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有限公司

龔鵬程教授：您好。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亞洲有兩種方式，一是中國、韓國、新加坡、土耳其這類改革舊體制，走向現代化的；二是日本、泰國、馬來西亞這類保留皇室的。非洲的情況，似乎是酋長制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相結合。2018年，您編輯了一本名為《習俗的政治:當代非洲的酋長制、資本和國家》的書，內容是關於非洲的酋長制。正如您在書的開頭提到的那樣，社會學家曾自信地預測，非洲的族長制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然而，此時此刻的未來，卻證明並非如此。為什麼社會學家如此肯定地認為酋長制會消失，又是什麼原因使酋長制一直存在於非洲?

讓·科馬婁夫教授：龔教授，您好。在自由主義歐洲版本的世界史中，無論是流行的還是學術的，都傾向于認為現代民主政府的出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原始的政治制度進化到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前者在非西方社會的“傳統權威”政權中仍然很明顯。這種發展的願景，在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中得到了最明確的闡述，該理論借鑒了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思想，提出了一個從現代系統逐步過渡到現代國家的模型: 神聖會世俗化、習俗會化為法律、世襲角色會讓位於選舉職位、部落情感會讓位于公民理性。

正如經常被指出的那樣，現代化理論支持的是一種過於籠統的、理想化的轉型願景，而不是基於經驗，對關於社會制度變化中的不平衡進行論述。然而，儘管受到批評，這一願景的總體主旨代表了歐洲的常識。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存在。

殖民主義的人類學家對二十世紀非洲社會的描述，再現了現代化理論的許多假設: 據說這些社會由傳統酋長統治，他們的世襲地位因宗教和習俗而得到加強。殖民政權聲稱要培養一種文明使命，在這種使命中，基督教啟蒙、教育和雇傭勞工將引領非洲人進入現代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使酋長制等制度過時。

但歷史卻走了另一條路。殖民者培育的採掘性經濟依賴於廉價的、種族化的勞動力，他們聲稱“土著”是落後的，仍然受傳統權威的束縛。殖民統治者實際上加強了這些權威的權力，將他們確立為“間接統治”的代理人，利用他們招募工人，徵稅，並讓他們的臣民服從。

事實上，通過這樣的潛在“現代化”倡議，實際上是在複製傳統。在後殖民時代，隨著本土身份的重新確立，傳統統治者繼續在傳統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龔鵬程教授：2012年，您出版了《來自南半球的理論:或者，歐美如何向非洲發展》一書。從何種意義上來說，歐美正在向非洲發展?

讓·科馬婁夫教授：這個標題有幾分“半開玩笑”，但也只是部分玩笑。它旨在打破那種假定現代性“首先發生在歐洲，然後是其他地方”的進化思維。這當然不是在暗示今天的“歐洲文明”將處境惡化，向頑固地未能實現“現代化”的非洲大陸倒退。

我們認為，歐美國家和南半球國家都陷入了同樣的世界歷史進程，比如全球化、放鬆管制和市場化等。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國家都變得越來越相似，但南半球往往比北半球更早感受到全球影響。

這在歷史和地緣政治上都有充分的理由，很大程度上與殖民主義的遺產有關。因此，曾經的邊緣地帶正在成為新前沿，在這裡，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流動資本可以找到監管最低的區域來轉移其業務;在這裡，民主被威權主義和/或技術官僚削弱，而資本主義繁榮。在這裡，工業製造業為自己開闢了成本效益更高的場所。

在這裡，靈活的非正規經濟也長期蓬勃發展，在2008年和新冠肺炎之後，也已成為北半球的“新常態”。在南半球，當代資本的“先進”之處在於正在嘗試新的法律和監管形式、更密集的提取和積累模式以及新型智慧財產權。

簡而言之，地球上一些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現在位於南方，這也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驅動力。印度和非洲等地的年輕人口處於新興市場的前沿。新的亞非貿易和發展東西軸線正在取代新殖民主義的南北軸線，改變了公認的全球核心和邊緣地區的地理格局。

而且，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北方現在正在發展以前與後/殖民世界相關的特徵：經濟增長下降、勞動力市場不安全、工資下降、中產階級脆弱、種族衝突、基礎設施衰落、國家衰弱、選舉有爭議、和財閥政府。

我們開始看到美國的公共知識份子出版諸如《第三世界美國》（赫芬頓）之類的書籍。這並不意味著現代性“演變”的空間邏輯被顛倒了；但資本主義運作規模的變化打亂了北方壟斷全球財富生產和傳播世界文明從歐洲演進的霸權觀點的能力。

龔鵬程教授：最近您編撰了《種族、商品、企業》一書。您所說的種族合併和商品化，分別指的是什麼？您能舉一些例子嗎?

