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的基本文化差異與今後面臨的挑戰

傳統中國的自然主義觀念，出於天地人的和諧統一，凡符合其規律的行為表現與社會秩序就是“道”的體現。 過去“道”的解釋權，基本掌握在社會精英，即文化階層手中。 文化階層構成皇權與民間的媒介與橋樑。 進，可參與國家決策；退，可成為地方的文化頭羊。 精英的產生，主要靠地方的私塾、書院教育，以及選賢與能的科舉制度。

 近一百多年，則有以一黨專政、上級委任制、特權世襲，取代傳統精英政治的傾向。 往後如何設計一個合理的選賢與能機制，以加促官僚體質的改善，將決定中華民族復興是否能夠實現。

西方早期的自然主義思想的出發點在於，一切物質與精神源於上帝的意旨與創造。 所謂自然的終極，即是上帝，而政治與社會秩序，就必須服從具有對聖經與上帝意旨有解釋權的教會與教會幕後的政治勢力，由是構成維繫了一千多年的神權主義。

歐洲十七、十八世紀啟蒙主義時代的特徵，即是人權、人本意識取代神權意識，並借助中國的自然主義觀，以對抗傳統的神權主義。

西方又經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步形成兩種不同社會形態：一是英美為範式的以“大資本掌控的三權分立、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一是“以北歐、中西歐為主的兼顧人權、正義、約束資本擴張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市場經濟）範式”。

如今，經過近三十年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衝擊，西方世界正處於上述兩種體制互相鬥爭，且逐步讓美英架構取得上風的趨勢。

往後一旦美英所推動的“國際新秩序”能夠實現，未來的世界既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又非約束資本、強調社會正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而是讓國際大資本主導、把全球劃分為三個產業鏈的新世界：高端產業鏈，如尖端科技、軟體設計、制定標準、金融、大資料與軍事，均由白種人世界與大資本（如猶太資本）掌控；中端為代工產業鏈，由勞動力優秀又充分的社會（如日本、中國、印度等）承擔；低端環節，則負責提供原料。

新秩序的安排下，傳統主權獨立的國家結構，將一個個瓦解，逐步蛻變為各自承擔“維護本產業鏈穩定運作”的“管理部門”。

那些游離於國際產業鏈之外的亞非拉邊際人口，則很可能成為淘汰對象。

這次新冠問題與俄烏衝突，明顯把世界劃分為兩個陣營。 新冠方面，分裂為疫苗接種區與非接種區。 其暗示語言，即是“受保護”與“淘汰”的分野。

俄烏衝突，則讓“淘汰區”的人民出於本能的意識到：該衝突的結局，如果是讓國際新秩序的最大障礙，即俄羅斯邁向土崩瓦解，其他阻力也將摧枯拉朽地相繼崩潰。

近三十年西方新保守主義的推行，可以看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還不是一個玩家。 相反，他一直處於觀望、搖擺不定狀態。 因此，一旦俄羅斯成功突破西方的集體壓制，則與中國一道還有阻止新秩序形成的可能。 同時意味著，中華民族復興運動還有成功的一線希望。

但是，如果俄羅斯最終失敗，進一步分崩離析，甚至“烏克蘭化”（指“銷毀核武”），則中國很可能步其後塵，非但與“大道”訣別，還將永遠停留在中端產業鏈的幫傭地位。

202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