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的文化自卑與歐洲中心主義的幾則論壇發言

“中國古代有很好的科學傳統，到明清後中國科學落後於西方”，是誤傳。誤傳含有善意的原因。鴉片戰爭後，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希望中國強大，提出我們“古代行，現代不行”以鼓勵自己。

  饒毅的這種觀點本身就是非常病態！我在歐洲五十多年，跑遍各地，沒發現過任何2500年前的能夠體現“科學”的遺物。反倒是，一旦離開歐洲，步入當前的土耳其（小亞細亞），則越是接近巴格達、大馬士革、尼羅河流域，則文化古跡就越是壯觀，琳瑯滿目。

當下“歐洲中心主義”宣傳的所謂“古希臘哲人”或“科學家”，大家不妨逐個通過穀歌搜尋仔細觀察，相信不難發現以下幾點：一，歷史不可考；二，傳說中人物；三，出身於地中海沿岸各地，且都有前往巴格達、大馬士革或開羅留學的背景。這些人，隨後給“歐洲中心主義”一股腦地列為“與尼羅河文化、兩河流域文化並駕齊驅的古希臘文化”。

歐洲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深受阿拉伯文明（已融合了古埃及文化）與中華文明的影響，隨著熱兵器的出現，歐洲便展開了領土擴展，掠奪資源的大航海運動。但真正開始對文化大國（如奧斯曼，中國）造成威脅，還是1800年工業革命之後的事，其轉捩點可以以拿破崙征服埃及（1798-1801)為標誌。早一百年，即1700年左右，歐洲基督教勢力，還差點讓奧斯曼帝國給消滅掉，說明那時候奧斯曼的綜合實力（尤其是先進火炮）還遠超過歐洲。

中國如何錯過工業革命列車，是個值得虛心探討的大題目。但不必為了兩百年受人屈辱，就把前人的智慧與古文明隨著髒水一概潑掉。

總而言之，搖頭晃腦，拿著“歐洲中心主義”來教訓中國人，正說明後殖民主義的可怕。

我兩天前做過提示，對每一個所謂的“古希臘”哲人，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最好仔細查查他們的生平。就歐幾裡得而言，維琪的記錄如下：

Very few original references to Euclid survive, so little is known about his life. He was likely born around 325 BC, although the place and circumstances of both his birth and death are unknown and may only be estimated relative to other people mentioned with him. He is mentioned by name, though rarely, by other Greek mathematicians from Archimedes (c. 287 BC – c. 212 BC) onward, and is usually referred to as "ὁ στοιχειώτης" ("the author of Elements").[6] The few historical references to Euclid were written by Proclus c. 450 AD, eight centuries after Euclid lived.[7]

A detailed biography of Euclid is given by Arabian authors, mentioning, for example, a birth town of Tyre. This biography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fictitious.[8] If he came from Alexandria, he would have known the Serapeum of Alexandria, and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and may have worked there during his time. Euclid's arrival in Alexandria came about ten years after its founding by Alexander the Great, which means he arrived c. 322 BC.[9]

請注意，根據阿拉伯的文字記錄，他生在黎巴嫩。而一般的推測是，他生活在埃及亞歷山大城。亞歷山大本人是馬其頓人，與雅典相諾，都是彼時的落後城邦，發展層次與蠻族不相上下。馬其頓民族就像蒙古蠻族一樣，一度擴張，建立了大帝國，並把帝都遷至文化最高的地區，情況一如蒙古建都北京，但不會因此形成古蒙古文明大國，或蒙古文化（對照希臘文化）。馬其頓帝國就是馬其頓帝國，渲染為“希臘帝國”還是文藝復興、啟蒙主義時後的事。整個亞得裡亞海周邊，土地非常貧瘠，古時民眾主要靠打魚與海盜為生，根本沒有形成文化大國的物質條件。就我所知，除了柏拉圖是地道雅典人之外，其他哲人與雅典、希臘沒啥關係。

就柏拉圖的生平，一般認為他在雅典建立柏拉圖學院之前，周遊了許多地方。根據維琪，Plato may have travelled in Italy, Sicily, Egypt, and Cyrene（這是利比亞）。不難理解，他的知識也是從埃及獲得的。

中國2500年前步入市場經濟與世俗化社會，與其他社會分道揚鑣。從此之後，文化人多有自由選擇職業與學以致用的途徑，因此無論科技與經世學問，多側重於實用性。至於大哲學，大理論，一般脫離實用價值，自然形成傳統文化的“短板”。這方面，錢穆早有詳細論述。至於琳琅滿目的手工藝品，與豐富多樣化的農產品，則不是任何其他社會所能攀比。因此要談古代科技，或在埃及至今可目睹眾多令人敬畏的雄偉遺物。至於歐洲，基本一無所有，因此再受到宗教束縛，長達千年的黑暗狀態成為必然。這方面我也已多次強調，一個沒有紙張的社會不可能發展出什麼文化。

