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與救國團–當信任崩解時」

最近有兩個案例令人憂心政府正在帶頭破壞社會信任，當信任崩解後，整體社會將會付出巨大成本，也將會遲滯台灣未來發展腳步。

第一個案例是台灣高等法院針對｢太陽花事件」更一審宣判，魏揚等七人公訴不受理確定；第二個案例則是，黨產會指控救國團透過占用、借用方式先拿下，再變成承租或買下，還有以「更名」方式取得房地資產。

這兩個案例雖然看似毫不相干，但事實上都指向一個政治上一個核心問題：｢信任」。現代憲政民主思想起源的社會契約論，基本上主張「國家」乃一群生活在缺乏政治權威的「自然狀態」的人們，因為受不了沒有政府、法律的諸多不便或危險才自願組成的。換言之，人們是為了想過更好的生活，才想到必須集體放下手上用來自保的各種武器或資源，進入一個有政府的社會。國家統治下的人們對政府存有一個必須善盡守法的「政治義務」，政府也必須提供相應的保障，也就是通常會寫入憲法當中的「根本權利」。西方當前的所有民主理論，基本理據皆源於此。而連結放棄權利的｢人民」以及取得權力的｢政府」最重要的連結就是｢信任」。

從第一個案例太陽花事件來說，魏揚等人所宣稱的「抵抗權」或「公民不服從」均為我國憲法或法律所未明文規定的概念，要件及行使時機為何，都缺乏嚴謹定義，罪刑法定主義是政府與人民間基本的信任關係，如果法令所明定的罪刑都能夠用「抵抗權」或「公民不服從」輕易排除，人民與政府間的信任如何確立？當這樣的信任關係不存在，是否任何人、任何團體都可以藉由「抵抗權」或「公民不服從」攻擊官署？

而第二個案例在｢信任」的問題是更嚴重的挑戰，黨產會指控救國團透過占用、借用方式先拿下，再變成承租或買下，還有以「更名」方式取得房地資產；救國團喊冤強調早期救國團因未具法人資格當年是「借名登記」，方式將所有權人登記為中華民國，後來取得法人資格後，這些都有行政院及財政部的公函為證。如果｢現在政府」否定的｢過去政府」的判決與認定，｢未來政府」可否也否定｢現在政府」的判決呢？法律的另一個信任準則｢信賴保護原則」如果蕩然無存，人民如何能信任政府？黨產會19日將針對救國團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召開聽證會，我們期待聽證會後或許有轉圜餘地。

現代代議民主制中，「代理」的本質是一種信託關係，信任才是最重要的精神要素，以上兩個案例顯示政府正在破壞與人民間的信任，在普遍公信力不足、朝野互信不足、公私部門互信不足、人際間互信不足、且個人意志凌駕制度之可信度情況下，人民與政府互動將會提高｢交易成本」，如：找門路關係、賄絡、抗爭，人民與政府為因應這些問題將疲於奔命，因此如何重建社會互信才是代理關係得以在我國蓬勃發展的關鍵，或許我們可以期待19日救國團聽證會後能否改變這樣的信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