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籍教授記憶中的廣西大學往事〈下〉

永州鄉村的奇異婚俗

　　1930年，28歲的蘇薌雨在北平，與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畢業生的薛世芳喜結連理，薛世芳出生于河北磁縣一個望族家庭。抗戰爆發後，薛氏一族逃難到湖南永州暫居，蘇薌雨在桂林穩定下來後，就去鄰省將家眷接到桂林來。在永州鄉下，領教了當地奇異的婚俗。他在回憶錄裡記載了這段趣聞。

　　我在桂林留下之後，有時到湖南永州，探視岳家與家眷。路程是從桂林乘湘桂鐵路的火車到冷水灘車站，然後改乘小舟沿江到永州。後來岳家搬到距城三十餘裡的博愛鄉（今湖南省永州市雙牌縣平福頭鄉）一家進士第裡，來往更是不便。

　　進士第的房子很多，面積非常大，好多進的房子，一進去便走不出來。鄉下的風俗非常特別，進鄰居拜會朋友，要站著，不要坐下，一坐下主人便端四盤點心出來招待。

　　更特別的，鄉下實行哭婚，姑娘要出嫁的時候，在一個月前就有人哭，婚期越近，哭的人越多，人頭越重要出嫁那天，一家大小，全部啼哭，一面哭，一面唱。母親哭哭啼啼地接新娘進轎，轎抬出門又拉回來，如是三進三退，才有長者出面勸阻，於是始放行，而婚禮告成。

由博愛鄉回桂林，前一天要步行到永州，第二天清早六時乘小舟，下午五時左右抵達冷水灘，晚十一時左右搭快車，第三天六時左右到達桂林，來往非常不便，我終於將岳家大小和自己的太太、女孩遷移到桂林來。[2]

蘇薌雨一家人在桂林，先是住在市區內的龍江大樓，後來搬到六合路，“住的房子是廣播電臺方台長的，一所不講究的洋房，我們住一半，廣東聞人戰時任交通部會養甫先生的令弟曾憲立醫師家住了一半。

　　假如每天由桂林搭廣西大學的交通車到校上課，下午回桂林，時間太浪費，我還在良豐校園教員宿舍要了一間房子，平時住在學校，週末才回桂林。”[2]

與歐陽予倩合作戲劇

　　1938年，應馬君武邀請，戲劇家歐陽予倩來到桂林開展桂劇改革，通過戲劇活動動員民眾、支持抗戰。蘇薌雨與夫人薛世芳，為了教導學生，也探索以戲劇形式豐富學生文化生活，與歐陽予倩結下了一段話劇緣。在話劇演出時，還發生了一樁“女兒抗議爸爸挨打”的趣事：

　　1942年，香港淪陷，不少青年來桂林就學，港風吹進來，學生的生活逐漸奢侈起來，於是蘇廳長便向廣西大學借調我擔任省立醫學院的訓導主任，期限一年至兩年。我來醫學院擔任訓導主任，太太擔任女生指導員，提出了“撲滅港風”的口號，不准男學生穿西裝，台不准女學生覺頭髮和穿高跟鞋，氣不准男女靠肩膀走路，違者不經會議，立刻予以記過處分。

　　這些辦法當時雖然行得通，但為怕壓抑學生們的情緒，又想出疏導的辦法，每學期舉行音樂會運動會、遊藝會等，以發洩他們的情緒。

　　記得有一次開遊藝會，學生演一齣話劇，教職員也演一齣，教職員演的這一出，由廣西省立藝術館長歐陽予倩先生當導演，我當男主角，由省政府會計室的一位雷小姐當女主角。

　　因為這出劇，請了藝術館長當導演，又請了漂亮的雷小姐當女主角，而院內的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和總務主任也都登臺了，映動一時，座無虛席。在閉幕前，男主角被女主角批一個耳光，我的女孩子在看臺上看了爸爸被打，竟大聲喊:“為什麼打我爸爸?”全場哄堂大笑。

在各種集會，學生們必須穿出他們的西裝，女生們可以燙頭髮，穿出她們的高跟鞋，這樣子使他們被壓抑的情緒有發洩的機會。

與巨贊法師同游金田村

巨贊法師(1908—1984）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領袖之一。1940年應廣西佛教會理事長道安法師之邀，抵達桂林，出任廣西佛教會秘書長，並擔任月牙山寺的住持。1942年，法師又應邀到桂平西山龍華寺任住持，一面弘傳佛教，一面仍從事抗日活動。巨贊學識頗豐，在桂林期間與文化、教育界人士多有交往，蘇薌雨亦是法師的友人之一。巨贊到桂平後，便邀請蘇教授到桂平遊覽。

