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新一代 對華戰略操盤手的思想素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更為複雜的國際環境下，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也面臨嚴峻挑戰。由於當時美國軍方、情報部門以及行政部門之間協調不暢、內鬥嚴重，美國總統亟須一套更為合理的政策協調機制來應對新的挑戰，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安會”）便應運而生。

國安會是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的一部分，依據美國1947年《國家安全法》成立，其職能是“協助總統整合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內政、外交和軍事政策，使軍方和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在國家安全事務上更有效地合作”。

自國安會成立之日起，它便成為總統行政辦公室處理國家安全事務的最重要機制。儘管每一屆政府的國安會都或多或少存在弊病，但在美國複雜的決策機制下，國安會這一政策協調機制為各機構的整合與總統的政策制定貢獻頗多。因此，觀察國安會核心成員的構成，分析他們在外交領域發表的言論及其背後的成因，就成為洞悉美國外交決策的視窗。

在對華戰略上，這一屆國安會成員有一套較為系統的主張，即強調組建對華“價值觀聯盟”，並特別重視在信息技術和新興科技領域的對華競爭。

上述觀點主要來自拜登國安會中的四名成員，分別是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中國事務高級主管蘿拉·羅森柏格（Laura Rosenberger）、中國事務主管杜如松（Rush Doshi）和朱利安·格維茲（Julian Gewirtz）。

本文將探討這四名成員對華決策的思想來源，分析白宮新一代國家安全幕僚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 印太戰略規劃師坎貝爾

拜登政府設立印太政策高級協調員職位，並任命庫爾特·坎貝爾充當該角色。庫爾特·坎貝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學士，在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葉里溫大學獲得音樂和政治哲學結業證書，在牛津布拉塞諾斯學院獲得馬歇爾獎學金，並獲國際關係博士學位。

坎貝爾的戰略思想主要受兩個人的影響。

首先是吉姆·斯坦伯格，坎貝爾稱讚他是“這一代偉大的戰略思想家和實踐者之一”。斯坦伯格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第十任院長，在坎貝爾就任助理國務卿期間，斯坦伯格擔任副國務卿。

斯坦伯格在擔任副國務卿期間提出用“戰略保證”一詞描述中美關係，暗示美國應該向中國做出保證，“歡迎中國崛起”，同時中國也應向美國及周邊鄰國保證，中國的崛起不會與它們的利益相衝突。

在承認中國戰略地位的基礎上，以非對抗形式與中國展開博弈，是坎貝爾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一點無疑受到了斯坦伯格的影響。

另一位對坎貝爾戰略思想有重大影響的是邁克·格林，坎貝爾稱格林是他在亞洲問題上“最初的導師”。

格林是美國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是喬治城大學的亞洲研究主任和現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主席，曾擔任國防部亞太事務辦公室的高級顧問、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安全問題高級研究員、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管。格林曾指出，儘管日印關係受到各種阻礙，但中國的崛起將促使兩國形成更加緊密的同盟，這有助於實現亞洲的戰略均衡。

格林認為，美國應通過美日印三國正式戰略對話以及軍事演習，促成日印之間更緊密的合作，並表明自身對改善包括中國在內的印太地區各大國關係的興趣。

在亞太地區以結盟方式應對中國，並將印度拉入這一結盟體系，將亞太同盟擴展為印太同盟，也是坎貝爾的重要戰略主張，而這一主張明顯受到了格林的啟發。

在白宮任職經歷上，坎貝爾曾先後擔任國防部負責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副助理部長、國安會辦公室主任、負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總統副特別顧問、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以及海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海軍作戰司令部特別情報組軍官。

在2009年至2013年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時，坎貝爾提出了著名的“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持續佔據領導地位的必要性。坎貝爾之所以提出這一戰略，一方面是出於對布希政府在中東和南亞地區耗費大量資源的不滿，另一方面是他認為美國以往的對華“接觸”（engagement）戰略——通過深化與中國的商業、外交和文化紐帶，來推動中國的內部轉型——並沒有奏效。

坎貝爾在其2016年的著作《轉向：美國亞洲方略的未來》中詳細闡釋了他的“轉向亞洲”戰略。所謂“轉向”或“轉軸”，是指美國對東方外交政策的轉變，其內涵可簡要概括為兩方面：一是對東亞地區作為“21世紀全球最具活力地區”的認可；二是認為美國應當將戰略重心轉向這一地區，維持該地區的戰略均衡，進而發掘該地區的巨大創新潛力，以此振興美國經濟。

