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寫經到刻書

我剛開始提倡“文人書法”時，談文化，對書法界來說還太奢侈了，所謂書家，持筆如箒，狂徒亂抹一通罷了，誰管什麼文化？所以當時只能呼籲：書家須略識字、須先成為文人。近日文化稍就復興，可以略談點書法本身的文化問題了，故先從書寫的材料說起。

 一、抄寫碑拓

楮樹皮是製造桑皮紙和宣紙的原料，故後來常作為紙的代稱，如《清史稿·鄧石如傳》：“家多弆藏金石善本，盡出示之，為具衣食楮墨，使專肄習”。

書法，現在雖然上推到甲骨金文，重視簡帛碑刻文字的人也不少，但誰都知道：書法最主要的還是表現在紙上。造紙術大發展于東漢，書法亦然，兩者間不能說沒有關聯。

寫在紙上，比金石刻鑄好，是因可見墨蹟筆觸。但漢魏晉宋齊梁等朝的紙上墨蹟泰半亡佚，就是唐人紙墨，也甚罕見。後人習書，學的其實多是雕版。把墨蹟翻刻在棗版上，再印出來，形成“帖”。宋代以後人學書法，基本上都是這樣學著帖。

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令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蹟，由翰林侍書王著編次，名《淳化閣帖》，又名《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共十卷。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書，二、三、四卷為歷代名臣書，第五卷是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為王羲之書，九、十卷為王獻之書。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閣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由三代至唐，厘為十卷，摹刻秘閣。賜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此帖為棗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極其精美。

後來全國各地輾轉傳刻，此帖遂遍天下。但翻刻並不是也用棗木板刻印，多是上石，也就是把雕板上的字再刻到石頭上去，以便學者摹拓。著名者有二王府本、紹興國子監本、大觀太清樓帖、淳熙修內史本、泉州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本、福清李氏本、世堂本、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慶曆長沙劉丞相帖、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等數十家。現在還存《淳化閣帖》刻石四種：一、杭州文瀾閣舊址北宋刻石；二、明萬曆四十三年肅王府遵訓閣本，現存帖石兩套于西安碑林、半套存于溧陽；三、清順治三年陝西費甲鑄依肅府初拓本摹刻一部，置於西安碑林（俗稱西安本或關中本）；四、溧陽虞氏本，乃明肅府本五套刻石之一，現存江蘇溧陽縣甓橋鎮虞氏宗祠(俗稱溧陽本)。

閣帖的情況很複雜，是專門的學問，但基本狀況如此（其他的，各位可去讀林志鈞先生《帖考》一類書）。

也就是說，雖然書法主要是表現在紙上，但紙上墨蹟其實難得，一般仍只能由木雕石刻中去揣摹擬想。

這時，有一種材料就十分吸引人了。那就是佛經道經的寫卷！錢泳《履園叢話》曾說：“有唐一代墨蹟，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二一，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

經生，指抄寫經書的書手。這些人，有些是道觀寺院裡的底層執事，有些是鄉里間粗通文墨的小讀書人，受傭雇為寺院或施主抄寫佛經道經，別人做功德，他掙點生活費而已。當然我們都知道曾有王羲之寫《黃庭》這類大書家寫經的事，但經生不能跟他們相比。地位卑微、工作辛苦，因為經典多半卷帙浩繁，工作多半計字量酬，所以要趕快抄、長時間抄，交差了事，哪管書藝精不精美？

然而，寫者既多，自有傑出者，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而且，如果整體時代書法水準高，這些經生書當然也不會差到哪去，唐代的情況就是如此，所以錢泳有此讚歎。

《宣和書譜》卷五載：“楊庭，不知何許人也，為時經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一時為流輩推許······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為名書，如庭書，是亦有可觀者。”都穆《寓意編》：“國詮，太宗時人，唐貞觀中經生。國詮奉敕作指頂許字，用硬黃紙本書《善見律》，末後注諸臣，有閻立本名，其書精熟勻淨而近媚。”大體也都是這個意思，認為經生寫經不乏佳作。

