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左右下的日本外交

今年2月1日，正值中國人民和全球華僑華人喜迎壬寅虎年春節之際，日本國會眾議院卻以所謂“人權問題”為藉口，通過了一項涉華決議，並遭到中國外交部譴責和嚴正交涉。這雖然是在安倍晉三、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竭力推動下形成的決議，但包括日本共產黨在內的日本朝野各黨都舉手贊成。這令許多希望中日關係改善的人大惑不解。

其主要背景有兩個：第一，日本朝野各黨在涉及中國釣魚島主權的立場高度一致。這決定了其對華情感與民族認同的共同基礎。如果日本社會特別是新一代日本政治家不瞭解釣魚島屬於中國而非日本的真實情況，這種局面就難以改變，也會讓對日本持積極態度的中國人感到意想不到的事件接連發生。第二，目前日本政壇“安麻體制”下的“二元權力結構”依舊是主導。要理解岸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及岸田文雄上任伊始提出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首先要瞭解日本政局內幕，減少“理想型觀察”。拋開宏觀議論，僅在此披露些日本政局內幕，或可管中窺豹。

一、目前日本政壇“二元權力結構”的決定權仍控制在“安麻體制”手中。對岸田內閣來說，今年第一要務是贏得7月參院選舉，鞏固執政權。安倍與麻生是2006年以來輪流上臺執政的政治盟友。目前，“安倍派”在自民黨眾參兩院是擁有95席的最大派系，麻生是自民党現任副總裁。他們是目前日本政界一貫美化侵略歷史的“臺灣幫”大佬，形成日本政界持續多年的“安麻體制”。有人認為，自民黨內第二大派的“麻生派”是“宏池會”分化出去的派系，今後有可能與“岸田派”等形成“大宏池會”，抗衡“安倍派”，但這不大現實。況且今天“宏池會”的繼承人岸田文雄與大平正芳的政治理念也相去甚遠。岸田目前生怕被視為“親中派”、“自由派”，於是執政後立即提出所謂“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把安倍外交的舊酒換了個新瓶。

二、安倍與二階、岸田關係的變化。安倍長期執政，曾得到時任自民党幹事長二階俊博的鼎力相助。當時安倍需要利用二階，爭取在眾參兩院選舉中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以實現任內修憲目標，而二階則借力推動安倍改善對華關係。然而，這種相互利用的關係在2017年之後便生嫌隙，裂痕逐步擴大。當時，執政黨雖在國會獲得修憲所需議席數，但因明仁天皇宣佈生前退位而徹底打亂了安倍的修憲節奏。此後，二階對安倍的政治利用價值消失，而二階對華友好態度則令安麻不爽。此時讀懂安倍心術的岸田本來在修憲問題上態度慎重，卻轉而在居酒屋與安倍的一頓豪飲後，交了“投名狀”，轉向“支援修憲”。從那時起，兩人私下交易便心照不宣。岸田2017年放棄競選自民党總裁而力挺安倍當選，目的之一就是等安倍在2021年卸任後回報，支持自己上位。而安倍與二階的矛盾則從2018年起逐步加深。安倍的“愛將”稻田朋美丟掉防衛大臣烏紗帽之後，卻被作為自民党幹事長代理安排在二階身邊，以右翼勢力制衡二階，這令二階不滿，不久便由野田聖子取代了稻田。從此，安倍又開始扶植高市早苗，並對二階在防疫初期與中方相互支援等冷眼相看，暗下決心幹掉二階。

三、菅義偉是安倍、麻生搞掉二階俊博的犧牲品。二階派在自民黨內是第四大派，難以推選出本派的自民党總裁候選人。於是，在安倍抱病辭職後，二階鐵心支持菅義偉執政，也贏得菅義偉的好感。但菅義偉沒有自己的派系，全憑安倍支持上臺，只能對安倍言聽計從。日本政壇“二元權力結構”由此而生。2021年9月日本自民黨選舉和10月眾議院選舉臨近之前，由於日本新冠疫情氾濫，菅義偉內閣支援率直線下跌。此時，安倍和麻生密談，認為必須借機拿下二階。菅義偉很不情願地只好執行。出乎菅義偉預料的是，岸田突然宣佈參選自民党總裁，並提出自民党領導最多幹一期，3年為至。這明顯是針對長期擔任自民党幹事長的二階，與“安麻”形成兩面夾擊。結果，菅義偉只好向二階挑明立場，問題是他一時找不到願意接替二階的可信賴者。於是，菅義偉又想以防疫為由推遲選舉，但因甘利明推動安倍給菅義偉打的一個電話而不得不改主意。菅義偉作為“安麻體制”的傀儡深知自己根本沒做好選舉準備，原本拜託二階的選舉事項統統落空，但又不能不執行安倍的電話“指示”，於是只好宣佈不再參選，來個無官一身輕。

