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和平統一的最新構想

〈本報特別報導〉本篇文章， 由旅美學者楊力宇教授撰寫 。四十年前，他與鄧小平對談，整篇文章，可以看出鄧小平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期許和拆解辦法。時到今天，仍有很多參考的價值！

鄧小平說：一、不派員；二、立法權獨立；三、司法權獨立；四、保有外事權；五、可使用特有旗幟及「中國台灣」的稱號。

（1983年）6月26日中共領袖鄧小平在北京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話兩小時。討論的重點是中國的統一問題。作者應本刊之請，撰寫此文，介紹鄧小平提出的中共對和平統一的最新構想。有關鄧小平對中國其他問題的看法，作者已另撰短文，分別在海內外中英文報刊發表。本文是作者根據記憶及筆記撰寫而成，並未與中共的官方紀錄核對。內容如有差誤，由作者負責。《70年代》編者

北京對台政策的改變

1979年中美建交，中共考慮到國際形勢及海峽兩岸的現實情況，改變其對台政策。從「九點方案」到最近鄧穎超在政協的談話，北京當局展開了和平攻勢，推動「三通」、「四流」，呼籲和平統一（但亦未公開表示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然而，台灣對這些行動及政策，一律斥之為「統戰陰謀」；堅拒和談的立場至今並無絲毫的改變。

我個人在台灣成長，完成了良好的六年中學（成功）及四年大學（台大）教育。來美後25年，我個人對政治的看法雖有些改變，但對台灣仍保持著深厚的情誼。我亦曾回台訪問，探親訪友，與一些台灣的文教學術界人士保持連繫。許多當年的同學好友，現已是今天台灣的中上級官員，少數甚至已成為決策性的人物。我與他們在海外見面，私下亦曾有長談的機會。而且，自1975年起，我開始注意台灣的報刊。數年來，我對台灣的認識及瞭解也增加了不少。對台灣經濟之發展、教育的普及，及其他方面的進步，有極深的印象。因此，我堅拒撰文批評或攻擊台灣當局。而且，我個人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及學術研究，對實際政治並無任何興趣。然而，自從大陸向台灣提出和談的要求後，我曾多次向北京官員指出，台北絕不可能接受和平統一的要求；我並曾為他們分析台灣的心態及立場。然而，他們甚少能同意我的分析，幾乎異口同聲地指出，「九點方案」及「三通四流」是合情合理的，並批評台灣當局的「頑固」。我發現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怨仇太深，差距太大，並無任何瞭解。台灣對大陸全不信任，毫無信心。我深信，大陸目前的立場及政策不可能導致和平談判。

因此，當我獲知我將有機會與鄧小平先生會見時，便決定坦率地、有系統地向他分析台灣的心態及解釋台灣的立場，我的一些學術界的友人極力反對我的計畫；他們認為我的分析不可能會產生任何效果，只會激怒中共當局，因為他們認為大多數的中共領導人無法聽進這樣與北京的觀點完全相反的看法。然而，最後我還是決定按照原定計畫進行與鄧小平的談話，因為我認為他是中國關鍵性的人物，雖健康甚佳，但究已79高齡，以後這樣的機會恐不會太多。

台灣的心態及立場

當我步入人大會堂，與鄧小平及其他中共領袖（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軍委常務副主任楊尚昆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鄧力群等）寒暄後，立即展開了冗長的談話。我本以為鄧小平要先說明中國的立場，所以等他先開始說話，然而，他卻未開口，似乎等我先說。我們之間曾有短暫的沉默。我猶豫了一下，終於開始了我的全面性的陳述。我本以為他會打斷及反駁我的分析，但在將近40分鐘的說明過程中，他始終注意聆聽，除了問了一些問題外，未曾一次打斷我的分析。 我率直地指出，台灣不可能接受「九點方案」及「三通四流」的要求來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因為台北認為這些全是「統戰陰謀」，是中共向美國及海外人士所表示的一種姿態。和平談判只是一種手段；大陸的最終目的是瓦解台灣的民心士氣，動搖台灣的政治穩定及經濟繁榮，削弱台灣的國際地位，最後吞併台灣，摧毀「正統的中華民國」。所以，這就是為甚麼台灣認為，中共一方面提出和平談判，另一方面卻在國際上用盡方法來打擊、孤立，甚至設法「窒息」台灣。我特別提到1949年4月共軍渡江前夕，中共對國府發出「最後通牒」（包括24點建議及8項條款），台灣對北京處理西藏問題所得到的「教訓」，及台灣對過去國共談判所得到的「慘痛經驗」的看法。我並分析台灣對「九點方案」的看法。國民黨的高層領袖幾乎一致認為「九點方案」所要求的並非「對等談判」，因為台灣一坐上談判桌，台北政府立即淪為「地方政府」，承認北京是「中央政府」。30多年來堅持的反共立場及「中華民國的法統」立即崩潰，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台灣的民心士氣及國際地位將大受影響，並可能造成資金外流，經濟崩潰。這對台灣的打擊是無法衡量的。所以，台灣認為和平談判就是自我毀滅。而且，台灣人民享有甚高的生活水準，與大陸的經濟條件有極大的差距。30多年的隔離，使台灣人民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他們對大陸毫無瞭解，更無信心。因此，甚多台灣人民不認為統一會為台灣帶來任何利益。他們多認為應該維持現狀，繼續他們現有的生活方式，暫時「拖」下去。