認可亞洲地區的重要性，並將戰略重心轉移至此，坎貝爾“轉向亞洲”思想的兩方面內容直接體現在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奧巴馬在2011年11月17日於澳大利亞下議院的演講中指出，世界經濟形勢在金融危機後發生重大變化，21世紀是亞太時代，美國需要把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拜登政府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並重新起用坎貝爾，為構建印太“維也納體系”運籌帷幄。

▍“80後”執行天團

拜登政府在國安會新設中國事務高級主管，並任命蘿拉·羅森柏格擔任負責人。羅森柏格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社會學、心理學、婦女研究學士，美國大學國際和平與衝突解決碩士。

羅森柏格的觀點形成於她在奧巴馬政府任職期間。她曾擔任奧巴馬國安會中國與朝鮮事務主管，負責美國對華和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協調。在希拉蕊2016年競選總統時，羅森柏格擔任其競選團隊的外交政策顧問。

在此期間，她關注到了俄羅斯利用互聯網干預美國大選。2017年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提出“民主保障聯盟”倡議，旨在阻止外部力量對美國政治的干預。羅森柏格擔任該倡議主管，在研究開展過程中將“外部力量威脅”的關注焦點從俄羅斯延伸到中國。

國安會中國事務主管杜如松是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學士，並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科學與政府管理的博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校社會學教授、亞洲研究專家吉伯特·羅茲曼的亞洲地緣政治學課程，為杜如松“提供了最初的火花”。

杜如松在哈佛大學就讀政治科學與政府管理博士期間，政府學系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是他的論文指導老師之一，其對華戰略思想也對杜如松影響頗深。

江憶恩曾指出，中美在安全領域對對方持有的基本信念將影響雙邊關係。較為強硬的美國本土民粹派對中國表現出非常低的信任度，主張對華採取更強硬的經濟和軍事政策，但對干涉中國內政的興趣並不大。如果美國本土民粹勢力掌握權力，中美兩國在安全和經濟領域可能會有更多衝突，但也會更少有人支持美國強行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在杜如松這一批中國事務專家看來，干預中國內政以促使其內部轉型的努力已經失敗，因而不妨從外部以結盟方式應對中國，而這一觀念可以從江憶恩的研究中找到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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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杜如松還曾在雲南大學做過國際關係方面的訪學生，並在此期間對中印關係進行了一整年的研究，主要工作是翻譯材料、用普通話進行採訪、參加學術會議，以及參與普通話授課的國際關係研究生課程。

杜如松扎實的中文訓練也讓他在寫作《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一書時可以充分利用過去幾十年中國共產黨黨內檔、黨內領導人回憶錄等豐富的中文原始資料。

這本著作描繪了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採取的外交戰略，用“韜光養晦”“積極有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中國外交戰略上的三次轉向，並指出隨著各國民粹主義的崛起，以及中國的全球發展，中國正逐漸取代美國在東亞地區和全球秩序中的霸權地位。

杜如松對美國喪失霸權地位並被中國取代的憂慮，最終體現在他為美國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議中。

杜如松等人在新美國中心發佈的一份題為“迎接中國的挑戰：提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競爭力”的報告中，建議由美國建立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秩序，在這一秩序下，存在一支能夠在整個地區運作並遵循國際法的軍隊；美國公司能夠優先進入市場，並受益於最新的技術標準、投資規則和貿易協定；美國能有效參與地區事務和該地區的國際組織；能夠在開放的資訊環境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背景下傳播民主和個人自由。

杜如松還建議道，美國應該鼓勵印太國家間建立新的軍事與情報合作關係，並進一步鞏固那些由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關係網絡，為以美國為中心、以盟國為“輻條”的區域聯盟體系套上一個“輪胎”。

國安會另一位元中國事務主管朱利安·格維茲雖然是一位年輕學者，但他關於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看法越來越得到拜登政府內部的尊重。格維茲曾在哈佛大學獲得本科學位，在牛津大學獲得中國現代史博士學位。格維茲的中國研究背景讓他得以完成《不可能的夥伴：中國改革者、西方經濟學家與全球化中國的形成》一書。

該書梳理了1976年到1993年中國國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爭論，以及國內外經濟學家圍繞中國改革的討論。格維茲在書中指出，中國在對外開放和吸收西方經濟學成果後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將這一時期的經濟奇跡主要歸功於執政黨的領導，並未著重強調“向西方學習”的功勞。

格維茲認為，這一較為矛盾的態度反映了中國與西方關係的複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來的中西方關係埋下隱患。格維茲從經濟思想史維度觀察中國的方法，受教於他在哈佛大學就讀期間的老師艾瑪·羅斯柴爾德，後者為其提供了經濟思想史的指導。