讓·科馬婁夫教授：“種族”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術語，但很難被準確定義。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發現這是個很模糊的概念，與階級或親屬關係不同，它被賦予了主觀信仰和身份。

儘管如此，當文化與原始聯繫相遇時，種族通常蘊含了各種在世的存在，它已日益成為現代世界晚期一個重要的社會類別。作為一種根植於集體認同的根深蒂固的情感，人們為此而戰，有時甚至準備為之而犧牲。直到最近，關於種族的關鍵分析辯論，在於它是否源於“原始”——甚至是遺傳——身份，還是共同歷史和環境下的產物。

在《民族有限公司》一書中，我和約翰·科馬羅夫（John Comaroff）認為，在20世紀末的世界各地，我們一直在見證文化身份的產生和意識的轉變。

這源于民族認同和文化製品與市場力量的日益聯繫，以及民族群體傾向於將他們共同擁有的物質和非物質遺產視為一種集體所有、共同財產的形式。雖然民族商品在過去經常被推銷，但它們越來越被視為品牌商品，如Shipibo薩滿療法、Me-Wuk美洲原住民賭場賭博、斐濟水、科伊桑茶或祖魯珠飾。

這種轉變涉及兩個相互關聯的過程:身份的整合和文化的商品化。

第一個，是指那些出售其文化身份的人傾向於將自己轉變為一種或另一種財產控股公司的事實。第二個，是文化的商品化:民族習俗和產品成為具有交換價值的物品，旨在喚起消費者的欲望。

然而，民族商品是奇怪的存在：它們可能越來越多地被出售，但很少被輕易地異化。民族商品行銷與身份意識是相輔相成的：文化產品通常不會因為出售而被貶值，而對於出售它們的人來說，文化製品的價值往往因以下事實而提高——它們不再是邊緣化的標誌，而是被視為民族藝術。

   龔鵬程教授：您在 60 年代種族隔離時期在南非開普敦大學學習人類學。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長大，對您的職業生涯和人類學家的工作有何影響？

讓·科馬婁夫教授：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長大，深刻地影響了我的生活和工作。

我的父母出生在南非，1930 年代曾在英國工作，並在歐洲度過了二戰——我的父親在英國陸軍醫療隊任職，我的母親在倫敦大轟炸期間在倫敦擔任社會工作者。

1940年代末，他們回到了我長大的南非，在 1948 年國民黨選舉和種族隔離正式出現之前，定居在伊麗沙伯港（現在的 Gqeberha）。

他們有著自由主義的政治觀點，而我的母親，一名家庭主婦，對隨後加劇的的種族不平等深感不安。她和伊麗沙伯港的一群婦女與非洲同行合作，在所謂的城市邊緣鄉鎮中解決黑人兒童的需求。她讓我意識到種族隔離對日常生活的潛在影響，從空間政治和學校課程，再到勞動力市場和預期壽命等方方面面。她還使我意識到非洲語言和文化的活力，以及黑人教會和非洲民族主義抵抗的堅韌力量。

在開普敦大學，人類學家莫妮卡·威爾遜(Monica Wilson)等導師加強了這種這種宣傳。她在東開普省的非洲人口中長大，是一位傳教士的女兒。在這所白人專設的學院裡，她是為數不多的幾位學者之一，挑戰絕大多數教學中以歐洲為中心的焦點，並向學生灌輸了對豐富的非洲中心知識的強烈尊重。她堅信他們將南非多數人口的世界理解為對征服的反應，並讓我去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在那裡我從事南非克理奧爾化的非洲教會的研究——以《聖經》為解放福音為中心。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並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中國孔子博物館名譽館長、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