四、岸田靠“安麻”上臺，也可能因“安麻”而下臺。2020年9月曾在與菅義偉競選中落敗的岸田，再度領教了“安麻”的厲害，並暗中與其保持密切關係。其一是多次當面向安倍討教，投其所好，充當了搞掉二階的“急先鋒”；其二是與麻生派大佬甘利明聯手，讓其成為自己的選舉顧問，從而瓦解了河野太郎所在的麻生派對河野的支持，並在當選後任命甘利明為自民党幹事長；其三，對於岸田來說，在自民党總裁選舉中，最大的對手是河野太郎，而安倍因河野與石破聯手而十分痛恨，於是竭力支持高市早苗參選。在第二輪選舉前，岸田多次拜訪安倍，請求投票時支持自己，並表示不會辜負安倍的信賴。結果，即便河野太郎在地方黨員和國民中都是“人氣王”，但仍輸給了岸田。目前，對於岸田來說，最重要的是贏得今年7月10日參議院選舉的勝利，奠定長期執政基礎。因此，岸田不得不繼續執行安倍既定的外交戰略，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加強日美同盟，發展“日美澳印”四國機制，應對中國崛起。否則，在參議院選舉前後，若不能繼續得到“安麻體制”的支持，便難免重蹈前任菅義偉的覆轍。這就是岸田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重要國內政治背景。

五、岸田外交思想的源流及未來走向值得研究。戰後對日本國際政治學界和政界思想影響最大的是，以高阪正堯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保守派和以阪本義和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和平學的自由派。前者一直占主導地位並在與後者的交鋒中形成一定平衡感，堪稱是“理想現實主義”或“和平現實主義”學派。從時任首相大平正芳到宮澤喜一，自民黨內的“宏池會”曾被視為保持了這種思想平衡的保守政黨中的“自由派”。冷戰後，伴隨日本政治右傾化，上述政策思想則開始被岡崎久彥等人的“軍事現實主義”和“右翼現實主義”所取代，並構成21世紀以來安倍晉三等人的國際戰略思想基礎。岸田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建立長期政權而迎合安倍等右翼保守勢力，岸田作為“宏池會”的隔代傳人反而要刻意淡化“自由派”形象而向“右”看齊。正所謂，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伸。

中日兩國都有一些人堅定地以為，中日兩國有長期經貿合作基礎，日本經濟界在中國有巨大經濟利益，中日經貿相互依存度很高，日本離不開中國市場。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看，這屬於“理想主義”學派的思維模式。日本經濟界也受資本利益推動而持這種看法，日本政界“自由派”人士也支持這種看法，他們大多對中國保持相對友好態度。

但是，這並非目前日本政界有關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主流的“現實主義”學派的思維方式。從岸信介到安倍晉三，都是對華搞所謂“政經分離”政策，就是中國的錢要賺，東西要得，國內經濟界的訴求要滿足，但在歷史、臺灣、領土、意識形態等政治立場絕不動搖。岸田執政後強調，“新資本主義”的前提是“守護國民的安全和信心、保衛國家利益的外交與提升安全保障。”可見，他把外交與安全看得比經濟利益更為重要。也就是說，採取與經濟利益相比安保優先的原則。在涉及釣魚島及聯合奪島軍演等問題上，與其說是日本追隨美國，不如說是日美相互利用，彼此“領跑”，日本更為積極。其實質是確保岸田的執政地位安全，這就是所謂“新現實主義外交”的內核。

然而，目前的形勢與安倍長期執政時期情況的根本不同是，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況下，非傳統安全對美國和日本等國的影響更大。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如果不能處理好同中國的關係，就難以擺脫本國疫情的困擾，最終將失去國內民意支持而丟掉政權。特朗普、菅義偉皆如此；拜登、岸田恐怕也不會例外。美日兩國政府要想長期執政，或許只有與全球防疫的優等生——中國一道，通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防疫，才能早日控制住疫情，恢復本國經濟，從而建立自身長期執政的基礎。

六、獻給未來的期待。在2022年即將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遺憾的是，在日本政界對華友好的二階俊博靠邊站了，前首相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也已離開政界。為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奉獻終身的中日兩國老前輩，大多相繼離開了我們！他們絕不願意看到中日關係是今天這個樣子。前人載樹，後人乘涼。中日兩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出生、成長的一代人，如今已在各行各業擔當大任，應當做到“吃水不忘掘井人”，為中日關係的改善付出自己的努力。要促使中日關係改善，如何改變本文開始所說的日本對華態度的兩大背景，對中日兩國來說是難以回避的現實課題。展望未來50年的中日關係，培養和建立中日新一代友好交流的人脈也是當務之急，至關重要。

我們看到，岸田首相提出建設日本“數字田園都市”的雛形，來自大平正芳提出的“田園都市”構想。希望岸田等當代日本政治家和肩負未來希望的年輕一代，能不忘大平正芳50年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奔走的身影，重溫“宏池會”的和平理念與初心，以及大平正芳不走極端而努力保持平衡的“橢圓政治”，為構築具有建設性的、穩定的中日關係做出實質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