規模迅速擴大，成為文、法、理、工、農、醫的多科性的綜合大學。蘇薌雨繼續留任在廣西大學任教。

與同鄉謝東閔吃米粉

抗戰爆發後，李宗仁為了團結各界力量宣傳抗戰，組織了一個“廣西建設研究會”，會址在八桂廳（今文化宮內）中共通過抗日統戰活動，引薦夏衍、胡愈之、范長江、楊東蓴等一批中共黨員和愛國民主知名人士柳亞子、何香凝、千家駒、李達、李四光、金仲華、陳此生、莫乃群、歐陽予倩等參加廣西建設研究會活動。蘇薌雨也應聘為該會的研究員並擔任各部要職。他們以該會為據點，廣泛團結文化藝術界人士，開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動，爭取民主進步，孤立反動勢力，發展進步勢力，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民國時期的教授們有個共同特點，無論專業學科為何，文學功底都極好。蘇薌雨常研究會會刊《廣西建設》上發表文章，亦常在《廣西日報》發表星期專論，因此認識了該報一位元的編輯謝東閔先生——與他同樣來自寶島臺灣的同鄉。

謝東閔（1908—2001），原名謝求生，臺灣彰化人，1925年畢業于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系，在廣州、香港等地寫稿維生。1942年，香港淪陷後，謝東閔流浪到桂林，進入《廣西日報》任編輯，並擔任電訊室譯電員工作。

謝東閔對桂林山水的美好印象，難免會感染蘇薌雨。

謝東閔在回憶錄《歸返:我家和我的故事》如斯描述：“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早就嚮往，但是百聞不如一見，真正到了桂林，才感到眼界大開，不虛此行，也不虛此生。

桂林這個地方， 據地質學家研究，原在大海洋之下，幾千萬年前，因地殼運動而上升，浮出海面，經過漫長的大自然雕琢，形成很多曠世奇觀，其中頗多平地崛起的峻拔奇峰。奇峰下，都有天然石灰岩洞，令人歎為鬼斧神工。有一洞又深又長，可容納二十萬人，看了這種世界罕見奇景，每個人都驚歎造物者的力量不可思議。

桂林除了山水之美，還有聞名的馬肉米粉。馬肉製作得像牛肉幹一般，鋪在煮好的米粉湯上，再加些馬蹄薯，吃起來很可口。[5]

抗戰勝利後，謝先生回到臺灣，走上了政壇，在蔣經國時期擔任“副總統”，因反對台獨，遭到暗害，被炸壞了左臂。晚年謝東閔還經常懷念他們在桂林吃到的美味馬肉米粉。說：“吃在中國，任何材料到中國廚子手裡皆成名菜，馬肉更是傳統口福，是技術、藝術，肥嫩細膩不亞於雞、豚，可惜時光易逝，已卅餘年不品其味了。”[6]

據蘇薌雨的三女婿林柏亭（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說，岳父晚年也是念念不忘“廣西的特殊食物”——我們聊天，大多談談岳父少年青年往事，又是也談美食，從城隍廟的小吃到北平小館，甚至廣西的特殊食物，談得高興，他就決定下一周要請大家出去吃一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