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x巴特｜還有權威性公共知識份子嗎？

龔鵬程教授：您好。您曾分析過，薩特等“權威性公共知識份子”在談論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時，並非以專業知識的角度出發，而是依靠他們的特權和精英訓練，以及出於道德層面的勇氣來探討。直到後來“專業性公共知識份子”出現，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和專業知識進行政治干預，似乎正在引領這種發展走向實用主義。如今，專家受到某些媒體、政治家和部分公眾的廣泛質疑。您認為權威性公共知識份子會再次出現嗎？

派特裡克·巴特教授：龔教授，您好。您說得沒錯，在《存在主義的時刻》中，我認為在 20 世紀的進程中，專業性公共知識份子逐漸取代了權威性公共知識份子。此外，我試圖表明，在過去幾十年見證了嵌入式公共知識份子的出現：後者對他們的觀眾採取了更加平等的立場。

然而，回想起來，我對最新交流方式上的技術變革，以及這些改變對於知識生活上的影響沒有足夠的關注。

簡而言之，數位技術日益重要的存在意義導致了新形式知識份子參與的出現：也意味著這些參與更加情緒化和短暫。我曾經指導的兩位博士生Ehab Shanti 和 Eliran Bar-El 正在對這一新現象進行非常有趣的研究。回到你的問題，我不認為社交媒體和相關技術會使權威公共知識份子的回歸成為可能。

那些知識份子，過去常常從制度關係和階級特權中獲得合法性，他們將自己定位為某種超然的存在——採用“無處可見的觀點”。看看 Ehab 和 Eliran 的作品，我得出的結論是，隨著新社交媒體和名人時代的到來，機構支持和階級歸屬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現在重要的是有多少人分享你的推文或 YouTube 視頻，而這取決於您如何設法與觀眾進行情感互動（無論是通過引發憤怒、悲傷還是大笑）。

龔鵬程教授：人們可能會爭辯說，科學家不應該使用修辭，基於論點或證據的優點，修辭可能會阻礙思想的進步。您認為知識份子使用最廣泛的修辭方法是什麼？修辭在哪些研究學科中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您認為應該做些什麼來限制修辭的使用程度嗎？

派特裡克·巴特教授：當然，正如您的問題所暗示的那樣，將修辭的使用視為與科學分析自動對立是錯誤的。幾年前，我和Marcus Morgan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我們指出知識份子干預的力量和壽命在很大程度上總是依賴於各種表演和修辭手段。

Jeffrey Alexander 和其他文化社會學家也提出了類似的立場。現在，我和Marcus的論點也適用於科學干預。

當然，科學家們經常將自己定位為反對修辭，含蓄地將自己定義為不受修辭的影響。這種自我定位隱含著這樣一種觀點:修辭是一種欺騙的形式——一個歷史上根深蒂固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圖，而對我來說，它只是一個實現科學交流的必要工具。科學家們通過說服的語言相互遊說，也說服更廣泛的公眾。

我不會說某些學科比其他學科更依賴修辭，他們只是使用不同的修辭手段。例如，經濟學家和數學家重視簡約和簡明；當然，這本身就是一種修辭手段，但有趣的是，它與修辭相反。並且，這並不是要破壞經濟學——使用這種修辭並沒有任何壞處。

我也不會縱容在某些社會研究中過度使用意識形態，以及在道德層面上隨之而來的嘩眾取寵，這確實也是一種修辭形式，但往往只會結束對話，而不是打開對話。

龔鵬程教授：中國古代也有知識份子。因此，自1940年代以來，在中國文化中，尤其是在港臺地區，“士”被翻譯為“知識份子”，作為一種被追求的理想人格。因此，知識份子研究在中國也非常流行。然而，近二十年來，由於政府與知識界的不和，“公共知識份子”已成為一個經常被批評或嘲笑的負面詞彙。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派特裡克·巴特教授：對我來說很有趣的是，它與法語語境中的“知識份子”一詞有一些相似之處。這個詞最早出現在 19 世紀後期的德雷福斯事件背景下，當時反德雷福斯的人嘲笑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是“知識份子”，意味著他們是外行，沒有專業知識(當中很少是法律事務專家)就廣泛的問題發表意見(例如，司法)。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詞最初具有負面含義，但很快德雷福斯支持者就接受了這個詞，並給予它一個積極的含義。

從那時起，法國的“知識份子”與進步的、共和的價值觀聯繫在一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國家和機構。在20 世紀的進程中，法國知識份子通常將自己定位為反對國家，甚至反對一般權威的人。

龔鵬程教授：您認為社會科學哲學與精密科學或生命科學哲學有何不同？社會科學哲學與精密科學或生命科學的哲學是否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還是在緩慢地向精確科學或生命科學發展？

派特裡克·巴特教授：在我的《社會科學哲學；對於實用主義》一書中，我試圖論證並確定了建立不同類型的科學研究之間的共同點並不是特別有成效。我們越細探科學研究，我們就越會被該領域下的大量實踐所震撼。相反，一個更有效的問題是問我們想要實現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社會科學哲學家經常（含蓄地）假設社會探究的主要目標是解釋社會領域。這是一個可能的目標。還有許多其他目標可以引導我們的研究，包括我所說的自我理解（或者我粗略地稱為“自我參照的知識獲取”）特別重要。

事實上，突破性的研究使我們能夠重新考慮我們共同的、根深蒂固的預設。這適用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例如，在社會科學中，馬克思鼓勵我們批判性地反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和自由的虛幻本質；佛洛德質疑單一自我和自我控制的概念；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啟蒙運動提出了新觀點，認為它有可能產生反效果。這裡的關鍵，在於我們在集體自我理解上的重要轉變。

當然，充滿解釋性的模式和描述常常伴隨著這些新的視角，但它們與普通科學的區別在於，它們迫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核心假設。Marcus Morgan在他令人注目的著作《實用人文主義》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