至於中國政府保證統一後台灣可以保持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甚至武裝力量，台灣當局也是無法相信的，因為台灣在統一後即成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隨時可以改變一切，並調走台灣的軍隊，派遣解放軍駐防台灣。我並談到北京保證統一後的國民黨領袖可以參與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並可派代表參加人大政協，甚至出任國家的領導人。根據我與台灣友人的接觸，台灣對這些保證也是不信任的，因為他們認為中共的「四項原則」堅持中共的領導，統一後的國民黨不可能與中共享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台灣的領袖認為憲法的規定並非可靠的保證，因為憲法極易修改，人大只是一個「橡皮圖章」，所有重大決策均由中共中央作出；台灣的一百名左右的代表又豈能在三千人代表中發生任何投票的作用？至於政協，台灣認為那是一個安撫靠攏份子及中共尾巴的大雜院，並無實權。所以，台灣認為搞統一活動的中共統戰部實在是一個「陰謀部」。因此，我坦白地指出，中國的現行對台政策漠視台灣的心態，不可能導致中國的統一。

我並更下一步地分析了台灣目前的困難局面：外有中共的壓力及和平攻勢，國際上十分孤立；內有台灣黨外人士的壓力及經濟上的困境。蔣經國健康不佳，繼承問題必須解決。國民黨二中全會的延期證明台灣對未來人事的安排遭遇到困難，顯然尚未能取得統一的看法。我認為蔣經國先生對台灣的政治穩定及經濟繁榮曾有重大的貢獻，而且他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及「台灣獨立」運動。其他台灣的領袖，如孫運璇及蔣彥士等人，思想開明，深知國際現勢，對台灣在經濟及其他方面的成就亦有極大的貢獻。蔣經國的聲望及影響力更是穩定台灣的決定性因素。因此，他的健康及壽命對台灣的未來是十分重要的。我認為只有一個穩定的台灣才可能與大陸進行和平談判。

因此，我向鄧小平建議採取更實際的立場，減少對台灣壓力，考慮台灣的心態，照顧台灣的敏感。我甚至建議統一後既不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用「中華民國」，而改用「中國」此一稱號。我希望雙方要有耐性及彈性，減少宣傳，減輕敵意，增加瞭解，培養互信，努力縮短各方面的差距，來為和平談判培養氣氛及創造條件。

鄧小平的反應及最新構想

鄧小平耐心地聽完我的陳述後，問我是否說完，我點頭，表示已大體說完了。對台灣對「九點方案」的誤解及強烈反應，他表示驚異。他顯然並不完全同意我的分析及看法。他說，國共過去的兩次談判，第一次中共「吃了虧」，第二次國民黨「吃了虧」。他表示，中共是誠意地要與台灣合作，無意打擊及孤立台灣。一方面大陸正積極進行現代化，力求政治穩定，發展經建，改善人民生活（他似乎暗示中共要努力縮短海峽兩岸人民經濟水準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共積極推動和平統一的工作。他說：「我們的許多作法並非針對台灣，而是針對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他一再強調「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並稱頌蔣氏父子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反對「台獨」的精神。為了照顧台灣的立場，現在北京強調「國共對等談判」。他希望國民黨與中共合作，努力完成「中華民族大統一」的任務，對民族作出貢獻。他說：「我們的目的不是吃掉台灣，而是希望達到一個真正統一的中國。」他接著提出一項驚人的新政策：台灣可以使用「中國台北」的名義（仿照國際奧會的決議）留在亞洲開發銀行，與中國同時成為亞銀的會員。（雖然他說，此事尚未經過中共內部的詳細討論，但我的印象是，中國正往此一方向前進。）他似乎以「亞銀」為例來表示中國無意孤立或打擊台灣。