他們那時能看到的寫經，數量還很少，現在可就多了，敦煌就有幾萬件。所以裡面的精品也不可勝數，是我們現在講書法史或學書法不可忽視的財富。

經生字是一批獨立的書法文獻，其字與文人學士寫的、碑刻的，雖有交集或交流，但本身自有傳統。例如寫經書法在晉至北周期間，基本上是：橫畫起筆一般露鋒入紙，起筆尖銳迅疾，左輕右重，收筆處多鋪豪壓下、重按後旋即迅速提出，轉折略作頓駐後快速調鋒變向，豎鉤這一楷書特有的筆法則時有時無、顯示了由隸而楷的過程。結體緊湊，且明顯存有隸意，取橫勢。這跟同時期以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的楷書風格就顯然不同。雖有的近於北碑書風，取斜勢，古厚樸實，卻也有差別。

南北朝後期，寫經體雖然隸書筆意愈來愈少，但仍是其沉雄厚重的。而且南北方由於佛教傳播和流通較其他方面的交流寬鬆，故南北寫經的書風差異很小，南方寫佛經多類似北方。這也與南朝其他方面的書風頗有差別。

唐代又不同，寫經體，早期效法歐、虞的占了主導地位；盛唐以降，則有了變化，米芾《海岳名言》說：“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複有矣。”

之所以唐初寫經體，效法歐、虞，是因政府規定“參考弘文館楷書字體”和置校書郎二十人、楷書手一百人入秘書省繕寫校對四部圖書，又置設了書學專科。虞世南既‘教示楷法’，又輔助和接替魏征負責四部圖書的繕寫工作，他的書法對於楷書手當然有相當影響。而這些“楷書手”所寫的經卷，也常常作為發往各州道的範本、成為一種規範格式。

當時官屬抄寫者也稱“群書手”或“書手”，字體工整者，稱“楷書手”或“楷書”，專門負責抄錄重要文件或經卷，多隸書秘書省、門下省、弘文館。《舊唐書·職官志》載弘文館有楷書手三十人、史館楷書手三十五人、崇文館書手二人。開元年間的《唐六典》亦載：秘書省有楷書手八十人、弘文館有楷書手二十五人。S.2278題記“專當典並寫麟台楷書令史臣徐元處”，寫麟台也是一專門的抄書機構，而“楷書令史”便是專職人員，《唐六典》卷八：“先置楷書手，今改為令史。”據史載，貞觀元年有從“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中選拔出來入弘文館內學書的。

另外，官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長安宮廷寫經。如高宗鹹亨二年至儀鳳二年門下、秘書二省及弘文館書手所抄《法華經》、《金剛經》等，紙質細膩考究，書跡謹嚴優美，如S.513、P.3278、BD.14490，敦煌大約有三十餘件。所以總體來說，唐代寫經受官方主導的力量就比南北朝時期強大許多。

二、雕版法帖

宋代以後，雕版盛行，書籍不待傳抄，為國史一大變，南北朝隋唐大規模的鈔經抄書現象也就為之一遏。

書法史也就因此而不再有經生抄卷抄本這類材料了。

可是，很少人注意到：雕版印刷仍是跟書法大有關係的，刻本也是重要書法史資料。

第一大宗就是剛剛提到過的《淳化閣帖》這種。把歷代名家書跡通過刻石與雕版之綜合手段流傳出去。

淳化閣帖之後，主要的法帖有以下這些：

《絳帖》：北宋潘師旦於皇祐、嘉祐間所刻。以《閣帖》增減而成。因刻於山西絳州，故稱。今以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明末涿州馮銓舊藏本為善。

《大觀帖》：北宋大觀三年徽宗下詔鐫刻。雖和《淳化閣帖》內容相同，但摹勒謹嚴，鐫刻精工，又多改正《閣帖》錯誤，故為世所重。

《汝帖》：北宋大觀三年州守王寀據《閣帖》並雜以他帖輯刻於汝州，收錄歷代名家法書七十七家，另作者不明法書二十三種。古刻僅存，究屬可實，現藏上海博物館。

《雁塔題名帖》：宋宣和二年柳瑊搜拓慈恩寺雁塔唐人題名，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鼎帖》：又稱《武陵帖》，宋紹興十一年郡守張斛擇取《淳化閣帖》合《潭》《絳》《臨江》《汝》等諸帖刻于武陵（屬鼎州）郡，藏上海圖書館。

