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總理」段祺瑞

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的四年間，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相繼擔任大總統，而段祺瑞始終是北京政府的實際操控者，直到1920年因直皖戰爭失敗而下野。1922年5月初，直系曹錕、吳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擊敗奉軍，從此獨自控制北京政府。於是同年6月，曹、吳以「法統重光」的名義逼退徐世昌，迎黎元洪復任總統。此後剛滿一年，曹錕就迫使黎元洪去職，並以賄選的方式繼任，於1923年雙十節就位。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大將馮玉祥臨時倒戈，投靠奉系張作霖，發動北京政變（又稱甲子兵變），曹錕被軟禁於中南海延慶樓，從此北京政府改歸奉系主導。張作霖、馮玉祥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決計成立臨時執政府。

1924年11月22日，隱居天津的段祺瑞往赴北京，兩日後就任臨時執政，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1926年3月發生「大沽口事件」，八國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同月18日，北京各高校學生集會遊行，示威抗議。有學生在臨時執政府遭軍警殺害，釀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雖無實權，當時也並不在政府辦公，對槍殺學生一事毫不知情，但畢竟身為元首，難辭其咎，因此在群情激憤下成為眾矢之的。4月9日，馮玉祥部下鹿鐘麟發動政變，包圍臨時執政府，段祺瑞稍後下野，回到天津，臨時執政府從此解散。

段祺瑞晚年精進修佛，也喜吟詠，自號「正道老人」，先後刊印了《正道居感世集》、《正道居感世續集》、《正道居詩》、《正道居詩續集》，最後合為《正道居集》，這幾部集子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老期刊、老報紙中，也能找到不少段祺瑞的詩文。但《感世集》只收了七、八篇而已，加上續集也不到十篇。文集名為「感世」，因此平常的應酬文字都不會收進去，只選錄那些他認為有益於世道民心的作品。《正道居集》裡收錄的詩文大抵都有這樣的感世主題。

文集中第一篇題為〈聖賢英雄異同論〉，其背景很有意思︰段祺瑞在擔任執政期間，自己以此題先寫了一篇，並在《甲寅》週刊上登出徵文廣告，誰拔頭籌就獎一千大洋，後來著名的文字學家唐蘭，當時便得過獎金。在段祺瑞看來，聖賢與英雄有甚麼不同呢？他在文中談到歷朝歷代那些英雄、聖賢，從秦皇、漢武歷數至成吉思汗，然後筆鋒一轉──整個歐亞大陸幾乎都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打遍了，但蒙古帝國最後如何？還不是一樣灰飛煙滅！原來他是要勸告世人，要立志做聖賢，不要只做英雄。段祺瑞這番話，其實是特意說給那些軍閥聽的（也許還有現身說法之意）。所以他這篇〈聖賢英雄異同論〉的感世動機，既有感於世界，也希望這世界有所感悟。

段祺瑞《正道居集》原版函套（左）及筆者主編之《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書影

段祺瑞到了晚年，尤其是當上臨時執政後，跟徐世昌的境況一樣，都是名義元首，並無實權，故而開始寫詩作文。像〈孔道鳴〉，內容全是對孔子的歌頌。還有〈儒釋異同論〉，大致上在講小乘跟大乘的相輔相成︰儒學是關注當世的，而佛學不僅把當世包進去，而更進一步談死亡、來世，所以儒和釋是可以水乳交融的。這般儒佛合一，已經有點人間佛教的意味了。

段祺瑞也喜歡以五言古體的形式來評古論今，篇幅往往頗長。例如他在過世前不久寫的〈策國篇〉，表達自己對這個國家未來的想法。又如段祺瑞早年留學德國，正因得到合肥前輩李鴻章的青睞，因此段氏終身感恩不盡。他晚年所寫〈先賢詠〉一首，詳細敘寫李鴻章的生平，茲節錄與甲午戰爭相關的一段如下：

甲午敗於日，失不盡在公。

寅僚不相能，未除芥蒂胸。

力言戰不可，樞府不相容。

已籌三千萬，意在添艨艟。

不圖柄政者，偏作林園供。

海軍突相遇，交綏首大同。

損傷相伯仲，幾難判拙工。

策畫設盡用，我力已倍充。

勝負究誰屬，準情自明通。

及至論成敗，集矢于厥躬。

透過對慈禧的腐敗、朋黨的傾軋、敵軍的強勢，乃至戰敗後李鴻章一人受過之狀的陳述，表達了深切的同情與感慨。此外，還有作品回憶自己早年從君的情況，如〈旅大游〉一首︰

重來四十年，不禁悲與傷。

子徵鎮金州，薌林旅順王。

魯卿繼其後，毅軍屯其傍。

甲午一戰後，相率去不遑。

旅大俄所租，專橫恃力強。

比鄰偏鬥狠，促之走彷徨。

不及十年間，幾度荊棘場。

白骨塚如山，表彰有一坊。

當時豪傑士，已盡還北邙。

榮華浮雲去，大夢若黃粱。

詩中說到自己四十年前是一個小兵，日俄戰爭期間到旅順、大連來守衛疆土。轉眼四十年過去，旅大變成了日本殖民地，日本人卻把這片原屬中國的土地建設得很不錯，實在令人感嘆。那麼，廣大國人在視日為敵的同時，是否也應該以敵為師？總而觀之，段氏詩文風格質樸，一如其人，卻無疑是民國史家罕見的研究資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在華北的特務首腦土肥原賢二有鑑於段氏的北洋餘威，曾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訪，遊說他出任傀儡政權首領。段氏雖然經濟環境不佳，卻始終不為所動。蔣介石少時就讀保定軍官學校，正值段祺瑞擔任校長，兩人有師生之誼。為免夜長夢多，蔣於1933年1月19日派特使帶着親筆信往赴天津，敦請段氏南下「共商國是」。段祺瑞欣然同意，於1月22日清晨乘火車抵達南京，蔣介石命令少將以上軍官全部着戎裝迎接。在歡迎晚宴上，段祺瑞發表演說，申明抗日立場：「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這番演說引起了熱烈掌聲。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於上海，享年七十二，臨終前留下著名的「八勿遺囑」：

余年已七十有餘，一朝怛化，揆諸生寄死歸之理，一切無所縈懷，惟我瞻四方，蹙國萬里，民窮財盡，實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徙薪之謀，國人或不盡省記，今則本識途之驗，為將死之鳴，願我國人靜聽而力行焉！則余雖死猶生，九原瞑目矣。國雖微弱，必有復興直道，亦至簡單：

勿因我見，而輕啟政爭，

勿尚空談，而不顧實踐，

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

勿信過激之說，而自搖邦本。

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

治家者，勿棄固有之禮教；

求學者，勿騖時尚之紛華。

此八勿，以應萬有，所謂自力更生者在此，轉弱為強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產，後人宜體我樂道安貧之意，喪葬力崇節簡，殮以居士服，毋以葷腥饋祭。此囑。

段祺瑞以軍人身份掌政，而個性古肅、不苟言笑，生活簡樸，人稱「六不總理」――亦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雖其在位期間不少舉措至今仍具有爭議，但隨着時間的沈澱，世人必能以更公允的態度看待這位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