艾瑪·羅斯柴爾德是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英國羅斯柴爾德銀行家族的成員，擔任羅斯柴爾德檔案館的託管人，該檔案館是倫敦研究羅斯柴爾德家族歷史的國際中心。

在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分析中發現中國的特殊性以及中西方關係的複雜性，進而避免單邊和冒進的對華戰略，這一思路也主導了格維茲後續為美國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議。

格維茲敏銳地觀察到中國正在採取一系列不同於以往的對外經濟戰略，包括“中國製造2025”、構建國內大循環、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實現對外經貿關係多元化等，以減少對美國的技術與貿易依賴，並建構一套完整的技術生態系統。

對此，格維茲建議美國在盟友的合作下，在經濟領域加強參與和改革國際組織，減少供應鏈關鍵領域對華依賴。但這並不代表美國要重複特朗普時代的單邊策略，格維茲仍然建議中美之間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防止核擴散等領域保持合作，但前提是中國必須遵守美國所認可的“遊戲規則”。

▍拜登涉華國安團隊的特點和問題

拜登政府正在完善對華政策團隊，搭建起老中青的組合：坎貝爾有資歷，可以充當規劃和協調者；羅森柏格也有充分的政府工作經歷，可以起到承上啟下作用；杜如松和格維茲作為新生代的代表，有熱情和幹勁。

此外，老中青三代人也代表了美國政壇所謂的建制派的主流觀點，在他們的背後還有一大批與他們觀點相同的官員、學者和研究人員。

就老一代成員坎貝爾而言，他的思想背景與江憶恩等老一輩中國事務專家較為接近。他們都成長於冷戰時期，中國的形象在他們的眼中經歷了數次變化，中美兩國關係既有處於敵對陣營的時期，也有處於友好合作的時期，而他們也見證了中國從曾經積貧積弱到改革開放後快速成長的全過程。

杜如松和格維茲等新生代都在教育或工作過程中受到過老一輩“中國通”的指導。雖然兩代人的成長背景截然不同，但有坎貝爾這樣的老一代成員坐陣，有助於整個團隊汲取美國過往的對華戰略思想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前後連貫性。

就杜如松、格維茲等新生代成員而言，他們成長於冷戰結束後初期國際格局“一超多強”的時代，既親歷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在全球各領域絕對主導的“榮光”，又目睹了中國國力的迅速增長和美國霸權地位的相對消減。

因此，新一代成員更願意視中國為美國的競爭者和挑戰者，對美國重返國際舞臺中央的希冀和對華憂慮的情緒在他們這裡是相互交織的，這也構成了新一代美國鷹派思考對華戰略的情感基礎。

成長背景的不同，也決定了新一代成員在對華策略上與老一輩有所區別，他們的策略更加兼具現實主義和強硬姿態。他們不再像前輩們那樣寄希望於通過軟實力實現中國國內體制演變，而是在承認美國出現衰退與中國構成挑戰的基礎上，放棄“美國優先”思維與冒進的對華強硬手段。

他們主張強化盟友陣營，通過各種結盟手段來全方位制衡中國，同時又不完全排除中美之間合作的可能性，最終目的是讓美國重新回歸霸權地位。

他們對傳統美國力量和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信心，也是他們提出的對華政策的重要基礎，他們希望美國能夠以更積極的行動全方位地展現其強大實力，以實現對中國的威懾。此外，新一代成員關注的重點也已經不再是傳統的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問題，而是轉向對新興技術領域的爭奪戰。

上述成員都在奧巴馬時期進入白宮任職，也都在智庫和私人部門工作過，因此與私人部門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合作關係。然而，隱患也正源於此。

第一個問題是團隊成員的同質性問題。有分析人士指出，拜登的外交與國家安全團隊成員長期在一起工作，形成了彼此相似的思路，這限制了他們產生新想法。

第二個問題是，這些成員常年從事參謀或智庫工作，從未擔任過獨立決策者。有人質疑，這些“常年順著華盛頓的調子行事的外交政策精英們”是否有能力應對一個“野心勃勃”的中國。

第三個問題涉及公私部門之間的界限。有分析人士認為，這個外交與安全團隊可能因其小團體特徵或私人部門背景而存在潛在的利益衝突，他們的公共服務和私人利益活動之間的界限模糊。這些顧問和分析師出身的成員往往依賴擁有既得利益的大公司的捐助，很難擺脫對這些大公司的“恐懼或偏袒”，他們的那些靈活而富有創造力的對華策略恐怕難以順利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