《蘭亭序帖》：宋刻叢帖，北宋末刻於越州，共六卷。以《汝帖》為基礎，並摹勒墨蹟和石本而成。

《宋高宗刻米元章帖》：南宋高宗趙構於紹興十一年彙集米芾書跡摹勒于石，刻成十卷，是米芾個人作品輯刻最早的。

《東坡蘇公帖》：也稱《西樓蘇帖》，汪應辰於南宋幹道年間以蘇軾墨蹟刻石于成都，是蘇軾書法集帖。內容為詩、文、信函。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五冊，北京市文物公司藏一冊。

《群玉堂帖》：南宋韓侂胄以其家藏墨蹟於嘉泰末、開禧前摹刻而成，十卷中大半輯刻宋代名賢如蘇軾、黃庭堅、米芾書。選擇精嚴，摹刻精工，是南宋名帖。目前美國安思遠藏僧懷素《千字文》、故宮博物院藏三種、吉林省博物館藏一冊（蘇帖）、上海圖書館藏第八卷殘冊。

《鬱孤台法帖》：南宋紹定元年聶子述以已藏墨蹟摹刻於贛州，今有上海圖書館藏兩殘冊，主要為蘇軾、黃庭堅書跡。宋刻宋拓。

《鳳墅帖》：南宋曾宏父在嘉熙、淳祐間所刻。收集了曾氏所見到的幾乎宋代全部著名人物的墨蹟，刻工精細，現藏上海圖書館。

《忠義堂帖》：唐顏真卿書，多屬精本和稀見之本。浙江省博物館藏宋拓孤本。

《澄清堂帖》：南宋嘉定年間刻。由王羲之、王獻之至蘇軾，分藏故宮博物院和中國歷史博物館。

《英光堂帖》：南宋紹定二年至六年嶽珂以其家藏米芾墨蹟摹刻於潤州。香港中文大學藏第三卷及故宮博物院藏四殘冊，均是宋刻宋拓本。

《寶晉齋法帖》：南宋曹之格於寶祐二年至鹹淳五年所刻。寶晉齋原是米芾齋名，米芾曾將其所藏謝安、王羲之、王獻之真跡摹刻入石。現藏上海圖書館。

《姑孰帖》：南宋淳熙年間楊倓、洪邁等刻于當塗郡齋。

《松桂堂帖》：南宋淳熙十五年米巨窓刻于盧山。以上兩種宋帖今藏故宮博物院。

《樂善堂帖》：元趙孟頫門生顧信摹勒，今藏國家圖書館。

《姑孰帖》：清初出土宋石原刻清拓本。

《松桂堂帖》：宋刻宋拓本。

《樂善堂帖》：元刻明拓本。

《真賞齋帖》：故宮博物院藏，嘉靖元年無錫華夏編，章簡甫鐫刻。

《停雲館帖》：嘉靖十六至三十九年文征明集，其子文彭、文嘉摹。

《余清齋法帖、續帖》：萬曆二十四至四十二年休甯吳廷輯刻。

《戲鴻堂法書》：萬曆三十一年華亭董其昌輯。以上三帖今藏國家圖書館。

《鬱岡齋墨妙帖》：明萬曆三十九年金壇王肯堂編，管駟卿鐫刻。

《快雪堂法書》：清代馮銓摹集，五卷。所收自魏鐘繇、晉王羲之至元趙孟緁為止，首列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故名。

《秋碧堂法書》：梁清標摹鐫，八卷，分別藏於故宮博物院和國家圖書館。

《禦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所收自魏晉至晚明凡一百三十五家、三家四十帖。規模最為宏大，今藏國家圖書館。

其他還有許多，例如明代還翻刻了不少《淳化閣帖》之外的其他宋代匯帖，加《絳帖》《大觀帖》《星鳳樓帖》《秘閣續帖》等；也有以明內府收藏宋拓本為底本翻刻的肅潘《肅府淳化閣帖》；另一些斷代法帖和個人法帖，如《晴山堂帖》《寶翰齋國朝書法》《舊雨軒藏帖》《澄觀堂帖》等是專集明人墨蹟的。《雪浪齋帖》《晚香堂帖》《古香齋帖》等，則是匯刻蘇軾、蔡襄墨蹟的。這些均不能細說，但由這麼龐大的法帖目錄，讀者諸君當可明白書法與雕版印刷關係之一斑。

