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魯迅的《阿金》

雜文《阿金》的第一句，便是“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文中還重複了“討厭她”與“最討厭阿金”。究竟為什麼最討厭？是因為她是個愛胡鬧的姨娘（女傭），鬧得周遭雞犬不寧，致使魯迅先生無法安心寫作？表面上似乎是這樣，但事實上決不然。

《阿金》的寓意深刻，發人深省，例如魯迅寫道：“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但我們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國人，被打得頭破血出，固然不成問題，即使死了，開同鄉會、打電報也都沒有用的，——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阿金敢於胡作亂為，完全不把別人放在眼裡，魯迅也不例外，顯然依仗租界主人的勢力。

在1930年代的上海，曾出現“華人與狗不准進入”的告示牌。租界內洋人專橫跋扈，司空見慣，文章多少也折射一些，如說“但那洋人就奔出來了，用腳向各人亂踢，她們這才逃散，會議也收了場。這踢的效力，大約保存了五六夜”。因此，凡是依仗外國勢力者，不論是文人墨客，還是買辦管家，魯迅先生都最厭惡、憎恨。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何“最討厭阿金”了。

阿金遭解雇之後，魯迅“還討厭她，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在鄰近鬧嚷一下當然不會成這麼深仇重怨，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搖動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這段話也頗值得玩味、深思，至少肯定了“鬧嚷”不是“最討厭”的主因。

另一關鍵性句子：“以後總要少管閒事，要煉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炸彈落於側而身不移”。這話與其說提醒自己明哲保身，不如說諷刺當權者要他“少管閒事”，閉嘴封筆，以落實當年的“文化剿匪”！

（<注>1934年1月《汗血》月刊第2卷為“文化剿匪專號”）

與此同時，“軍事剿匪”正在進行中，　所以文章內提及“炸彈”、“巷戰”、“戰爭”、“和平”，或許也彈出了弦外之音，暗示要讀者關心國共內戰，使得南京當權者感到不爽、不安呢！

儘管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附記中，說《阿金》“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不料報刊檢查老爺的鼻子，比狗的還靈敏呢，自能嗅出言外之異味來。

魯迅告訴我們：1934年“《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裡去了。……。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看了杠子，有幾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且介亭雜文》附記）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是《附記》篇的結束語，可謂寓意深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