　　1943年暑假期間，應了巨贊法師之約，我和廣西大學的萬仲文教授與閻宗琳教授，游了貴平縣太平天國洪秀全起義的金田村，先從桂林到貴平縣的龍華寺落腳。龍華寺是巨贊法師當主持的，他是江蘇人，另外還有兩位法師，一位是廣東人，一位是東北人，一位是東北人，三位都是外省人。

　　在龍華寺停留了幾天，再到金田村洪秀全的住址，已變成了土坡，有一條小河貫穿其間，而周圍全是稻田。金田村的人都是客家，只有到金田村的路上，有一村是福建人，講閩南話，很是奇怪。

　　由金田村再回龍華寺，又逗留了許多日子，這時候，我太太正懷著小孩，法師說求個簽吧，看是生男是生女?我把整個籤筒拿在手中搖，搖了好久，未見簽跳出來，圓明法師建議，換一個姿勢吧，照辦之後一簽跳出來，簽語的首句“寶劍出盒耀光明”，第二句是“在盒絲毫不惹塵”。

到了多天，太太要生了，由醫學院的宿舍進入產房，護士要我進去，我覺得准是男的，何必進去？突然間呱地一聲，嬰兒生出來了，我在外面聽喚是男的。為紀念龍華寺的簽，我的兒子取名為劍明。[2]

隨廣西大學疏散

　　1944年5月19日，轟轟烈烈的“西南劇展”拉下帷幕，桂林市區的戲劇熱潮尚未消退，日軍第11集團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8個師、1個飛行團和海軍一部，共20余萬人，以攻佔湘桂鐵路（衡陽—來賓）為目標，向長沙、衡陽地區進攻。

據當時的廣西省立藝術館官員易瓊講述：桂林吃緊的消息來得異常突然，那是由於長沙戰事急轉直下的影響。頭三天，桂林的表演單位，如劇團，歌詠隊等，還積極的籌備到湘北去慰勞國軍；桂林的一切反納粹電影、詩歌朗誦會、時事座談會、街頭演劇，群眾們仍然非常踴躍。詩歌朗誦會的門票，沒有一次不是老早就賣完了，後來的聽眾情願花錢站著聽，他們的要求是：“只要允許我們進來就成！”他們常常是由很遠的地方趕來的。新中國劇社的《怒吼吧，桂林！》（即《保衛大西南》）頭一天夜裡仍舊是賣個“客滿”。但當他們演到第三幕時，就已知道明晨非疏散劇社的婦孺到柳州不可！一般居民在那一刻兒還沒有弄得明白，他們絕沒有想到：這麼一個熱鬧的桂林，只有兩三天的存在了！[8]

　　大疏散！

　　米粉擔子變成行李挑子，疏散，疏散，逃難，逃難。為什麼要放棄家園逃難？寧毀家園，不做亡國奴——這就是桂林，一座英雄城市的性格。

桂林告急。為保護學校財產和師生安全，學校決定疏散學生，校本部向西南遷移。這時，李運華校長離校他去，臨危之際，張先辰總務長擔負起了學校撤離疏散的重任。

蘇薌雨一家人也融入了大撤退的人潮中——偏偏這個時候，薛世芳還懷孕了 。

　　1944年的秋天，桂林情勢緊張，各校開始疏散，岳家遷入四川，我隨醫學院的同仁到了柳州，沿柳江溯流而上，疏散到院長葉培先生的家鄉融縣。後來廣西大學師師生經過融縣，要疏散到貴州榕江（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轄縣），我回到廣西大學，和眷屬隨廣西大學的團體到榕江。坐小舟沿柳江而上，越到上游水越淺，船用繩子由船夫在岸上拖，有時還是走不動，船上的人非下河幫著抬不可，這樣子，經過了一個月，好容易到達距榕江二十裡的都江（今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東北都江鎮）的時候，看見了了河邊停了二十餘條船，船上的人都上了岸，都在發呆，說是敵騎已到了獨山，離榕江不遠了。大家都感到進無路，退不得，老天真是絕人。

晚上九點多鐘，縣政府傳來消息，說敵人由獨山撤走，數百人才放了心，第二天安全到達榕江了。[2]