鄧小平似乎注意到，今年3月在舊金山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上，馬裡蘭大學教授丘宏達根據他個人對台灣的立場之瞭解，提出了所謂「和談三條件」。（雖然他未提到，但鄧小平似乎也注意到孫運璇1982年6月10日的談話。）此一論文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出乎我的意料，鄧小平幾乎完全肯定了這三項條件。鄧小平說，統一後，台灣既然可以保持原有的軍事武力，當然可以向外購買防衛性的武器（但不能因此而威脅大陸）。中共並絕對保證統一後不片面修改統一的條款；雙方可用「聯合聲明」一類的正式文件，保證執行統一條款，但鄧小平反對「國際保證」的形式，因為統一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一旦外國介入中國人自己的事務將來便「後患無窮」。至於給予台灣適當的國際地位及維持對外關係，鄧小平肯定地說，這是絕無問題的。至於「完全自治」，如其意義是「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他是堅決反對的。

綜如上述，我的印象是，鄧小平對丘宏達的所謂「和談三條件」及孫運璇的要求，原則上是接受了。然而，更令我驚異的是，他超越了「九點方案」、孫運璇的要求及丘宏達的「三條件」，向台灣提出更具體的條款：

一、統一以後，北京不派軍隊進駐台灣，更不派官員接收、接管、干預，或監督台灣的「內政」，不過問台灣的人事及調動台灣的軍隊。（但他反對「台人治台」此一名詞，因它有「台灣獨立」的含意。）鄧小平說：「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我不管你，你不管我；各搞各。」台灣可以維持其經社制度、生活方式，及黨、政、軍和特工組織。大陸及台灣將和平共存。他說：「我們絕不損害台灣的一草一木。」他並說，所有這些安排至少一百年不變。但如在執行統一條款發生問題時，雙方可通過協商來解決。最重要的是：雙方不在彼此的領土內搞任何損害對方的活動。台灣的軍隊將可向外國購買武器，維持其自衛能力。

二、統一以後，台灣將有獨立的立法權，並基本上維持現有的法律，其立法機構在不違背憲法的原則下，可制定自己的法律，來作為管理台灣的基礎。

三、統一後，台灣將有獨立的司法權及司法機構。大陸的法律規章不能適用於台灣；台灣的法院將有最終審判權，不上訴到北京的最高法院。

四、統一後台灣將保有外事權：它可以維持獨立的對外經濟關係，發給台灣人民特有的護照，及向外籍人士發給入境簽證，甚至與外國簽定某些協定。

五、統一後台灣將可使用其特有的旗幟及「中國台灣」此一稱號。

鄧小平強調，所有這些安排必須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他堅決反對台獨。他說台灣一旦搞獨立，就會淪為外國的殖民地。他認為將來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可用「聯邦」一詞來形容，但他反對使用此一名詞。台灣將是一個自治的特別行政區，但與大陸的自治區及經濟特區又不相同，因為台灣將比現有的自治區及特區享有更多的自治權及特權。

最後，他說，中國是往和平統一的方向走去，但不能公開承諾和平統一是唯一的統一方式，因為這樣的承諾將使中國永不能統一。他說，大陸正積極改善人民生活，真心誠意地希望與台灣和平共存，逐步走上統一的大道。除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並無絕對的條件。其他一切條件及方案均可考慮，討論，及採用。他說，大陸考慮歷史及現實，極有彈性，並將合情合理，充分考慮到台灣能接受的條款。

當我們結束我們的談話時，我發現鄧小平已廣泛地分析了中國的未來、現代化，及統一等問題。他提到自己年齡（他明年將達80高齡），並低沉地說：「到了我這個年齡，心裡不能不急。」我意識到他多麼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看見中國統一及現代化的完成，然而，他必定也體會到，這些艱巨的任務是需要時間的。他的臨別數語勾引了我的感觸。中國甚麼時候才能完成統一的目標？這當然不是鄧小平或我個人所能回答的問題。

（香港《70年代》月刊198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