三、書法寫刻

其他一般刻本也同樣與書法大有關係。別小看這些刻本，它們本來就是根據書手寫的字來刻的。

書手首先要寫樣。在抄寫樣稿的薄紙上畫好直格，每一直格內用虛線畫上一條中線，俗稱“花格”，由書手在薄紙上寫出樣稿，寫好後，校對一遍。錯誤之處用刀裁下來，另貼一片白紙，重新正確寫。

寫好後上版，也稱上樣。在打磨光滑的木板上刷一層稀漿糊，將樣稿有字的一面向下，用平口的棕毛刷把樣稿刷貼到木板上。

然後開始刻。刻前先用指尖蘸水少許，在樣稿背後輕搓，把紙背的纖維搓掉，使寫在樣稿上的字清晰得如同直接寫在木板上一樣，然後開始刻。

刻時用刻刀把版面空白部分向下刻出一定的深度並剔除，使版面上有墨蹟的字線條向上，凸起成為浮雕，一般稱為“凸版”。

因此刻書和刻碑基本是一樣的，碑刻進去，是凹版；書則是凸版。兩者都顯示著書跡。

宋代以顏體最為流行。官私文書，大抵均用顏字。一是時代尊崇，二是顏體結構方整，點畫分明，工匠刊刻也最方便。《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三《宋本六臣注文選》提要即雲：“是書不載刊刻年月，而大小字皆有顏平原法。按明董其昌跋顏真卿書《送劉太沖序》後有‘宋四家書派皆宗魯公’之語，則知北宋人學書競習顏體，故摹刻者亦以此相尚。其鐫手於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洵能不負佳書。至於紙質如玉，墨光如漆，無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為上品。”

目前所見宋版書，北宋、南宋，浙本、建本（閩本）、蜀本皆以顏體為主，間有歐、柳二家。明謝肇淛《五雜俎》：“凡宋刻有肥瘦兩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即指此。

歐體多見於浙江刻本，仿《九成宮醴泉銘》，後受風氣影響，亦漸有顏字筆意。

浙江本之所以多歐體字，是因唐文宗刻《開成石經》，就用歐體，石晉時改用雕版印《十二經》，經文卻仍根據《開成石經》，以後北宋監本繼承石晉以來舊監本的傳統，而又多送至杭州刊版，故宋代浙本仍是歐體。不過雖然是歐體，前後又微有不同，前期稍肥，後期轉瘦，如廖瑩中家刻本韓、柳集，則不僅瘦，而且清勁。

建本初近于顏真卿《多寶塔碑》。其後一樣有變化。如北宋刻《福州藏》，字大墨濃，書體凝厚大氣；至南宋初期建本，則有瘦金體之風，筆劃瘦勁，橫筆直筆一樣粗細，有歐體風格。南宋中期以後，又演變為一種新樣的顏體字，正文大字橫細直粗，注文小字仍是舊式風格，橫直一樣粗細。

蜀刻本傳世較少，然不僅有早晚之別，又有大字小字之分。早期如北宋所刻《開寶藏》，字體方正，純乎顏體。南宋，大字本沿襲顏字，但不同於建坊本的橫細直粗，逐漸新創造出一種筆勢撇捺都長而瘦硬的字體來，顏體中羼入了柳體筆意。而小字本則點畫古拙，風格不同。

四、元明書法的版本學

元代，最顯著的特點：一是黑口，二是趙孟頫體（或稱吳興體）。

所謂黑口，起於南宋，在書頁版心上魚尾之上、下魚尾之下，各加一條短線，以便於折疊。此黑線連屬魚尾，或稱之為“象鼻”。不加黑線者，則稱之為“白口”。

浙本白口居多，間有細黑口，魚尾則幾乎都是黑魚尾，或單或雙。建本則承南宋餘脈，先是細黑口，後漸變為大黑口。

趙孟頫字，元世最為流行，或純以趙體書寫，或在歐體顏體柳體的基礎上參以趙體筆意。間架和點畫，更覺流動靈活，典雅秀麗。故清人徐康《前塵夢影錄》卷下曾說：“昔在申江書肆，得《黃文獻公集》二十二卷，狹行細字，筆筆趙體……。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於困學、康裡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楊、張、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