 榕江歲月

歷經數月的輾轉跋涉，部分師生和設備搬遷到了貴州省榕江縣，並于當年12月在榕江恢復上課。榕江地處偏僻，物資匱乏，師生們雖然生活艱苦，仍堅持正常教學。

在晚年蘇薌雨的記憶中，榕江歲月最難忘懷的是與當地苗族同胞相處的點點滴滴。

　　榕江是貴州省的苗區，城市靠河，城區住的是漢人，郊外全是苗族，文化落後，昔時王陽明曾調動六省兵馬，平定苗亂，其大本營即設在榕江。據《榕江縣誌》記載，有陽明學院，但只有院址，沒有房子了。縣誌有一篇王陽明的“告諸生”，開頭說“士貴乎立志，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街之馬，將不知伊于胡底耶”，是訓勉讀書人的良言。

　　榕江有一所中學，廣西大學即借中學的教室上課。學校的設備簡陋，不能容多少人，因此，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都租民房居住，而民房的建築，據說是防苗人的搶劫，每家幾道門，有如一小城，房間只開了一個小窗戶，陽光進不去，白天在房子裡面，兩個人彼此見不到面。居民好吃大煙，到處是煙戶。至於飲食，三餐離不開辣椒，據說辣椒可以去瘴氣，每遇宴客的時候，一大碗辣椒粉放在菜肴中間，什麼菜都得沾辣椒才進口。

　　大學選到這裡，因為太偏僻，經費匯款不到，學校發不出薪水，教職員同仁迫不得已，上至校長，下至雇員，在馬路上擺攤子，變賣家私，以維生活。購買者都是苗人，家底用的零細和小孩的服裝，最受他們的歡迎。

　　在苗區，鬥牛是一種大典，三年舉行一次。鬥牛時間在農作物收割之後，選定來往方便的地點。每鄉都養有專用于鬥的牛。鬥牛那一天，牛灌酒，披上鎧甲，鄉人以鑼送至鬥牛場，牛到齊了，安排鬥的程式。兩隻牛鬥的時候，雙方的人在旁邊呐喊助威，有時候，助威的人打起來，兩邊混戰，比鬥牛還要熱鬧。因為鬥牛是大典，苗人不論遠近，都前來參加，女人則艷裝，一身帶的全是銀器，光耀奪目。鬥牛的結果，贏的一方是無上榮光，揚眉吐氣，輸的一方則是無比的恥辱，垂頭喪氣。

在鬥牛場，賣的是生牛肉，生牛肉切成一片一片，盛在碗裡，苗人爭相購食，這是我最看不慣的地方。[2]

　　事實上，當時廣西大學避難進入邊區榕江，並不完全是一種災難。雖然當地教育設施簡陋，教職員工生活艱苦，學生學習生活諸多不便，人心不安，這些都難免影響到一些教學和學習品質，但避難和戰時教育的困難無疑錘煉了師生們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的精神以及格外珍惜戰火中難得的受教育機會，以至於學生學習異常認直。學校因地制宜展開教學，各種經濟調查和社會民族民俗考察的田野活動競相展開，學生能夠參加和親自體驗這些田野考察活動，直接受到現場教育或體驗教育，習得田野考察的實學實用知識。

　　例如，歷史教授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除了平時講課外，還組織了黔南邊民考察團，帶領學生到榕江縣南邊的大有鄉（後稱計畫鄉） 一帶考察當地苗族人的教育現狀及其生活習俗，以讓學生現場瞭解當地苗族人的生活現狀。[9]

　　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天

　　1945年春，中國軍隊向日軍發動大反攻，到7月28日，隨著廣西省城桂林光復，廣西全省境內的日寇都被清除殆盡，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於綻放曙光。消息傳到榕江，廣西大學師生無不歡欣。歷史教授黃現璠先生回憶：

10日晚，我在租賃房中聽聞街上燃放鞭炮，出門一看，見廣西大學一些師生員工遊行至中河街，叫來一位學生一問，得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蘇等國發出乞降照會，聽後十分興奮。正當大家高興歡慶之時，不料次日天災降臨，傾盆大雨肆虐縣城，連續下了兩晝夜。8月13日深夜至14日淩晨，山洪暴發，水流如注； 14日上午八時左右，洪峰湧到，灌入榕江縣城內，很快形成一片汪洋，城裡城外，盡成澤地。[9]