饒毅的觀點，除了受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之外，所謂“中國近代的科學研究主要是從1949年開始”，又是另一種“主流意識”的荼毒。新中國的建設，依憑的是西南聯大而不是延大。甚至於第一代的核工人才，與老蔣的遠見與安排也脫離不了關係。

就xx兄提到的“邁向現代科技社會的條件”方面，至少據李兆良先生的研究，鄭和時期，我國無論在天文，地理，物理，測繪，航海，農業方面，都還遙遙領先。全球彼時能與中國競爭的，也只有伊斯蘭文明可言。

個人覺得，西方之能夠邁進工業社會，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其發明（機械動力）與產品，能夠摧毀其他社會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方式（如兵器，布料與金屬農具）。至於中國過去的出口商品，均非生活必須物質，因此不可能靠出口而進行巨大資本積累、再生產的無限擴大化，與領土擴張。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的早期擴張，不能成功，而英法美卻取而代之，有其一定的歷史偶然性（譬如機械生產與毛料的結合，熱兵器的大規模生產與海洋文化、殖民擴張的結合）。這裡，就涉及xx兄最後提到的至關緊要的“經濟效益”問題。

2004年我曾為文介紹過，八世紀中國的造紙技術傳至伊斯蘭世界，經過兩百年醞釀，伊斯蘭文化達到高潮。此後十世紀初，該技術由阿拉伯人傳至歐洲，又經過兩百年醞釀，掀起文藝復興運動。如今我們不得而知的是，當伊斯蘭世界於九世紀左右，藉助猶太人與波斯學者的力量，大量翻譯兩河流域與尼羅河流域經典著作時，是否如實保留了原始來源的資訊。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歐洲陸續翻譯阿拉伯文與拉丁文文獻時，多抹煞了來源信息。這就是是為什麼，十九世紀前後，歐洲文化界把過多的著作歸列於亞裡斯多德、柏拉圖、莎士比亞等大師的名下，而我們只要看看其數量，就知道以當時的條件，即便一百個亞裡斯多德也不可能完成“他的”著作。

昨天xxx兄提到的Saint Albert，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人生於1200，死於1280左右。那時他就是個積極的反猷運動和十字軍東征的組織者。遲到1899年，德國學術界才把38卷學術著作，（22000頁）列為他的學術成就。以當時德、法、意等國的物質與文化條件，根本不可能完成。1899年，剛好又是歐洲編造“古希臘文化”最狂熱的時代（史學界稱呼為Philhellenism “the love of Greek culture"）。另一個具體例子就是歐洲學者廣為徵求雅典神廟的修復設計圖，最後輾轉採納了德國兩位建築師的構想，修復成今天的模樣。此前神廟原址中心還有一個奧斯曼當局建的清真寺，但改造過程中給拆了。古希臘狂熱的最大動機，就是要擺脫伊斯蘭文化的影響與痕跡，其衝動一如當前臺獨的反中，以及中共如何把其“道統”追溯為馬恩列斯毛。今天只要仔細讀讀十九大檔，觀察一下中共每屆領導人在編織道統故事上，如何煞費苦心，就該對我們一路走過的繭房裡灌輸的“知識”，要謹慎消費。

羅馬帝國為方便統治，於西元293年分為東、西兩部分，其領導人均稱為凱撒（固然有大小，主副之分）。西羅馬一邊於400年左右讓日爾曼蠻族所滅，而東羅馬為了奠定其基督教文化基礎又開始壓制、隱藏兩河流域（如銷毀柏拉圖學院，殺害學者）、尼羅河文化，以及後世稱呼的“古希臘”文化，於是實際步入黑暗時期。

有個有趣現象就是，一旦歐洲某些勢力有意進行領土擴展，甚至萌生領導歐洲的野心，就會把自己冠以凱撒的稱號。譬如，962年的奧托與隨後的卡爾大帝，奧匈帝國，突厥奧斯曼帝國（1453年滅了東羅馬，突厥語凱撒為Kayser），以及後來的俄羅斯沙皇（tsar）。這裡出現的衝動，就是我提過的“編織自己的道統”。德，奧地區自稱凱撒是為了貶低東羅馬。奧斯曼突厥人自認為是凱撒傳人是為了使歐洲人臣服，沙皇則是為了取代滅亡後的東羅馬帝國。

他們為什麼不把“道統”援引自希臘帝國？很簡單，因為以前沒那個概念。編造古希臘文化還是文藝復興、啟蒙時代，歐洲文化崛起之後的事。

另外可以關注的現像是歐洲長達1000年黑暗時期的識字率。據我所知，那時期歐洲人手上有本聖經是很了不起的事，甚至閱讀的權利都為教會壟斷。絕大多數地區，識字率不到3%，婦女的識字率更是不到0.3%。因此第一部由婦女發表的文學著作，還是文藝復興有了紙張之後的1450年左右。而同時期，即相當西方的中古時期，中國農村識字率可高達20-30%，大城市甚至可超越70%。古時老百姓學文化，不是近代瞎說的什麼“為了做官”，而是在一個職業分工又不受血緣、階級約束的市場經濟環境裡，大多人口學點文化，就是為了就業。至於中國的女文豪，似乎是無以數計。