元版書多屬竹紙，比宋紙稍黑；間用皮紙，極薄而粗黃。黃是染色。也有用白麻紙、白棉紙的，紙堅白而極薄，很受推崇。如《前塵夢影錄》卷下即謂：“元刻之精者不下宋本。曩在申江，見元《馬石田集》十二冊，其紙潔白如玉而又堅韌，真宋紙元印。”

明版可分為三個時期：初期因仍元朝風氣，多為趙體字黑口，紙多用白棉紙。中期，又稱為嘉靖本，翻刻宋本十分流行，特徵是白口歐字、字體方正嚴謹，也多用白棉紙。後期的明本又稱萬曆本。魚龍混雜，精良之作雖不多但卻常有內容稀見的珍罕本，其特徵是多用黃色竹紙，字體橫輕豎重。

五、書印用紙

紙的問題很複雜，書家也都離不開紙、重視紙，東坡《孫莘老寄墨四首》詩：“溪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黃山谷《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詩：“古田小箋惠我百，信知溪翁能解玉。”元費著《蜀箋譜》：“今天下皆以木膚為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箋紙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元朱庭玉《行香子·寄情》曲：“會語應難，修書問候，鋪玉版寫銀鉤，寄與嬌羞。”講的都是玉版紙，主要是供寫字的，得到了皆喜不自勝。

可是紙有很多種，山谷《求範子默染鴉青紙二首》之一：“學似貧家老破除，古今迷忘失三餘。極知鵠白非新得，漫染鴉青襲舊書。”講的鴉青紙，主要就不是供書畫的。鴉青，又稱青藤紙、碧楮紙，多以青藤為之，質厚，以靛藍染之，顏色深，故除非泥金了去寫，大抵只做書衣。

供印書的紙，早期以麻紙棉紙為多，後期重連史紙開化紙，宣紙內常伴有稻草，發墨渲染雖佳，印刷卻易糊字，故以竹紙藤紙為好。

而這些雕版印刷的書，情況其實與南北朝隋唐經生寫卷一樣，只不過那是寫而未刻，這是寫了又刻了，不能說那些有書法史書法藝術上的價值，這個就沒有。

這其中本來就有一部分是直接表現書法的，目的是展示書藝，所以常與一般刻書體不同。標題、牌記、序文、題辭多如此，例如書題：明汪廷訥刻環翠堂樂府本《出像種玉記》，字體大方。明末遠心堂複印本《遵生八箋》之書題，則是明代隸書的一種體勢，可與宋克等人之隸法合參。

明末金陵唐錦池刻步月樓印本《新雕重校增釋麻衣相法》頗近柳法，元日新堂刻本《地理秘要龍穴明圖》便近于顏書之俗體。清道光十年泥活字《繹史釋遺》又顯然與當時篆書金石書法復興之趨勢有關，題用篆字。至於同治十一年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他自己寫的題識更是鮮明的個人書法風格，吳昌碩題書名的大鶴山人校本《清真集》亦可看出書家墨瀋之狀。諸如此類者甚多。

牌記，如宋元豐八年福州東禪等覺院刻《崇甯萬壽大藏經》、《元官刻大藏經》、元至正十六年劉氏日新堂刻《韻府群玉》、元元統二年梅溪書院刻本《韻府群玉》等，其牌記均與正文書體不同，旨在表現書法的書寫性。

序跋則如明成化五年《鐵崖先生古樂府》前面張雨的序，後面章琬的跋，都極能見著作者之筆勢。或明刻本汪士賢輯《曹子建集》的李夢陽序、明嘉靖十一年《老子道德經河上公注》前面的禦制序等也都可觀。明成化十年《楚山和尚住同安投子禪寺語錄》的趙珗序則屬於明代隸書的風格。明嘉靖六年司禮監本《大學衍義》前之禦序、萬曆刻《古今印選》的序亦都可以見書藝。