榕江舊稱古州，位於湘黔桂三省結合部中心地帶，縣域有大小河流67條，山區雨量充沛，雨季易發洪水。據1999年《榕江縣誌》記載：民國三十四年（1945）8月13日，全縣遭受百年一遇特大洪災，古州、車江項成澤國，公私房屋俱遭毀損，毀壞農田82750畝，損失公（軍）糧大米 3662 . 8噸，民糧784 噸，溺死、失蹤 90 餘人，經濟損失數以億計。是月，縣長蔡正中動用一批公糧、公鹽賑濟災民。[10]

　　蘇薌雨一家成為這場洪災中的受害者，遭遇到生平最大的苦難。

　　 1945年八月十三日，即是日軍投降的前一天，榕江忽然大雨，山洪暴發，全城淹沒在水裡面，有如汪，洋。我們住在河邊街，一家比較富有的樓房，是三層的建築。晚九點鐘，水到第一層樓，十二點多鐘水到第二層樓，黎明時水到第三層樓，我們遂打破房頂的瓦，越城牆進入城裡，城裡的水也已經過膝蓋了，到處找救生船，到北門時，水已到頸部，幸虧在北門城門左邊找到一條船，劃到了一個山頭，在那裡避難.入夜，看到一片汪洋。

在山頭度了一夜，第二天水退了，泥土過膝，帶著太太和一男一女，回到家裡來。這時候，榕江城裡的房子全塌了，河邊的房子大都流光了，我們住的房子，房子裡面床桌等東倒西歪，充滿了泥土，而本地的住民也都是散了。我們把桌子和椅子洗擦乾淨，以便有容身 之地，隔了一天，才有苗人前來賣米，買了米煮稀飯充饑，每人每餐只能喝一碗粥，肚子餓，腰酸得不能走路，這種苦痛，有生以來未曾遭遇過。

我到河邊取水，摔倒傷了腳，細菌跑進去，腳腫起來，行走不便。這場大水災，廣西大學的員生幸虧沒有傷亡的，大家平安，學生個別坐船退回廣西的融縣，再由融縣個別坐船退回柳州，住鷓鴣江軍隊的營房。有的人暫時住鷓鴣江，有的人就回桂林了。在融縣的長安鎮，我住入縣立醫院動手術治腳傷，太太則生產，事後才雇船回柳州，是從榕江回來的最後一條船。[2]

遺憾的是，薛世芳女士腹中這個孩子沒能保住。

廢墟中重建校園

抗戰勝利了，蝕骨的痛楚伴隨著桂林城、桂林人。時人如斯描述光復後的桂林城：

桂林大撤退，執行焦土抗戰政策最澈底，五十萬市民全部撤出，三十四年夏，我軍克復桂林，看哪，桂林城百分九十九的房屋，都燒光了。到處斷垣殘壁，若非奇特壯美的山水作證，誰能相信這是桂林。桂林，桂林，大悲壯，大勇武！[11]

假如你現在來桂林——這裡是寂寞的古塚。現在的桂林人口雖然也有十萬左右，但除了市中心區行人以外，稍微偏僻的接到就冷靜得好似古塚。房屋雖從廢墟上建立起來，聳立的並不是高樓，在生活壓榨下的桂林人，能夠粗造一間遮風避雨的竹瓦房子一間花盡心血。街道的兩旁還有許多燒不盡的梁頭斷牆顫顫巍巍的立著，行人走過，總要側目，生怕會倒下來。[12]

1945年8月，學校遷回廣西。因桂林良豐校舍在戰火中被毀，學校暫棲柳州鷓鴣江前第十六集團軍的婦孺工讀學校。歷經磨難的蘇薌雨教授回到桂林，參與重建校園工作，進城那一瞬間，他被戰後廢墟震驚了：

這時候，桂林太殘破了，城市的房子完整沒有破損的，只有三十幾家。廣西大學良豐的校舍，西林公園裡面的房子還好，園外的工學院全破壞了。

所幸桂林郊外將軍橋有一所經濟部創辦的電工廠，房舍很寬敞，沒有大破壞，廣西大學回桂林來之後，一部分在將軍橋，一部分在良豐。[2]

學校經請示教育部，決定在桂林將軍橋和良豐重建。一面新建、修復校舍，一面租用廠房恢復上課。這時候，蘇薌雨又接到一項新任務。

化解“返梧運動”

廣西大學的“返梧運動”是由於學校當局不關心學生，從貴州遷回廣西途中遇上大水，淹死了6個學生，途中又病死了1個；到柳洲後，臨時校址的生活條件和學習環境都不好，學生要求遷回梧洲蝶山老校址。[13]

蘇薌雨親歷了這個事件，毛遂自薦赴梧州說服學生返桂複課，期間不幸染疾，當年參加戲劇活動的經歷為他化解了病痛。

　　廣西大學原來在桂南梧州成立，後來遷桂林。抗戰勝利後，桂南人爭取大學遷回梧州，所以學生自榕江回來之後就紛紛下梧州去了，住在梧州中學禮堂，而教職員仍然住在桂林。教育部雖然屢次命令學生回桂林，毫無結果。最後撤換李運華校長，改派陳劍脩先生繼任。

　　陳校長是江西人，其岳父田某是廣西人，和李宗仁同時據任師長，是廣西軍界的老人。陳校長由重慶飛到柳州，晚上和我在柳州馬路踱來踱去，講到參謀總長白崇禧和教育部長朱家驊兩氏商定，學生如不返桂林，大學即予以解散，他之擔任校長負有這種特別任務，陳校長同時約請我擔任大學總務長。

　　我聽到這番話，心情很沉重，對他毛遂自薦，願意到梧州帶學生回來。我自信在學生中有聲望，到梧州可以達成任務的。陳校長雖然懷疑我的能力，但只有答應。

　　我到了梧州，住國華旅館，不幸，背上長疾，不能走動，到省立醫院治療；恰巧外科的護士長張小姐以前在廣西醫學院附屬病院當護士，跟我合演過話劇的，她看到我，非常高興，非常招呼我，使我的背疾，一周之內就復原了。

　　我在梧州跟學生們接觸，他們對我非常客氣，但是態度很堅決，不肯返桂林，經過無數次的磋商，學生們的態度逐漸軟化，終於同意返桂林，雇用幾十條的船，浩浩蕩蕩的回來桂林，結束了所謂西大學生的返梧運動。

大學在將軍橋和良豐兩地分開上課，良豐收容農、法兩學院和一年級的學生，將軍橋收容文、工兩院的學生，以將軍橋為大學的本部，良豐為分部。我擔任一年級主任兼分部副主任，駐在良豐。從此以後，外省籍的教授都紛紛離開桂林回其家鄉去了。[2]

返回故里

1946年6月間，蘇薌雨忽然接到臺灣新竹家鄉的信，說他的哥哥患氣喘病不治辭世，母親悲傷，要他回臺灣我接到此信，想到母親已是七十幾歲的高齡，蘇薌雨歸心如箭，向校長提出辭職，乘飛機到香港，候輪回到臺灣。

青年時代，蘇薌雨在日本留學時的專業是現代心理學，此後，終身以哲學和心理學為終身研究課題，被譽為臺灣心理學的拓荒者。

夫人薛世芳出生于河北磁縣望族，她伯父是前清舉人，父親是秀才夫。與蘇薌雨結婚後，隨先生之遷徙而東奔西走，一方面協助先生，一方面處理家務，可謂夫唱婦隨，相得益彰。育有四女一子，長女建文——就是在劇場內抗議爸爸“挨打”事件那個小女孩，後來以美國夏威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畢業，女承父業，成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在廣西生下的長子劍明，海洋學院畢業，後來做了泰興工程顧問公司機械工程師。[14]

[1] 圖書館人物志, 第 1 卷.[M].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 2003:49.

[2] 祖國廿五年回憶錄//蘇薌雨,洪炎秋, 葉榮鐘.三友集.[M].臺北:中央書局.1979:31—39.

[3] 廣西通志：廣播電視志.[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45117.

[4] 廣西通志教育志.[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451.

[5] 謝東閔先生全集第2卷.[M].臺北:國史館.2004:104-105.

[6] 周少左.如沐春風集: 謝求生先生的故事.[M].臺灣新生報，.1978.37-38.

[7] 老虎岳父//心理學拓荒者：蘇薌雨.[o].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

[8] 易瓊.勝利前後//晚晴文存.[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991.

[9] 甘文傑、甘文豪、甘金山記錄整理.黃現璠口述.[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10] 榕江縣誌.[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9.

[11]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9：500自然第520.

[12] 韋富倫。給懷念桂林的人們——這裡是寂寞的古塚.[N].香港天文臺報.1946年3月30日:4 .

[13] 馬純愈.解放戰爭時期廣西的學生運動//解放戰爭時期學生運動論文集.[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282.

[14]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 14 卷.[M].臺北:國史館.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