另就是題詞，如清乾隆五十九年刻《迦陵先生填詞圖》便有朱彝尊和梁清標的題詞，梁序類似題識而書跡宛然。

還有一大類更能體現書籍跟書法之關係的是金石、書畫、箋墨之書。

如《宣和博古圖》《金石錄》《長安獲古編》《集古錄》之類，是著錄或摹識金石的，這其中對金石文字的摹寫就不可忽視。

書畫譜則如《歷代名公畫譜》的文字部分，或《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之類。墨譜硯譜則如《程氏墨譜》《西清硯譜》等，書法與筆墨紙硯的關係，在這類書上最能體現了，而且極其有趣，充分顯示了古代文人書家“游於藝”之性質，值得關注。

六、綜合藝術

以上這些，都是刻雕梓板而較用力表現書藝的；其他一般印板似乎偏於印刷體，未以書藝為重。而實又不然。

宋代以後，最直接表現書手技藝的，乃是抄本稿本，這是不消說的，名家抄本稿本尤其可稱為書法史之劇跡。但一般人可能沒注意到抄本與刻本之間互動、互相影響之情況。

有些抄本，除非手觸目驗，只看照片，你一定會以為是刻本，某些刻本則極像手抄。如北京國圖所藏元大德三年廣信書院刻《稼軒長短句》、元至正刻《梅花百詠》、萬曆三十四年李銓前書樓刻《藏說小萃》十一種、順治刻本《直隸真定府賦役全書》、康熙四十六年揚州詩局刻《全唐詩》、康熙四十七年刻本陳廷敬《午亭文編》、乾隆道光同治間福建刻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百三十七種等都是。

原因是刻工精細，完美地體現了書手的書寫狀態，因此看起來與抄本幾乎無別。而康熙刻本《晚村先生家訓真跡》這種書旨在留真，當然更與墨蹟相近了。

反之就是抄本像刻本的，如北京國圖藏宋淳熙十三年內府寫本《洪範政鑒》十二卷、元抄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明穴硯齋抄本《蘆蒲筆記》十卷、清初錢曾述古堂影宋抄本《杜工部集》二十卷、清季振宜稿本《唐詩》七百十七卷、乾隆間顧慶圻抄宋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一卷、清劉氏嘉蔭簃抄翁樹培撰《嘉蔭簃古泉隨筆》八卷、道光四年黃氏士禮居影宋抄本唐代李中《碧雲集》三卷、清翁心存《知止齋遺集》不分卷、清海虞瞿氏恬裕齋抄本《考古編》十卷、清釋就堂抄《元詩體要》十四卷、清朱墨抄本《昭代簫韶》二十卷等等。

這是因為讀書人久讀刻本，熟悉刻本之格式與字體，因而自寫稿本或抄件時，很自然地就仿若刻本了。

特別之處，更在於一些我們認為的印刷體，例如所謂的宋體字，橫輕豎直，直橫末尾呈三角形，原本是在刻書過程中形成的，我們常以為沒人會這麼寫。但金農刻書乃至他寫的金農體書法，其中一種其實就仿宋體字。試比較明隆慶元年戚繼光以宋體字刻的宋人《文苑英華》和金農自刻的《冬心先生自度曲》《冬心先生續集》即可明白此點。

比金農更接近宋體印刷字的，是康熙抄本《順天府志》，抄本而全然宋體，足見刻本形制對寫手之影響。

此點看起來奇怪，而其實一點也不！因為雕版本來就要靠寫手先寫了才能據以刻板，所以會刻成什麼樣，必然是因寫手先寫成了什麼樣。因此他們平時書寫時寫宋體字之類印刷體，不唯不困難，反而是最正常的。

只不過，這些關係常被研究書法的朋友所忽略，所以我稍作點提醒。紙是如此，筆、硯、墨、印可以類推。

書法，大家常孤立地看，殊不知它是一門綜合藝術，不只體現著作者個人的一切性氣素養，也關係到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紙墨書籍等等。願這小文能予有心人一些啟發。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並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